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前的禁烟举措
一、大革命时期的禁烟活动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面对的是烟祸四处弥漫、肆虐横行的社会。作为把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全新社会制度视为自己神圣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便对烟毒深恶痛绝，曾多次著文对这种落后腐败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坚决的反对和严厉的禁止。
中国共产党指出，军阀政治是鸦片泛滥、灾荒连绵的根源。“种烟是军阀所强迫的，军阀因无经费，因要饱私囊，如孙传芳要想得到一千万元的收入，便允许南通张状元包种鸦片，其余如刘镇华、周荫人及从前赵恒惕等，也因要想得到军费，便不得不勒令农民种烟。”1926年2月第145期的《向导周报》，对陕西这样的地方军阀全力勒种，致使烟禁大开的省份，予以彻底地公开，文中说：“陕西自陆建章开放烟禁以后，人民每年广种烟苗，从未禁止。相沿已久，至现在遂成各部队惟一托命之法了”。中国共产党还把烟毒泛滥与列强侵略联系起来，指出：“他们——番鬼佬（帝国主义）还运来无数量的鸦片烟苗，叫他们帮助下的带兵老爷（军阀）强迫我们（广东农民）去种”。结果“雷州方面，因此竟饿死二十多万农民，而未饿死之兄弟，一万十万到南洋、安南各处卖身为奴（猪仔），未死之姊妹，一百一千到广州湾、香港、澳门各处卖身为娼。”
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国民会议运动，推动国民会议把讨论“鸦片会议”列人大会议程，以唤起全民族对鸦片问题的重视和觉悟。192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文章指出，国民会议应讨论“鸦片会议”，重点讨论“鸦片问题及其对民族的危害性，”并痛陈鸦片、海洛因、吗啡等毒品摧残国民身心健康，危害民族风貌之弊端，呼吁全体国民觉醒起来，自觉地投入到禁烟禁毒斗争的行列。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工人运动，查缉各种外国走私毒品，并查禁外国资本家开设的烟馆、赌馆，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展禁毒斗争的有效形式。省港大罢工期间，为有效地遏制各种走私和贩毒活动，专门成立了纠察委员会，进行水陆方面的侦察，而且还设立了缉船队随押各船来往以便监视。通过水陆两地的严查破获，收缴了大批鸦片，并一律予以销毁。有力地打击了英国殖民者贩毒的不法行为。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号召广大民众在批斗军阀、劣绅时，要查禁其私设的烟馆、赌馆，并没收其烟土、毒品，销毁其纵毒的工具，以免其危害百姓健康。这些方针和政策保证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禁烟禁毒斗争的正确方向。
北伐战争时期，以两湖地区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农民协会发动禁烟运动，曾使一些地区的烟毒一度销声匿迹。如在湖南地区，正如毛泽东所说：农会对鸦片“禁得非常之严。农会下令收缴烟枪，不敢稍违抗不缴。醴陵一个劣绅不缴烟枪，被捉去游乡”。“农民这个‘缴枪’运动，其声势不弱于北伐军收缴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枪。好些北伐军军官家里年尊老太爷，烟瘾极重，靠一杆‘枪’救命，都被‘万岁’（劣绅讥诮农民之称）们缴了去。‘万岁’们不仅禁种禁吃，还要禁运。由贵州经过宝庆、湘乡、攸县、醴陵到江西去的鸦片，被拦截焚毁不少”。农民为什么能够在短期内基本禁绝鸦片呢？首先，这是农民革命推翻了地主权力，造成了强大的革命权威。正如毛泽东所说：鸦片“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境来的，地主权力既倒，这些东西也跟着扫光。”其次，这是由于农协的宣传教育扎实有力，早在1925年农协秘密活动时期，就向农民宣传吸食鸦片的危害。当时一些农民夜校教唱“禁烟歌”，称：“鸦片吸了才一年，嫁了老婆又卖田，面黄肌瘦像个鬼，阎王见了也讨嫌”。到革命时期，各地农协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召开千人大会、万人大会，宣讲吸烟的危害，发布禁种、禁吸、禁运、禁售的布告，动员吸烟者自动交出烟具烟土，集中焚毁。再次，是组织纠察队、儿童团深入各地，收缴烟土烟具，查封烟馆，对屡教不改者不准入农会，或处以罚款、罚苦工、或戴高帽子游乡、拘留等处罚。湘潭工人纠察队还扣押了英国商人莫克，没收其鸦片。第四，是对烟贩实行严厉的打击，公审枪决了一批长期贩运鸦片的奸商。这样，一两年之内吸毒、贩毒之风被刹住，社会风气大大好转。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禁烟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大小武装起义一百多次，建立了中央根据地等十几个革命根据地。在此后艰苦而漫长的革命道路上，鉴于烟毒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中国共产党继续执行禁烟政策。在根据地内领导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禁烟禁毒斗争。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具体主张与措施有：
