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漆黑一片，睡得正香的我被刺眼的电灯光照醒。揉着眼角干巴巴的眼屎，迷迷糊糊地问：“母妈！几点了？”
“还早，你再睡会儿，等下叫你。”母亲小声的答。我的头有些发胀，大概是昨夜睡得太晚。躺在被窝里的父亲一直絮叨着今天跟人家坐车的事，他总是不放心。怕我们走散，怕我和妹妹不会搭车回厂，又怕我们是女孩子被坏人拐卖。我们的行李都收拾好了。父亲还在犹豫：两姐妹要不要去？
也不知道父亲昨夜叨到几点才睡，我反正困了就睡着了。那个大大的黄皮箱，我把它留在家里。蓝色的旅行袋又被塞得满满的。
我和妹妹利索地穿好衣服，拉开旅行袋仔细的检查一番，确定无漏才放心的掂了掂胀满的袋子。嗯，还好，不是很重。
望着床头被窝里的三妹和增增的小脑袋，两张多么可爱的小圆脸蛋，长长的眼睫毛，均匀细微的呼吸声，真想再捉着她们软软的小手玩。真想念两只小手轻轻在背上给我抓痒的感觉。也想念增增甜甜地叫：“大姐姐，二姐姐。”我们三个都喊母亲为母妈，只有增增从小被我们教她喊妈妈。所以她的小嘴里叫出来的就显得特别亲昵，也甜脆脆的好听。凝视这两个小美人，心里有些不舍。这时的增增动了一下，她侧过身去，小嘴里像是在咀嚼一块美味的肉。呢喃着含糊不清的词，此时的她在做什么美梦呢？等她们睡醒，又该满屋子找姐姐了。
母亲送我们到村口，不得不停下步子转身回屋。冬天的晨曦来得那样晚，早晨五点半了，黑魆魆的岭水村依然静悄悄。对门山也是黑黑一片，只听到我们几个的脚步声。海波的母亲和同村的兰桂婶走在前面，我和妹妹在中间，父亲打着手电筒走最后。父亲肩上仍旧扛着我的旅行袋，手电筒的光束一闪一闪的照在我们前行的小路上。
出了村子，爬上罗筐排岭的小径。狭窄的土石路两旁，长茅草上的露水全扫到我们的裤脚上。伸着带刺的长长覆盆子枝条总钩挂我的衣服。这座蹊蹺静寂的筒山凹显得分外阴森而恐怖。海波母亲和兰桂婶为了壮胆，故意东拉西扯的大声说话。我只觉得后背发凉，不敢出声。还特意听父亲的话解开衣服领口的纽扣，一路向前不回头。这是父亲走夜路不害怕的秘窍。
罗筐排的山顶上有一排孤零零的土砖房子，是丽妹的外公家。早些年，她怪僻的外公不知为什么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一条弯曲的小径又窄又陡，山上没有水源，心甘情愿辛辛苦苦的去村里龙潭挑井水喝。洗衣服洗澡就在山坡的小水塘解决。遇上天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过的。搬上山没住两年，丽妹外婆就病死了，死在衡阳大医院归不了祖堂。因此，丽妹的三个舅舅（大舅四十岁，二舅小舅也三十好几）至今都是村里的大龄光棍，没有哪个姑娘肯冒险屈嫁，介绍的对象一个个告吹。上次接我出厂的就是她二舅。
据村里人讲，丽妹外婆是被吓出病，吓死的。这个罗筐排岭鬼打冷秋，她一个人住在这里，夜里常常不敢起身屙夜尿，又说半夜听见有鬼扬沙，瓦屋顶像下雨似的响。这些鬼话，她们传得像亲眼看见似的。我虽然不相信世上真的有鬼，但想起坡上的那一梯梯的祖坟，心里还是很畏惧。一路紧随，大气也不敢出，幸好有胆大的父亲在后面。
罗筐排岭连着药岭筒山凹，一座一座的大山，却把相隔不远的岭水村和磨东凹村分在两个不同的镇上，他们习惯去茅市街上搭公共汽车，这一走得步行二十里山路，又将是一条漫长的山路。
我们心急火燎的赶到海波舅舅家的门前，一排三间两层式的红砖楼房并未亮灯，海波母亲上前敲门：“舅母娘！舅母娘！开门，我们来了。”
