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错误的教训
首先，让我们来做一个多项选择测试。考虑下面两个人物。
我们在本书多次谈到了亚历山大?霍利。他把现代炼钢技术带到了美国；而且，他还创建并不断改进了高度机械化而且节省人力的美国钢铁制造业体系；在这方面，他比其他任何人做出的贡献都要大。霍利的工作极大扩展了康涅狄格河河谷地区的机器制造传统的范围，也是对典型的、通过先进技术来提高生产力这一美国模式的全面展示。
霍利建成了他那些伟大的钢铁厂，25年之后，弗雷德里克?W.泰勒[1]解决了用手工把生铁装上货运车厢这一问题。按他的说法，在经过多次研究和分析之后，他和他的助手们计算出了最佳的负重和步行速度，把人体的动作精确计算到了每一分钟以获得最佳的结果。他的“科学”样本几乎全都是以一个名叫亨利?诺尔的工人为基础建立的。这个人长得瘦而健壮，而且精力旺盛；泰勒后来称他为“傻瓜移民施密特”，从而让他名垂千古。诺尔好像很喜欢重体力劳动，经常在下班后跑1英里的路程回家；但是，即使是诺尔也无法始终如一地符合泰勒的标准。由于泰勒把他的标准用于计件工资制，所以几乎所有的生铁搬运工都被扣了工资。
要让读者所做的选择是，在这两个人中，哪一个会被学者和商业学院的教授们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哪一个会因为“自从《联邦党人文集》出现以来对西方思想做出的最强有力、最持久的贡献”而被认为其崇高地位不亚于管理宗师彼得?德鲁克？在1977年对教授和历史学家们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哪一个人会击败包括安德鲁?卡内基、约翰?D.洛克菲勒、阿尔弗雷德?斯隆以及亨利?福特在内的所有候选人，而被受调查者们认为对管理思想和实践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那些选择霍利的读者们猜错了。
泰勒一生的真正角色是机械工厂技术的一个创新者，而他的贡献也的确非常重要，足以使他公正地被授予“现代机械工厂管理之父”这一称号。但是，他自己所谓的“科学管理”的核心特点只是关于人工操作的组织和管理方面的理论，比如他提出的“用铲科学”或者“重体力劳动规律”；这些理论指出，一个“一流的”工人如果负重92磅，那么每个工作日中他不负重的时间就会占到57％；而如果把负重减到一半，那么每天不负重的时间就只有46％。（对，这些都是废话。）但是，即使承认泰勒理论的表面价值，它们过于繁琐的过程还是令人震惊。人工操作的管理在工业中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但是，当涉及到搬运生铁之类的问题时，类似亚历山大?霍利或者亨利?福特这样的人就会首先问道：到底为什么要用手工来干这些活？在更深入探讨泰勒的理论之前，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们究竟为什么认为他的理论如此重要？
美国的实业大亨们在身后留下了新的、巨大的权力中心，而上一问题的答案就存在于美国的思想家与这些权力中心达成妥协的方法之中。一方面，这一过程在表面上承载着摩根的承诺，即新的大企业联合是设计用来“驯化”类似卡内基钢铁公司这样长有利爪的掠食者，并重建“有序的”竞争；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认识的释放过程，即“商业”可以更胜于残酷的、无止境的、造成浪费的战争，而成为另一个适合于一个教授在课堂上讲授的课题。当时，美国正在成长壮大的中产阶级上层在子女身上的投入非常大；让他们明白，在学校里学好功课就是迈向商业成功的第一步——就像法律或者医学行业的情况那样，这对他们来说尤其是一个安慰。最后，这样一个概念——即与其他学科一样，商业也是一门科学——也让知识分子们恢复了信心，让他们感觉在这一课题上还有学问可做。
知识分子们发现了机器
想像这样一个情景：在1900年的巴黎博览会，年事已高的亨利?亚当斯——历史学家、两任总统的后裔——站在一个巨型发电机前，“困惑而无助地”几乎要跪倒在地，就像“公元4世纪时，伊希斯的一个牧师跪倒在耶稣的十字架前一样。”亚当斯的不幸代表了美国精英阶层在世纪之交时遭遇的严重的知识分子危机。在一代人之前，即使是世俗论者也绝对相信美国人的冒险有其幸运性：伦敦城上不再有来自上帝的光芒，但他们仍然能够看到它。这种幸运性暂时还没有遭遇达尔文——毕竟，教科书上的进化树通常显示的是一个欧洲的男性白人占据树顶。但是，到世纪末的时候，精英们已经开始理解这种进化论的本质上的随意性了；如果“适者”的唯一标准是能够生存，那么世界的未来就可能更属于甲虫和老鼠。旧的真理一个接一个地破灭：放射性证明物质的永恒性是一个谎言，弗洛伊德[2]对意识的更阴暗的一面的探寻揭露了“理性人”的借口。卡尔?皮尔森[3]在1892年所著的畅销书《科学的基本原理》强调了物理学具有的概率特征以及存在的真实的不可知性，比如力。《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书嘲笑了它的作者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