第一，在打土豪分田地中明令不准栽种鸦片，重视消灭烟毒滋生的源头。
1930年2月，红四军在陂头会议上制定的土地法中，明确规定：“雇农及无业游民，愿意分田的，应该分与田地。但游民分田的，须戒绝鸦片、赌博等恶嗜好，否则苏维埃收回他的田地。”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明文规定：“凡领耕地不准栽种鸦片及违禁品等，”凡私种者，一经发现，便以违反土地法论处，情节严重的，没收其土地。其他革命根据地也有类似的规定。由于各革命根据地严禁种烟，很大程度上杜绝了根据地内鸦片泛滥的源头。
第二，在建立各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政治纲领中，明确提出禁烟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建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该政府的政治纲领明确指出：“吃鸦片、嫖赌者绝对禁止”。如发现栽种、贩卖和吃食鸦片，“经二次警告而不改者”，“处决”。1929年，邓小平、韦拔群和张云逸等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建立了左右江红色根据地。10月，韦拔群率部占领东兰县城，建立县革命委员会，发布《最低政纲》，规定“严禁烟赌”。
第三，在红军和红色政权的创建和发展中十分重视禁烟工作
1933年2月颁布的《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规定区、乡两级苏维埃政府设劳工内务委员，以“注意卫生防疫和戒烟工作”。省、县设立内务委员会，针对当地烟毒猖獗的情况，制定戒烟办法，实行戒烟。省政府还设立禁烟局，作为禁烟专门机构，研究戒烟药品，颁布禁烟条例等。在严禁种烟方面，1933年2月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张贴布告说：“一律禁止种鸦片烟。吸烟者得分期禁戒。惟老年气衰不能禁戒者，得于县区苏维埃许可之下种少数鸦片，但每产不得过十背谷的烟田，经过一定时期后完全禁种。”在禁止吸烟方面，1933年3月8日的《苍溪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书》指出：“禁烟问题：各级苏维埃绝对禁止摆烟灯，并应大大扩大戒烟宣传教育工作，要群众自动起来戒除，全县在今年冬日应减少百分之三十，明年三月减去一半，五月完全减完”。
第四，各革命根据地都不同程度地建立健全了打击吸毒、贩毒行为的法律制度
1931年5月19日发布的《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专章规定了“鸦片烟罪”。它规定：“制造、贩运或者意图贩卖而私藏鸦片烟者；制造、贩卖吸食鸦片之器具者；自苏区外贩运鸦片烟或吸食器具者；开设烟舍供人吸食鸦片烟者；意图制造鸦片烟而栽种罂粟者；吸食鸦片烟者”，均属于犯罪的行为，必须给予严肃法办，对多种毒品犯罪规定了死刑，而且对毒品犯罪要附加剥夺公权。一些革命根据地还制定了一些条例或通告，要求从政治上剥夺吸食鸦片烟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及其他一些权利。如川陕革命根据地明文规定，凡吸食鸦片者，一律取消他们参加农民协会工作的权利。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为惩治根据地内发生的毒品犯罪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五，红军在长征途中妥善处理烟毒问题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据说中央红军长征时，曾将鸦片作为财产带着上路。在进入川云黔等著名的产烟区时，对于各地方军阀部队，总政治部在分析后提出：“大多数士兵吸鸦片，组织纪律涣散，战斗力薄弱。”如抓到俘虏兵，“在原则上尽可能争取俘虏兵当红军，吸鸦片只要瘾不深的能限期戒去的应争取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营的训练，在这些时期把烟戒去，然后补入部队。”遵义会议后，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针对俘虏兵的鸦片烟瘾问题，在1935年2月10日发布扎西缩编令时，指出：“各军团的新兵，一般的应利用此次缩编补人到各个战斗连中去，惟大烟瘾尚未戒脱的新战士，则应留新兵连训练。”这种把扩大红军与戒断鸦片灵活运用的政策使当地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壮大了红军队伍。
此外，各革命根据地还广泛采取各种综合整治措施，如成立领导禁毒的专门机构，严厉打击走私、贩卖烟土的行为，采取了征收高额税收逐渐取缔鸦片专卖的办法，致使许多鸦片贩子，由于无法承受高额税收而不得不转行做其他生意。废除商家赊给农民的烟账、赌账，取消高利贷，制造戒烟设备和戒烟丸等，确保了禁烟禁毒工作的顺利开展。
