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摇身变顾问
1946年8月和10月，远东国际法庭两次发出传票，要求中国政府将冈村宁次押送到东京审判。就在远东国际法庭接连发来传票的时候，1946年11月，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正式聘用冈村宁次为军事顾问，直到1948年3月29日。从此，他直接参与了蒋介石在内战中发动的大部分战役。
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中国延安八路军总部公布了日本侵华战犯名单，在这个名单中，冈村宁次赫然列在第一位。
冈村宁次，1884年出生于东京，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15年，他以搜集资料编纂战史的名义，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不久，又被北洋政府的日籍军事总顾问青木宣纯选为助手，在北京呆了两年多。1923年底，他被派到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当武官，1925年起，又兼任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1927年任日本陆军步兵第6团团长，期间出兵中国山东，是制造“五三”济南惨案的主凶之一。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与制造一二八事变，率部侵犯上海。同年，调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兼任驻伪“满洲国”武官。1933年春，关东军侵犯热河、长城，威逼平津，他代表日方迫使国民党当局与之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1934年起，历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第2师师长、第11集团军司令、军事参议官等职。1941年晋升为上将，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1944年，先后任侵华日军第6方面军司令和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
他在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期间，疯狂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中国抗日根据地实行“烬灭扫荡”，罪恶滔天。1945年率领侵华日军向中国政府投降，在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上，代表日方签字的正是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是日本法西斯军队中最凶顽的战将之一，在二战期间日军所有高级将领中，冈村宁次侵华的历史最久。他曾戏言自己是日军里的“泥瓦匠”，“哪里作战出了麻烦，就被调去涂抹一番”；部下和同僚承认他“每次抹得确实相当出色”。以他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冈村宁次属于必惩的要犯之列。
日本投降后，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自知罪责深重，他已经做了被定为甲级战犯，并被处死的打算，“中国事变以来，我虽未直接参与战争的谋划，但一直在中国战线先后担任师团长、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最后达到最高地位的总司令官。因此，在停战初期，我自忖不仅将被判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
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冈村宁次接到蒋介石的一封电报，电报要他继续坚守岗位，并负责维持秩序，所有武器装备移交给重庆中央军，而决不可向其他军队移交，遇到不法扰乱者，可作自卫反击。他权衡再三，复电蒋介石：遵令执行。命令所属部队在原地等待重庆政府军队来接收，对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坚持予以拒绝，必要时可采取武力自卫，毋庸踌躇。
1945年8月18日冈村亲自给在华日军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纲要指出：“皇军停战后，切不可松懈斗志，要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气魄和斗志，加强对重庆政府的支持，要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根据重庆政府的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重庆政府军队。”
