吕端午是土城历史上的第一任村支书。
吕老汉今年八十有四，身体还算硬朗，除了咳嗽，别无大碍。
他文化程度不高，解放后才扫的盲，但颇有悟性，甚喜读书，见解常有独到之处。
钟锐来土城后，与老人多次碰面，尚无一次深谈。
这天有了机会。他吃过午饭，闲来无事，村外蹓跶时，遇见老人沟渠边放羊，两人席地而坐，攀扯起来，且一谈之下，甚为投机，不觉互相欣赏，彼此亲近，撤掉心底藩篱，彻底敞开胸怀，无所顾忌地畅谈起来。
钟锐问起了土城村的过去。
吕老汉吸着自卷的纸烟，眯缝起双眼，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让思绪穿回到那遥远的岁月——
仔细推算起来，土城村的历史，其实非常短暂，至今不过七十余年，其成因极其特殊，乃抗日战争时期，偶然因素之下形成的一个村落，在数学上属于一个小概率事件，算得上中国农村的一个特例。
栖山县一带曾经流传过一个顺口溜：
王老汉，种西瓜，
一根瓜藤往外爬，
爬了一省还不算，
四个省里都有它。
这个顺口溜说的就是这个土城村，道明了土城村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
土城村在形成之初还有一个别名：三姓庄。这个庄最早只有三个人：吕端午、田大嘴、杨铁锤。
在三姓庄之前，叫大荒洼；在大荒洼之前，叫黄河故道。古老的黄河水曾经浩浩荡荡地流经土城村数千年，想一想都惊心动魄。
吕端午原是渭南人，1938年春天刚满十四岁，每日替有钱人家在野外放羊和拾粪，没有一天吃得饱，一日山下过部队，他丢下羊鞭，跑下山，帮人家推炮车，从此吃上军粮，当了一名娃娃兵。那时个头儿刚赶上枪杆儿高。
田大嘴是通辽人，比吕端午大十岁整，原是街头上说书卖唱的，东北沦陷最早，田大嘴被小鬼子抓去修筑铁路，做了劳工，九死一生，逃了出来，活下来实在是个奇迹。
杨铁锤是豫西人，年岁跟田大嘴差不多，本是铁匠，被“遭殃军”抓了壮丁，迫不得已当了兵。
1938年1月至6月，国共联合抗日，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徐州大会战。中国方面共投入12个集团军约60万人，日军动用了8个师团、5个旅团共24万人。战争在苏鲁豫皖地区持续了五个月之久。
1938年夏初，吕端午也随部参加了徐州大会战。战役在徐州北的栖山县地面上打响。那场战役极其惨烈，也极其混乱。吕端午所在的队伍被打散了，他落了单，握着一杆大枪不知该往哪儿冲。头顶上不停有鬼子的飞机呼啸着往下丢炸弹，到处是震耳的爆炸声和冲天的火光，身边流弹不断，脚下死尸遍地，吕端午吓坏了。他本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哪见过这阵势？当兵时间又不长，胆子还没练出来，此刻吓得趴在一片废墟上尿湿了裤子。他看到有人丢掉手里的枪脱下军装，掉转身来往庄稼地里跑，他也照着做。穿过一片高梁地，蹚过一道小河，跃上一条宽阔的大路，没命地一路往北逃窜，一心只想离那枪炮声远一点，再远一点，其余的什么也不想，动物性生存本能主宰了一切。他没头没脑地跑了一夜，跑进了一片无边无际的大荒洼，耳朵里听不见枪声了，炮声也变得遥远了，心才稍稍安定下来。他刚停下步子，就一头栽倒了。他太累了。
他倒在草丛里昏睡了一阵，爬起来找水喝，遇到了同是庄稼汉装束的杨铁锤和田大嘴。
三个差点死于战争的男人，不愿再回到战争中去，乃结伴在大荒洼居留下来。
此时的大荒洼呈现出一派天地初生时的模样，榛莽遍地，野树蔽日，群狼逡巡，人迹罕至。
三人结成异姓兄弟，垦荒拓地，架梁起屋，远离了外界的纷纷扰扰，过起了老百姓的太平日月。这就是土城村最初的雏形，始称“三姓庄”。
当时地方上并不宁静，各种势力，不停拉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更兼草寇流匪时常窜扰，搞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而三姓庄得之于地势的荒僻之利，而能偏安一隅。
周围的富室之家，因在本乡不堪其扰，乃收拾了细软，赶着骡车，率领家人投奔三姓庄；也有一些穷人，没有土地，活不下去，也携妻挈子，来投三姓庄，共同开荒垦地；也有一些流浪汉和叫花子，浪迹到此处，发现有地可耕，有食可守，遂也留了下来。这就是土城村村民的最初来源。彼时的景象颇有点“避秦时乱”的世外桃源之概。
程小石的爷爷程从礼，正是当年逃奔三姓庄的财主之一。
三姓庄不断扩大，开始形成了一个小有规模的村落。
为了对付逃兵、土匪的偷袭和抢掠，三姓庄在庄子四周筑土为城，外围又挖沟引水成护城河，城之四角各置土楼一座，日夜派人持火铳守卫。大家躲在城内小心翼翼地过日子。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小的城了。
三姓庄由此更名土城。
当时本地人管绑票抢劫的匪帮叫“大马子”。土城的武装也只能抵挡一下乌合之众的“大马子”而已，遭遇大股日伪军来扫荡，只好倾城而逃，逃往北面鱼台地界的千亩湖荡之中。
村里最早主事的是田大嘴。田大嘴不亏是说书的，能言善辩，巧舌如簧，一张口能把死人说活。但大伙很快就不待见他了，因他只会纸上谈兵，出了不少馊主意，让大家吃了许多苦头。