由于各个革命根据地高度重视禁烟禁毒工作，狠抓禁种、禁贩、禁吃的“三禁”活动，并与各种贩毒、吸毒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广大根据地，尤其是在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闽西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基本上有效地控制住了吸毒贩毒现象。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根据地尚处于五次反“围剿”的恶劣环境，战争频繁，禁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疏漏与不足。如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陕甘根据地因财政困难，在没收地主富农的财产时，对烟土与金银衣粮一样，予以归公，用以保证部队及红色政权人员的财政供给。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宁以后，也曾以没收地主、高利贷者的现金和物资来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手段之一；这种没收主要来自未土改或新占领的地区。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6年度财政收支分类表统计，这一年没收款项（包括金银鸦片等）为652858元，占财政总收入的55％。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禁烟活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中国革命由此转入了全面抗战时期。为了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起，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止，全国共建立过19块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不仅是抵抗日本侵华的坚强堡垒，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禁烟禁毒斗争的主战场。这一时期，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禁烟禁毒，主要有：
1．把禁烟禁毒政策作为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政策
早在抗战爆发之初的1937年10月16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中就明确规定：“颁布法令宣布婚姻自由、信仰自由、禁止大烟毒品、禁止缠足、禁止人口买卖”。从此，禁烟禁毒政策便成为各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政策。1939年以后，日伪加紧在华北实施毒化政策，并向根据地疯狂贩毒。对此，中共中央和各抗日根据地政府三令五申禁烟禁毒。1939年4月4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令“铲除鸦片、赌博”。1941年10月23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联名发布布告，严禁吸食毒品和偷运烟土到边区境内。1943年3月1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再次发布命令，重申禁止种植鸦片，强调：“倘有唯利是图，故意违犯者，严惩不贷。各级政府如有忽视禁政情形，更须予以惩戒”。各根据地的禁烟禁毒政策同抗战相始终，直到1945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给各级政府的命令仍强调：“严禁偷运料面（毒品）进人边区境内，对已入境之毒品，彻底查获并烧毁之”。
2．深入动员群众，自觉起来禁烟
由于烟毒在中国社会中已成了一个痼疾，吸食鸦片成为某些人的日常习惯。因此单靠政府的力量禁烟是不够的，而必须开展广泛的社会宣传，深入动员群众，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自觉起来禁烟。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建立后，一方面全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另一方面，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毒化政策，高度重视禁烟禁毒工作，开展反毒化斗争，提出要全力禁绝鸦片。1938年6月，《群众》杂志第2卷第1期发表题为《禁烟与抗战同样是民族解放的斗争》的社论，把禁烟提到民族解放的高度，认为禁烟与抗战一样，是一种全面性、民族性的斗争，要动员广大民众来共同努力。根据地先后召开各种禁烟会议，用具体事实揭露反动统治者和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人民种植、吸食鸦片的罪恶目的，说明种植、吸食鸦片的危害及禁烟的意义，唤起广大群众的觉醒。《晋察冀日报》、《晋绥日报》、《大众日报》、《新华日报》（华北版）等报刊不仅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增强群众禁绝鸦片烟毒的意识与观念，而且还纷纷登载有关禁烟的报道，揭露日伪的毒化政策，号召人民起来禁烟。
3．坚决抵制日本的“毒化”政策，严厉打击罂粟的栽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