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度“离‘右派’只有五十米的距离”，他一度在“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中成为攻击对象；他的亲弟弟在“文革”中被关押七年之久，双眼险些失明；我们也知道，这位共和国的首任总理，本有着一副铁板一样的身体，冬天不戴帽子，很少穿大衣，在零下12度的气温下都不穿毛裤。他的疾步行走让年轻的卫兵们得一路小跑才跟得上。可是，“文革”耗尽了他的生命。据总理侄女回忆：“我是1965年跟丈夫调离北京的，74年才回来，在我走之前他多精神，身体好极了，但‘文化大革命’中间我曾出差回过北京，眼看着他身体越来越差，人越来越瘦，皱纹越来越多，白头发越来越多，老年斑明显增加，整个情绪是强打的，不得不有精神，需要撑这个局面，跟过去完全不一样，（文革）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为力挽狂澜，有多少方面的工作需要他操心与操持，有多少方面的问题需要他思考与思索。即便如此，他没有忘记遥远的向阳湖，没有忘记那里的干校，没有忘记干校里的文化人！
1992年，萧乾以饱含深情的笔墨，这样怀念周总理：“他一生闯过多少大风大浪。在他自身难保时，还伸出双臂尽力拯救大家，他是一位谁也不会忘记的中华民族的伟人。”
撕心裂肺的哀思
1976年元月，当周巍峙收到一张去北京医院向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的讣告时，他感到手里握着的是一只锥子，正在划过他的心。带着那份无以复加的痛楚，他在寒风中等待了很久，终于见到了总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总理又黑又瘦，满脸黑斑！这是他印象中那个精力充沛、目光锐利、英俊潇洒的总理吗？他的腿软了，眼前冒起金星，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坚持着走出了那个狭小的灵堂。而在医院外面，他的夫人、歌唱家王昆带着儿子一直在苦苦哀求，希望能让他们进去，最后见上总理一面，然而，她的请求遭到了拒绝，她只能对着医院的方向，深深地鞠上三个躬。随后，全家人亲手扎了花圈，又一起抬着花圈，步行着送到天安门广场，只为表达对总理无尽的追思。当年11月，周巍峙写下著名的《十里长街送总理》，直到今天，王昆每演唱一次，都忍不住泪如雨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当咸宁的李城外先生采访周巍峙夫妇的时候，周老特地写下“身在向阳湖，心系周总理”的题词。李先生看到，周老家的客厅里，摆放着一个印有总理彩照的瓷盘。总理的英容笑貌，时时刻刻都在他们身边！
也是1976年元月，离开向阳湖干校不久的诗人郭小川得到总理去世的消息，他撕心裂肺，日不能食，夜不能寐，连续数日痛哭不止，几乎起不了床。就是带着这样无比悲痛的情绪，他奋笔疾写出长诗《痛悼敬爱的周总理》：“改一改吧/把令人战栗的《讣告》/改成总理病愈出院的消息？ /改一改吧/把照片上的遗容/改成总理作报告时的雄姿？ /我们要用带血的声音/一万次呼唤：醒来吧，总理！”
总理去世以后，冰心家里长年挂着总理的画像，画像前永远供奉着的是鲜花。每一年的腊月初八，全家人都要吃腊八粥，为的是纪念在那一天去世的人民总理周恩来。1976年清明期间，轰轰烈烈的悼念总理活动在北京达到高潮，群众们一拨拨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冰心夫妇已无力远行，但是，她的第二代、第三代都活跃在天安门广场上，他们每天为老人报告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四人帮”极力制止人民的纪念活动，面对威胁，冰心的小女儿说：“娘，您放心，他们不敢怎么样，就是敢怎么样，我们那么多的人，还怕吗？”冰心的心里翻腾着，目送着孩子们拿起挎包向天安门进发。
冰心在她的文章中说：粉碎“四人帮”后，我的朋友周明和刘茵把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悼念文章，编成一本《天上人间》。编后请我作序。我只看了目录，就呜咽得看不下去。我为这本集子写了不到百字的序言。在这里，我把它作为本篇的结尾，以表达我对周总理的无限敬仰和怀念之情：我深深地知道这本集子里的每一篇文章，不论用的是什么文学形式，都是用血和泪写出他们最虔诚最真挚的呼号和呜咽。因为这些文章所歌颂哀悼的人物是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是我国20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
1978年，离开向阳湖后还没有获得平反的剧作家陈白尘，开始了大型舞台剧及电影剧本《大风歌》的创作，他自称这是他平生用情最深的一部作品，是用血和泪铸成的作品。说到创作缘由，他说是献给周总理灵前的一首诗的化身。只有为了周总理，他才可以拿出全部真挚的情、爱与恨来倾情创作！