9月9日，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在中国战区投降书上签字。1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一些高级将领，与冈村举行了“亲切会见”。何应钦表示希望冈村“致力于中日之合作”，此时的所谓“中日合作”，无非就是共同对付与国民党争夺受降权的中共。冈村宁次点头赞同：“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国投降，就应该忠实地为中国政府效劳。”9月中旬以后，遵照中国方面的指令，冈村的总司令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他本人改称总联络部长官，负责协助盟国方面遣返在华日军官兵和侨民回国。此间，他每天只是上午到该部办公两三个小时。
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战犯名单。冈村宁次意识到，对他的逮捕只是时间问题了。但此时老于世故的冈村宁次已经嗅到中国内战的气息，知道中国内战是他开脱的最好机会。冈村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年，他的“三光”政策曾经给华北的敌后根据地造成重大损失，冈村可谓拥有丰富的“剿共经验”。只要中国内战一开，蒋介石就会有求于他，他也就有救了。但是，他又不便直接去见蒋介石，想来想去，决定利用与何应钦、汤恩伯是日本士官学校同班同学的关系，为自己搭桥。他抓住这三个人的强烈反共心理，于1946年4月8日给何应钦、汤恩伯写了封信。信中表示愿意将他多年的“剿共经验”“奉献”给蒋介石。
4月14日上午，何应钦与汤恩伯拿着冈村的信去见蒋介石。蒋介石看了冈村的信，马上表示可以让冈村“立功赎罪”，让他把《消灭共产党军队之战略战术》写出来。
于是，20天之后，冈村宁次的《消灭共产党军队之战略战术》就炮制出来了。全文15000余言，分为战略与战术两大部分。
蒋介石看了冈村的文章和信，如获至宝，马上命令以《剿共指南》的形式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蒋介石为了感谢冈村的贡献，还特意让赴美访问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携带一份飞往华盛顿，送给杜鲁门，希望杜鲁门意识到冈村宁次的作用给麦克阿瑟打招呼，给冈村减罪或免罪。
就在冈村宁次为自己的聪明感到暗自庆幸的时候，1946年8月8日上午，蒋介石收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转来的、中国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关于要求逮捕冈村宁次写给该法庭的一封信，以及《冈村宁次在华犯罪事实调查材料》和远东法庭首席检察官季南在上面的一段批语。
吴玉章的信要求国际法庭维护正义与公道，通知中国政府逮捕冈村宁次，并押往日本东京接受审判。季南的批语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收到吴玉章的信函和调查材料之后，已在讨论是否将冈村宁次定为甲级战犯。此时，国内许多报纸强烈要求政府审判冈村宁次。但蒋介石以冈村负责的投降日军和日侨归国工作尚未结束，加之他又肺病复发，不宜对他进行审问为由继续庇护冈村宁次。
对蒋介石感恩戴德的冈村宁次更加卖力地为蒋的内战出谋划策。这期间，冈村遵国民党军事当局嘱托，先后撰写了《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分析报告和文章。同时，国民党军事当局每策划一次新的作战计划，其作战厅总会有人来造访冈村，拐弯抹角地打探一下他的意见。
到了1948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人来到南京政府国防部，声称要把冈村带走，因为整个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即将结束，冈村必须在4月份远东军事法庭解散前到庭受审。
蒋介石、何应钦获悉，左右为难。他们心里明白，冈村去远东军事法庭，必定被判死刑，但若不把他交出，又怕因包庇战犯而受国人抗议。于是以冈村得了肺病（也确患了此病）为由把来人打发回东京。
转眼到了6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后决定在中国审判冈村宁次。7月7日上午，冈村接到国防部军事法庭的传票，要他在12日到上海市商会礼堂受审。冈村一时惊恐沮丧，以为自己的死期到了。可就在第二天，何应钦派副官向他传达口信，让他宽心。
7月12日后，上海法庭对冈村进行了几次预审。但蒋介石继续以健康为由包庇冈村宁次，使他尽管已经成为囚犯，却依然不必进监狱。直到8月9日，石美瑜提出的冈村宁次应扣押于战犯监狱的申请获得批准，他才被送进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也就是说抗战胜利整整3年后，此敌酋才真正成为中国政府的一名囚犯。
8月17日，上海各报在显要位置刊登消息：定于本月23日在市参议会礼堂对冈村进行公审。
1948年8月23日，冈村宁次的第一次公审在上海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进行。
