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末禁烟运动的起因
（一）国内爱国人士和广大民众对禁烟的强烈要求
自从土烟取代洋烟地位，致使鸦片烟祸进一步加深。国内官民吸食鸦片成风，导致吏治更加腐败，国力日益衰微。甲午战后，国内掀起了以救亡、革新为主流的民族主义浪潮。许多爱国人士对日益泛滥的鸦片毒害颇为忧虑。维新派志士谭嗣同诗日：“罂无粟，囊无米，室如具磐饥欲死。”人们对种植罂粟产生的社会危害极为担忧。中国的知识分子又一次开始呼吁禁烟。他们一方面指出封建专制制度是国家衰败的政治根源，一方面指出军事上连续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鸦片造成的。“凡吸烟之人不耐劳苦，筋力减也；不能振作，精神颓也；不思久远，心术坏也。图片刻之安不问来日，贪一身之适不顾全家，安能任以天下事哉！以至朝廷无刚断而官弱，胶庠无气节而士弱，举天下群趋于委靡而无勇往直前之概，皆鸦片阶之厉也……不先禁烟，即开矿亦无用也，矿之所出不敌烟之所耗，相安糜费储积仍无由基，是灌漏卮也。即练兵也无裨也，持戟之士即属吸烟之徒，一遇惊慌遁逃惟恐不速，是张空拳也。”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生死存亡，实以鸦片烟能否禁止为断。救中国之亡不能不驱除鸦片，不驱除鸦片不能救中国之亡。鸦片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公贼，应当急起驱除。把扫除鸦片烟毒看成是国家转弱为强的根本转机之一。这样的社会舆论对于禁烟运动的兴起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一些知识分子还通过诗歌、散文、小说等形式宣传禁烟，批评清廷在鸦片问题上的放任政策。
此时，民众对日益严重的鸦片烟患也深表忧虑，“悲哉，洋烟之祸，乃今日之洪水猛兽也，然殆有甚焉。洪水之害，不过九载，猛兽之害，不出殷都，洋烟之害，流毒百余年，蔓延二十二省，受其害者，数十万人，以为浸淫，尚未有艾”。正是在日益普遍化的要求禁烟的声浪中，有些地方出现了一些颇为活跃的致力于禁烟活动的民间组织。戊戌变法期间，徐勤等人发起成立的戒鸦片烟会，以日本横滨大同学校为总会，设分会于广州、上海、香港、澳门、广西各处。其会章痛陈吸烟之害，规定凡入会者，不得吸烟，并须劝勉家人亲戚勿踏恶习，以自强其身。该会博采戒烟良方，并且将戒烟歌、戒烟文编印成书，传遍海内外各大城市。1900年，曾随薛福成出使过欧洲一些国家的参赞许珏在自己的家乡无锡成立了禁烟局，希望通过自己在一县富有成效的努力，唤起附近州县共同禁烟，以待将来推行于各省。1904年冬天，福建的知识分子和士绅林绍年、陈宝琛、邵质诚、刘学绚、罗金城等10人联名发起组织“去毒社”。他们在章程中规定：“凡有新染烟癖及新开烟馆者，本身及子弟，一切学校概不准收；其有故意新染者，若不即戒，无论教习、伙友、学徒、佣工，不准收用，有产者不得租与人种烟。”1905年5月1日在福建“去毒社”的基础上建立了“去毒总社”。总社设有宣传、调查、评议三部，还在宫巷关帝庙、桐口、白沙、马江、棺头、东乡等处设立分社和支社。“去毒社”成立后广泛开展禁烟宣传，组织调查队摸清鸦片的贩运、销售、吸食情况，协助在州县建立禁烟局，派人取缔鸦片窟，将吸食鸦片者捉送医院，进行戒烟治疗。“去毒社”在当时福建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其活动对清末的禁烟运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总之，清代末年，在鸦片的毒害问题上，中国官民的认识更加清楚。如果说在道光年间，朝廷之中尚有“弛禁”与“严禁”等派的存在，而且彼此斗争影响到禁烟法令的拟定与贯彻，那么在清代末年，朝野官民众口一词，对鸦片深恶痛绝，如欲净拔除而后快。这种社会认识十分有利于禁烟运动的开展和成功。
（二）在华各国传教士禁烟的呼声和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松动