这时来了程从礼，迅速成为一村的主心骨，田大嘴靠了边。
程从礼读过私塾，肚里有墨水；人又坦坦荡荡，颇有君子之风；处理起事情，杀伐果决，干净利落；村里起了争端，他不问亲疏，不分远近，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两只眼睛只认得一个“理”字，众人不服都不行。他虽是个财主，却并不当自己有钱人，从不拿自己高人一等，即使遇到讨饭的，也会先退一步，把路让给人家先走。——其实他那时也算不上有钱人了，为了土城的耕织生产，他已散尽家资，跟穷人一般光景了。
土城村是1948年淮海战役后获得解放的。
在1948年之前，土城属于村民自治阶段，程从礼的带头大哥的身份，只是一种民间地位，并没得到官方认可。
1953年上级普查阶级成分，程从礼被划为地主成分，被觉醒的革命群众所抛弃。吕端午因在群众中口碑最佳，而被任命为支部书记，填补了程从礼之后的权力空白。
吕端午乃土城官方意义上的第一任村领导。
同时吕端午也是土城历史上主政时间最长的，从1954年持续到1983年，长达30年，历经无数次运动而不倒，被称为土城的“不倒翁”。
吕端午的这个支书，不太像个支书，跟普通村民没啥差别，在那个大集体时代，和老百姓一样下地干活，出大力流大汗，拿同样的工分。衣食住行，完全同等。
吕端午没多少私心，但也没多少魄力，既犯不了多大的错儿，也干不出多大的事儿。他一辈子循规蹈矩，只会横平竖直地过日子。性格就像书法中的正楷一般，方方正正，四平八稳。
吕端午在回顾到自己的领导生涯时，自我评价非常低。他向钟锐说：“俗话讲，慈不掌财，义不掌兵。我生来心慈面软，根本不是做干部的料。”
他的“不倒翁”的运气，皆是来源于他的平庸。
吕端午退位后，换了杨铁锤的儿子杨云高当支书。
杨云高绰号“杨大叫驴”，此人生得黑金刚一般，脾气暴躁异常，动不动吵破天，村民无一不怕，见之如避瘟神。
杨云高干了十一年，因霸占妇女被判入狱。
1994年，田大嘴的儿子田国栋接替村支书至今。
田国栋性格倒还平和，不像杨大叫驴似的爱骂人，但这人爱心里做事，面上一丝不露，人送外号“鬼难猜”。
他曾是全县的“学毛著积极分子”，被公社书记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洗净泥脚杆跨进了浒州师范学院的大门，不料半年后突然在政审时，被查出其父田大嘴有历史问题，没有二话，立马被开回老家。
田国栋回村后，跟老爹划清界限，带头揭发和批斗老爹，并在众目睽睽之下动用皮带猛抽那位潜藏在自己身边的阶级敌人。田国栋大义灭亲的壮举感动了县革委会，认为他完全被革命群众挽救回来了，乃是一个可造之材，决定特批他入党，并当上了土城村民兵营长，为日后荣任村支书铺平了道路。
田国栋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田来元，小儿子田来宝。
1997年，田支书大刀阔斧办村企。这也是及时响应阳屯乡领导“企业强村”的号召。（彼时阳屯已由公社改为乡，不久后又升格为镇）。他以村委会的名义贷款搞了一个水泥预制厂，并举贤不避亲，任命自己的大儿子田来元为经理，大儿媳金彩娥为会计。当时建筑行业异常火爆，因此预制厂的生意非常红火。但账面上老是显示亏损。2000年，预制厂宣告破产。在村民的一片谴责声中，田来元带领着金彩娥落荒而逃，无颜多留土城一刻。据田国栋说，两人流落到南京迈皋桥贩小青菜去了，勉强糊两只嘴巴。但也有传说两人在松江县舒舒服服做寓公的。
在吕端午的全部回忆中，最令他留恋的，并非他当支书的那三十年，而是最初开垦大荒洼的那段时期。他说：“那时，日子是苦的，精神上还是很愉快的，因为大家一条心，个个单纯得要死，没有哪个藏奸耍滑，团结得就像一家人……越是困难时候，人心越是能拴在一块儿，等到真正过上了安稳日子，人就慢慢变喽——所以人这种动物，天生不能过好日子，一旦过上好日子，就一刻不停地生事儿，一刻不停地瞎折腾。在我看来，人天生就是个贱命。”
钟锐请教土城村当今之计如何办。
吕端午长叹：“不好办了，人心已散，拢不一起了。”
钟锐也学会了一点土城人的口音：“这人心问题，咋个弄哩？”
吕端午并不顺着他的话讲，而转到另一个更宏大的话题上：“我琢磨着吧，整个人类都是没有前途的，因为自私是人的本性。越来越多的贪欲会带来越来越多的灾难。”
钟锐认为吕端午大错特错，他说：“人身上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人类所独具的自省能力，决不会放任贪欲无限发展。”
这时吕端午讲了一句话，如同几个月前舅舅的秘书老孙对钟锐讲过的那句话一模一样，他说：“你还是太年轻啊。”
钟锐不服气，急道：“自私是人的本性，但不是惟一的本性，‘善’也是人的本性呀。孔子不是说过‘人之初，性本善’吗？”
钟锐认为人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善与恶集于一身。善与恶的关系，如翘翘板之两端，是一个此起彼伏、此消彼长的过程。
两人正谈得投入，忽然听到村头传来吕明玉柔柔细细的甜美的嗓音，在唤吕端午回家：“爷爷——回家吃饭了——”
深秋的天气，白昼短了许多，不知不觉暮色落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