由于这是第一次公开审判血债累累的冈村宁次，中国民众以及国际社会都十分关注。对此，国民政府也大造声势。上海军事法庭在开庭审判前，有意像筹办展览一样精心布置，周密安排。审判长由石美瑜担任，三名辩护律师分别为江一平、杨鹏和钱龙生，这三名律师是国防部专为冈村一案聘请的当时上海最知名的律师。
上午8点左右，宪兵押解冈村乘坐囚车来到法庭。
9点30分，公审开始。会场里座无虚席，非常肃静。检察官宣读起诉书，然后分别对被告人和证人进行庭审。冈村宁次站在被告席上，审讯与他无直接关系时，允许他坐下休息。据说这是因为冈村宁次的结核病还未痊愈。法庭辩论进行得很激烈。
中午休息3小时以后，公审继续进行。下午一开始，被告辩护律师江一平不顾世人唾骂，竟然在辩护中编造冈村宁次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期采取供给棉布、打击奸商等“爱民”、“利民”政策，并要求法庭判定冈村宁次无罪。对此，旁听席里不断发出轻蔑唏嘘的笑声和怒骂声，真不知江律师口中的冈村宁次的“爱民”爱的是怎样的“民”，这种“爱”是什么样的“爱”。
当审判正在进行中时，庭长石美瑜接到南京来的电话，电话要求冈村宁次案子暂缓审判。下午6时30分，石美瑜在法庭宣布：“今天只审不判，到此休庭。”全场愕然，连被告本人也感到意外。
有“福建才子”之誉的石美瑜，对于国防部的暂缓审理深为不满，认为不判冈村与舆论上说不过去，自己也会为后人唾骂，因而提出辞去庭长一职，但未获批准。
此后，对冈村一案的审判，就这样又拖延了下去。但国民党军界大员的幕后磋商则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尤其是何应钦、汤恩伯出力甚巨。蒋虽不主张重判，但对无罪释放他还是多有顾虑，后经心腹爱将汤恩伯的反复劝说，最终下定决心同意宣判冈村宁次无罪。
冈村对汤恩伯的这段“恩德”，一直念念不忘，“我和汤司令官曾有4次对战的机缘，战后相见，宛如故交，十分亲密”。1954年，汤到日本医治胃溃疡时，病死于东京庆应医院，日本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仪，冈村还不顾年已70岁的老迈之躯，自告奋勇当了治丧委员会副委员长。
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在搁置6个月后，对冈村案进行最后一次公审。此前石美瑜已接到由蒋介石署名的电令，要求宣判冈村宁次无罪。石不敢违抗，所以开庭前就写好了判决书，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这次审判冈村宁次，国民党政府与上次相反，事先既没有公布审判的具体日期，也不通知社会各界参加，只有二十几名消息灵通的新闻记者到场。上午的审判匆匆忙忙结束后，下午4时开庭继续审判，庭长石美瑜在宣布另外两名战犯的判决之后，开始对冈村宁次进行宣判，结果竟然是宣判冈村宁次无罪。理由是冈村宁次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仅有8个月，日本政府就宣布投降，并能“率百万大军息戈就范，听命纳降”。冈村宁次在日军任职期间又无“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
听到法庭最后宣判后，冈村两眼噙着泪水向台上台下各鞠一躬：“衷心感谢中国政府宽大为怀，衷心感谢中国政府宽大为怀！”
宣判刚一结束，法庭哗然。石美瑜面对众人的责问无言以对，慌忙躲进庭长室。愤怒的记者们不顾宪兵阻拦，冲入石美瑜的办公室，向法庭抗议。然而，对冈村宁次的判决是在蒋介石等国民党要员的授意下制定的，记者的抗议只能是徒劳的。
上海军事法庭宣判冈村宁次无罪的消息传出之后，立刻在全国掀起风波。社会各界强烈谴责，纷纷提出抗议。1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向南京方面提出强烈抗议，谴责对冈村宁次的判决，要求重新逮捕他。此时蒋介石通电下野，代总统李宗仁寻求与中共进行“和谈”，而中共将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作为与南京方面进行和平谈判的一项先决条件。直到得知冈村宁次偷偷离开中国才放弃这一要求，开始和谈。
在一片抗议声中，１月30日，冈村宁次在国民党政府的安排下，偷偷乘坐美国轮船离开中国。
此时的中国，蒋介石政权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借助外敌的力量来屠杀自己同胞，终究不会有好下场。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为了重整旗鼓，培养所谓“中坚干部”，在台北市郊阳明山成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并亲自兼任院长。冈村宁次被聘请为高级军事教官，并挂有“顾问”头衔。他还出于“报恩”的目的，先后介绍和组织过他所熟识的百余位老部下，到台湾帮助训练国民党军队，而这些人由于找到了饭碗和“用武之地”，也非常卖力地去干。例如，50年代驻台湾新竹的国民党第三十二师，经他们的严格训练，成为当时台湾的第一流部队，蒋介石检阅后曾夸奖其为“模范师”。
1966年9月，冈村宁次心脏病突发，因抢救不及时而死去，时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