与此同时，因为鸦片妨碍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为打消中国人的疑虑与憎恨，在华各国传教士对中国的禁烟，也表示了同情与支持。传教士在宣传西方宗教的同时，竭力提倡戒烟。在许多地区，传教士设立戒烟医院或戒烟所，帮助当地的瘾君子戒烟。此外，传教士通过文章、书籍等形式把鸦片给中国造成的危害及中国人民对鸦片的憎恶传递到该国，使其国内人士及政府有所了解；另外，他们还敦促英国政府，取消侵华鸦片贸易。1890年，各国传教士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六条禁烟议案，号召发动新戒烟运动，“申述继续对鸦片贸易持反对态度”；建议中国基督徒尽力唤起公众舆论，反对鸦片烟毒之传播，设法使之灭除。并准备在中国成立一个统一的禁烟会，指导各地教会做禁烟工作。1906年，苏州禁烟会会长杜布斯（H．C．Dubose）发起签名运动，要求中国各地的传教士联名奏请光绪帝实行禁烟。这一倡议很快得到了各地传教士的响应，有1333名外国传教士签了名。此奏最后经两江总督周馥送交朝廷。显而易见，传教士们的言行举止对促进清廷实施禁烟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同时，西方在华部分传教士的活动，也在国际上形成强烈的舆论压力。另有学者认为，外国传教士杜布斯等人的联名上书恰逢两江总督周馥去任、新总督端方接任时期，多有耽搁，到达外务部的时间是“禁烟上谕发布后的第六天”，因此传教士的上述活动对于禁烟上谕的颁布也没有产生影响。
正当在华外国传教士发起联合请愿时，英国下议院对鸦片贸易进行了一场新的辩论。1906年5月30日，下院议员德雷发言。他说，1858年中英条约关于鸦片弛禁的规定，是英国政府强加给中国的；鸦片的毒害已为世界所公认，而英国继续维持这种毒品贸易是可耻的；必须尽快停止这项贸易，废止关于鸦片的条约。针对类似的见解，印度部大臣约翰·莫莱（John Morely）对此辩解说，鸦片贸易之所以不能停止，不是英国人的责任，而是中国人利其重税、自身不努力的结果。他说：“华人若欲禁烟，固吾英人之所乐从者，然据美国专员报告，知中国吸烟之风尚炽盛，未尝有欲禁者，果欲禁之，我英当不阻挡。……虽印度财政有损所不惜也。”这次辩论，使英国下议院中呼吁禁止鸦片贸易的人数成为多数。此次辩论实际上是以往英国国内关于禁止鸦片辩论的继续，它表明鸦片贸易已极不得人心。另外，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因素警醒了英国政府：由于中国各地广泛种植罂粟，烟土的价格持续下跌，国产鸦片替代了瘾民们先前吸食的“洋药”，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英印殖民地鸦片在华的销路；而中国社会部分民众吸食鸦片，国困民贫，降低其对英国商品的购买力，直接地影响到英国工商业界试图扩大中国市场的需要。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在各种因素的促使下，英国政府不得不松动以往的对华鸦片政策。
对清末禁烟运动的起因，理论界现有三种意见：其一，西方学者认为，唐绍仪了解到英国鸦片政策发生了变化，遂向慈禧请求禁烟；其二，在华外国传教士联名请求禁烟，对清廷禁烟政策的制定有所影响；其三，驻英国使臣汪大燮奏报了英国下议院关于鸦片贸易的辩论情况，此为颁布禁烟上谕的直接起因。
三、清末禁烟运动的先声
面对鸦片流毒的泛滥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朝野上下的有识之士深感忧虑与不安。在整个近代中国，一切有识之士无不对困扰毒害中华民族的这一积弊发表高见。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地呼吁禁烟，唤起民众共同抵制鸦片。例如，光绪初年，从名噪一时的洋务理论家郭嵩焘到驰骋疆场的洋务抵抗派左宗棠，从位极人臣的洋务派旗手李鸿章到崭露头角的洋务派后起之秀张之洞，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人物都对禁除鸦片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于是，弛禁了近20年的鸦片问题，又一度提上议程。所以说，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晚清覆亡前，一方面是鸦片流毒肆虐横行；另一方面则同样存在着反鸦片流毒，倡导禁烟的社会力量。虽然这些来自不同方面的力量在禁烟的主张、方式、做法及强弱程度上各有不同，但不可忽视的是，他们的共同努力形成了一股颇具影响力的压力，对促使清廷转变政策，实施禁烟，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一）郭嵩焘的禁烟主张与活动