房间的灯亮了，一个近五十岁的妇人披着外套，左手抠着蓬乱的头发，连连打着呵欠拉开门忙喊我们坐。这位妇人就是海波的舅妈吧。她家的这栋红砖楼房，裸露的砖体还未粉刷。老式的八仙大木桌，木碗柜架上零乱的摆着锅，鼎，勺子和盆。铁皮碳炉里的煤球还未熄灭，暗红的煤球依然暖暖的。她拿铁火钳夹一团蜂窝煤过来，扒开炉子下边的小风盖。一会儿，黑黑的煤球上就串起蓝色的火苗。见楼上还是没动静，便朝着楼梯口大喊一声：“起床了，姑姑她们来了。”然后，她就张罗着为她的儿子准备早饭。
兰桂婶用手拍打着被露水沾湿的裤脚，她找出一条毛巾使劲摖，笑着说：“哎呀！草上的露水都被我扫干了，你们走后面就好了。”
夜寒露重，一路急走，身上发热，手指却冷冰冰的。我们围坐在碳炉边烤火。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的后生打着呵欠趿拉着一双棉拖鞋懒洋洋地步下楼梯。
“还早呢，天都没亮，着什么急呀？茅市街上大把车。”没睡醒的他似乎有些不乐意地说。
我和妹妹无奈地搓着手。父亲和她们交待着路上坐车的事，又望了望我们才拿着手电筒开门欲走。我也跟着出了门口。天微微亮了，能朦朦胧胧地看到门口的小路。父亲反复叮嘱好几遍才迈步。站在台阶边的我，使劲蹭刮着鞋底的杂草屑和泥土，看着父亲渐渐走远。
等了好一阵子。他慢悠悠的吃早饭，慢悠悠的与他姑姑寒喧。
雾气渐渐散去，太阳也懒洋洋地露脸了。村庄也变得越来越清晰。我四顾环望这个磨东凹村，我想起了我的同学兼铺友林因，她也是这个村的，她家的房子是哪一座呢？她现在干什么呢？应该还在读书吧。她父亲是老师，她将来也许接班做老师。想起这些，不由自主地叹气，心里不免有些惆怅和凄然。
唉！命运，这就是命。
这条去茅市街上的小路，我还是较熟悉的。以前随母亲也走过几回，距街上大约还有十四里路。照现在这走法，估摸着得八点多钟才能到。我一路走一路担心，今天能买到几点的火车票呢？火车又会晚点吗？正月的那次车令我心情郁闷极了。
陌生又熟悉的村落，连绵起伏的山峦，幽长狭窄的小径，全都抛到身后。
好不容易走到街上，兰桂婶嚷着要去邮局打电话给她丈夫。一字不识的她便央着海波表哥帮忙拨通电话，我们就在邮局外的马路边等。她打完电话问哪有鞋店，她想买双新皮鞋。
我真是被他们这样的淡定给急坏了。都什么时候了，还要去买鞋，这要挑到什么时候才去乘车呢？她们在空荡荡的街上四处张望，不是赶集的日子，营业的店铺少之又少。慢腾腾地转悠完整条街。终于到车站了，这么晚，只能等十点那班车。沮丧地上车，一屁股坐下，气得不想说话，靠在车窗托着下巴无聊地望着那条泥巴马路发呆。
衡阳火车站门前的广场，稀稀疏疏的站着或坐着一些背包提袋等待的老乡们。眼前这番冷清的景象让我看到了希望。我们四个立在售票窗口外的空地上等着，海波的表哥拽捏着一把票子去售票窗口。
火车票很快就买好了，下午三点零五分开出，幸好都有座位。
接过两张带座位的火车票，嘘了一口气。三点，离三点还有好几个钟。
“走，去候车室等。”男队长的他一声号令。我们跟在队伍中这个唯一的男同志身后，眼光紧锁着他们不敢移离，生怕一转眼就不见。这一刻，我好想自己也是个男孩就好了，起码也胆大一点，不用像个小尾巴一样，他叫走就走，他叫停就停。
等车是件多么枯燥无聊的事，候车室的排椅上几乎坐满人，大袋小袋的行李堆满过道，一边往里走一边搜寻能坐人的空位。
火车上的人比我想像中要少一些，至少车厢接口位较通畅。我们的是九号车箱的一零八号那几个座位，有一个座位挨那边的窗户，就让兰桂婶坐，我与妹妹紧挨着，海波母亲姑侄俩与我们隔着茶几相对而坐。车厢里叽叽喳喳，闲聊的，打扑克牌的，哄小孩的，感觉像进了小集市一样喧闹。身上这会只觉发热发烫，喉咙干得像被胶水粘紧了，这才想起好久没喝水。
宏亮的吆喝声接二连三传过来。好想买瓶矿泉水，问一问价钱，居然五块钱一瓶。唉！算了吧！好几个人，也不好意思只买一瓶。望着小推车上的一瓶瓶饮料和矿泉水从我面前一晃而过，我抿了抿干巴巴的嘴唇，舌头在口腔上下左右刷牙，咽下口水，清了清嗓子，这才感觉好多了。