1976年，沈从文参加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回来后，他的助手回忆：我们满怀悲伤急忙去看望他。一进屋，我们没有听到往日那熟悉的招呼，只听他低低地问道：“谁来了？”过分的悲痛使他因眼底充血而双目朦胧。
1981年，历经风雨和磨难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最终得以出版，出版前，沈从文对全书进行了校订和增补，而在排版中，全书仍保留原有的编排体例，并把原来拟定的200幅图像作为主图，放在前面。新增加的资料，即便十分重要，也一律作为插图附在文字说明中。沈先生说，这样安排不为别的，只为纪念周恩来总理生前对这部书的关怀。
在张光年的起居室里，挂着一帧条幅，条幅上写着：“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这是周总理旅日期间作的一首诗作，张老与这首诗朝夕相处，表达着对总理无尽的思念。1995年，82岁的老人将自己近20年的思念浓缩成一首诗：经过了多少年年月月，我们年年月月怀念周总理，怀念我们的良师益友啊，我们人人心里有个周恩来。
1978年，在总理逝世两周之际，范曾专门作诗以纪念，其中云：“又是无垠千里草，音容两载梦中多，心碑岂待石工磨。”1986年，在总理逝世十周年之际，范先生再度为总理作诗：留取丹心，标青史，巍巍品节。云归矣，长街送别，鹃魂啼血。
……
我们无法统计，有多少向阳湖文化人，用多少种方式表达着他们对总理的无尽哀思。我们也无法知道，在十里长街送总理的队伍里，站立着多少向阳湖文化人，在当年的天安门广场，有多少朵白花是向阳湖文化人扎起！1976年1月8日，那个天地同泣、江河失色、日月无辉的日子，一声噩耗击碎了多少向阳湖文化人的心！只要在那个时候有日记、书信或者其他文字留存，没有一个人不是在表达他们的深切悲痛！这是一份不约而同的伤痛，是一个文化人集体的悲痛记忆，那一份哀思一直绵延到现在，而且会更久更远……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有几个场面如十里长街送总理一样震撼人心！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有几份哀思如天安门前的悼念一样深重！难怪冰心称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付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也难怪萧乾称总理的雕像矗立于每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中。
永远的文化知音
当十个人、几十个人、一个更大的文化人群体真切纪念着一个人，透过他们饱含热泪的字里行间，我坚信，周恩来总理，这个曾经是优秀学生，也曾是战场指挥官，这个关心着灾区百姓的生活，又关心着祖国核电发展的日理万机的总理，的确总有一方心灵的角落，留给了中国的文化人。确切地说，他的这份关心始于更上的时候。
1938年，24岁的张光年在武汉首次见到了周恩来，那一次，周恩来专门召集他们演剧队队员了解思想情况。1939年，两人在不同的地方从马上摔下，结果是周恩来的右臂再也不能伸直，张光年的左臂不再能弯曲，从此，两人间还多了一份“同病相怜”。也是在那一年，周恩来从前方回到延安，观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兴奋不已的他还亲自指挥着一大群热血沸腾的青年演唱其中的《保卫黄河》，对张光年更是刮目相看。1941年，皖南事变后的重庆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为保存文化力量，周恩来设法请昆明的朋友把张光年送到了仰光。离开的那一刻，张光年泪眼朦胧：周公啊！您把我安顿了，您还要在虎口苦撑多久呢？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刚刚结束，张光年为《人民日报》起草了相关社论，就在社论即将见报的那天深夜，总理在中南海指出了文中一个关键性的错误，日理万机的总理对戏曲工作的专业与细心，让张光年感动得羞愧难当。
1937年8月，在上海从事了几年救亡活动的周巍峙在华北前线首次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不单纯是艺术家、同时也是文艺工作领导者的周巍峙，与总理有了更多的接触，他进一步感受到总理作为国家领导人对文艺的专业，对文化工作的热爱与细致。记忆最深的当然是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的创作、排练与演出，总理至少参加过17次《东方红》的创作活动，而且每天周巍峙都要电话向总理汇报一次工作进展，一次又一次地聆听他老人家的精辟见解。每一个重要情节，总理都亲自参加讨论、定夺，即便如此，总理还是强调，他的意见不一定就正确，提出来供大家参考。当一位日本客人就《东方红》的灯光技术提出问题的时候，陪同的总理随即就作了准确的回答，让客人十分吃惊。当她知道整个大舞台都是总理亲自关怀指导完成的时候，感动得泪光闪闪，连声说：“只有你们中国才有这样的总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