晚饭时间，推着盒饭的车子来了，十五块钱一份。瞅着那跟剩饭似的盒饭，菜也不下饭，没胃口。拿出早晨母亲煮的鸡蛋，捧到他们面前问：“吃个鸡蛋不？”
“不要不要，你们自己吃。”海波母亲摆着手拒绝了。她的侄儿眼眉都不动一下。姑侄俩一直在聊天，谈论着他的新对象。说他的女朋友要怎么怎么样，不准怎么怎么样，一副傲慢不屑的姿态。真不明白？那位女孩看上他什么了？好像他在广州送煤气是件多么了不起的工作。不知道小学时，坐在我后面的海波的表弟是不是这位的亲弟弟呢？两兄弟也未免相差太远了。弟弟那么老实，话也不多。之前还听母亲讲：海波母亲想帮我做媒介绍给她侄儿。说的不会就是眼前这位吧，还好没下文。
我和妹妹一人两个鸡蛋，两个冷冷的鸡蛋吃了好一会，蛋黄哽得脖子都直了。兰桂婶给我一个橘子，她也哽着鸡蛋当晚饭。
今天不知怎么搞的？没喝水也总是有流不尽的鼻涕，家里带来的一把纸巾很快就“包云吞”用完了。洗手间门口总有人在等候，尴尬的我坐立不安，为了防止鼻涕突然喷出来起泡泡，尽可能的不吭声，佯装埋下头，俯身看座位底下，快速用手揩去鼻涕，双手搓搓搓。原来没纸巾也是件令人相当现丑难堪的事，太痛苦啦！瞄准洗手间有空档，立马冲进去，捏住鼻子用尽全力，想把鼻腔一次清到底。如果说第一次坐火车有多辛苦，那这次就有多难堪。
哐噹哐啷的火车终于要进终点站了。安静了两三个钟的车厢又开始骚动起来，有的弯腰拿座位底下的小扁担，有的站在座位上踮起脚尖搬架上的箱子袋子。列车员一边叫广州火车站到了，一边迅速锁厕所门。
这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我拽着旅行袋的挎带犯愁，又是这么晚，怎么办？没车去新塘，就算有，姐妹俩也是不敢上车的，三更半夜，被人“卖猪崽”，就死定了。
随着人流涌出站。那位他说夜里去芳村的公交车最晚到十二点，海波母亲与我们匆匆话别，跟在他身后急急忙忙朝广场左侧的公交车站跑。剩下我们三个站在广场东张西望。行色匆匆的人流顿时被分散，不知去哪了？张望这灯光辉煌的广场，川流不息的马路，此时的我却多么无助，不知何去何从？大冬天的夜晚，总不能在广场呆一夜吧。
兰桂婶捏着一张写了电话号码和地址的纸条，要我们和她一起找电话亭。她的丈夫林伯在广州三寓宾馆做包工头。太晚了，拨通的电话无人接听。她邀我们一起租的士去她那将就一晚，她不敢独自租车，我们也没地方去，眼下这是最好的办法。
照着纸条上的地址，跟的士司机念了一遍就开门上车。凝视窗外一闪而过的陌生的高楼大厦，心里七上八下的。默默祁祷：观音菩萨！一定要保佑我们平安到达。
的士车前头打价表上的红数字不停的跳跃闪烁，眼巴巴的盯着干着急。二十多分钟过去了，听到兰桂婶激动的声音：“是这里，没错没错，我在这家士多店买过东西。广州就是这点好，不管买什么都会给胶袋装好。不像在蒸市街，那么小气，一个惠康胶袋还要收一毛钱。”她见到熟悉的路，熟悉的店铺，话也多起来了。我们就听她讲着广州的菜市场是怎样卖猪肉的，怎样卖鱼的。
这几年，做包工头的林伯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老板。父亲去年就在这做工，村里很多人都跟着他干。
兰桂婶不识字，但她会算数会认钱。每次收到汇款单的晚上就请母亲去她家，帮她写信，她念一句，母亲就写一句。母亲就在她家吃晚饭，我们也一并跟去。她是村里有名的“尖嘴巴”——与人吵架很厉害的角色。
她还有个难听的外号——青脸婆。在村里见识过她和对门山下那个谢玉娥吵架，那嗓音又尖又响亮，隔着一片空旷的田野可以对骂整个下午。好多我从没听过的粗话俗话脏话都由她们嘴里迸出来，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手舞足蹈拍屁股拍私密位，唾沫星子到处飞。
尽管她嘴巴那么尖那么臭，骂架那么狠。可每次请母亲写信倒是客客气气。青黄不接的时候，她家炸完油的猪油渣总不忘送给我们家，吃不完的腌萝卜条，辣椒酱总是叫母亲去清坛罐底。这些小恩小惠，是母亲用她肚子里那几滴墨水换来的，这也是母亲引以为傲的资本。
见“三寓宾馆”几个醒目的大字招牌，的士师傅停下了，兰桂婶抢着付三十五块车费。我们跟着她进了宾馆大门，左转右转，上一道楼梯，来到林伯的住处：一个仅容下一张折叠式的铁架单人床的小小屋，床头一个小柜子上摆放着一个迷你电饭煲和几个碗碟。林伯问：“你们饿不饿？要不要买宵夜？”
“不用不用，太晚了，不想吃。”
“哦，那好，你们三个在这挤一晚，我去别处搭铺。”说完就走了。
三个人侧身和衣而睡，很快进入梦乡。
翌日上午，我和妹妹坐上开往XTZ的巴士车。
下了摩托，望着熟悉的“祥富”陶瓷厂那两扇蓝油漆的大铁门，长长的舒了口气。陶瓷厂，分别一月的陶瓷厂，又像是晃若隔世的我又回来了。
抻抻衣服，打起精神，拿出厂牌敲门叫保安。门卫金通望着门外的我，惊讶地笑道：“噢！你们回来了。”
“是啊，我又回来了。”我们高兴的笑着说。
去办公室报到，老板娘笑呵呵的嘘寒问暖，上下打量我。
路过车间的我，又像是一个稀罕物品，他们惊奇的望着，望着怪病已愈，神采奕奕的我。
彩绘组也哗然一片。她们肯定想不到，我能这么快归队。
组长要我们搬去她们那间宿舍睡，说前不久两个修坯组的JX妹离厂，有张空床。又说我之前的床头正对着门口，所以不好。
舒花和丽妹睡了我们的床，铺盖也一并送给她们。我和妹妹清理着我们的新床位，床底下扫出两大垃圾铲的瓜子壳方便面袋子。她们惊呼：“难怪夜里总听到老鼠的叫声，原来床底下居然藏着那么多垃圾。”
搬进“新”宿舍，望着新买的棉被铺好的“新床”，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喜悦。希望明天将是一个崭新的明天，我又重生了。
拿起久违的毛笔娴熟的蘸着颜料，又恢复往日的风采。嗯！工作的感觉真好。
这样忙碌且单调的日子一晃就临近过年，厂里好多同事都想方设法买火车票，听他们讲，火车票好难买。一票难求是打工一族最犯难的问题。我早就想好了，今年春节不回家。
厂里决定年二十二正式放假，老板娘叫各组统计一下，没买到票的和留厂的一共有六十九人，这是建厂以来，留厂过年人数最多的一次。年二十一的晚饭后，老板娘把我们召集到办公室门口开大会。
笑盈盈的老板娘清了清嗓子说：“大家晚上好！很高兴你们能留下来。今年算是破记录了，自我接管以来，第一次这样站在这里和大家讲话。来自五湖四海的你们，今天能相聚在一起，也是一种缘份。希望大家在这里安心过春节，把这里当成一个大家庭，大集体，互相照顾，互相关爱。祝大家过一个热闹开心的春节！我呢，明天就飞回台湾。春节期间加菜，伙食由金通负责。大家辛苦了！感谢大家！希望大家明年继续努力！”
老板娘话音未落，现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散会了，老板娘叫住金通，与他交待一些具体事务。
听老乡菊香讲，去年春节，食堂的凤姐夫妇一回乡，厂里就没开过灶。留厂的十来个人，一日三餐自己解决。今年算是开南天门了，我们好期待。
金通每天清晨与厨房的两个阿姨拉着铁斗车去菜市场。大年的午饭，我们的碗里第一次见到了鸡肉，晚饭居然还有鱼块。
新年初一，每人碗里一个炸鸡腿，个个打饭都笑眯眯。
一整年的伙食里，不变的是各式青菜煮肥油渣，再没见过第二样荤菜，这些天就像天天打牙祭，每餐吃得饱饱的。
放假的日子，我们每天睡到自然醒。偶尔也去组长她们租屋那玩，她家的电视里总循环播放那张闽南语唱碟，熟到我们也会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