郭嵩焘（1818—1891），湖南人，曾任广东巡抚、福建按察使等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知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1876年被派往英国对马嘉理事件表示“惋惜”，成为清政府的第一个驻外大使。在鸦片问题上，他表现出了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和爱国之心。作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郭嵩焘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20年时间里，为扫除烟毒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877年3月，郭嵩焘在伦敦给清政府上《请禁鸦片折》时指出鸦片泛滥的危害，请求清政府勿忘国耻，严禁鸦片，建议清政府改变过去禁鸦片的方法，坚持以教育为主，切实禁止。不久，郭嵩焘为禁止鸦片事宜又上《续陈禁止鸦片事宜折》，在前一份奏折的基础上又提出供清廷采用的若干条革除鸦片积弊的办法，主要内容是：“权衡人情以定限制之期”；“严禁栽种以除蔓延之害”；“严防讹诈以除胥吏之扰”；“选派绅员以重稽查之责”；“明定章程以示劝惩之义”；“禁革烟馆以绝传染之害”。希望清政府能利用英国国内反对鸦片贸易的有利时机，来消除烟毒。在英国期间，郭嵩焘频频与禁吸鸦片烟会接触，共商禁烟计划。禁吸鸦片烟会乃是“西洋人士知鸦片烟为害之烈，与中国受害之深”而相与设之，其目的是广劝禁止栽种贩卖鸦片。郭嵩焘常与该会会员，如伦敦世爵夏弗斯伯里，议政院绅士马克斯求尔德及教士里格、丹拿、毕士等会面，希望借助英国人对英国政府施以影响，取消或减少对中国输入鸦片。为帮助“瘾君子”断绝烟瘾，郭嵩焘一有机会，便向各国人士探求禁烟之法，平时也处处留意报刊上所登载的禁烟良方。他曾记载新报戒烟两方，还曾记载香港洼得生药厂制得戒烟方药。虽然在后人眼中，这些戒烟方案根本没什么作用，但郭嵩焘不空谈戒烟，对外他积极呼吁停止鸦片输入，对内他不但坚决主张禁止栽种鸦片，还从吸烟者的角度出发，积极为他们寻找戒烟药方，希望从根本上去除鸦片这个毒瘤的积极务实的态度令人称道。1879年9月，他与友人筹组禁烟公社，订立禁烟公约，并商定每年集会4次。在禁烟公社的每次集会上，郭嵩焘都反复宣讲鸦片的危害，他指出鸦片流毒中国，不但耗竭财力，残害身体，还令纪纲废弛，风俗颓败，是国家混乱的根源。他号召人们洁身自好，不要沾染恶习，已成瘾的要坚决戒除。并从身边做起，要求自己的下属、家人远离鸦片。直到他临终前，还一再叮嘱子孙，有犯烟戒者，先请改姓，不可再为郭氏子孙。
（二）左宗棠的禁烟主张与活动
左宗棠（1812—1885），湖南人，先后任浙江巡抚和陕甘总督，是晚清洋务派的重要首领。由于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甘肃诸省是罂粟种植十分广泛的区域，大好粮田多被罂粟所挤占，烟民队伍也非常庞大，酿成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后，便积极倡言禁烟并努力付诸实践。他一到任，即“通饬陕、甘两省，严禁种植罂粟”，违者予以惩处，地亩充公。他还专门作了四字韵文告示：“谕尔农民：勿种罂粟。外洋奸谋，害我华俗，借言疗病，实以纵欲。吁我华民，甘彼鸩毒！广土南土，吸食不足，蔓连秦、晋，施于陇、蜀。土敝不长，荣必肥沃，恶卉繁滋，废我嘉谷。红花白花，间以紫绿，劙果取浆，兼金一束。欹枕燃灯，俾夜作昼，可衣无棉，可食无肉，盎可无粮，栈可无豆，唯腥是闻，唯臭是逐。农辍耒耜，士休卷轴，工商游嬉，男妇瑟缩。小贩零沽，蜷聚破屋。家败人亡，财倾命促。……自今以往，是用大告：罂粟拔除，祸根永剧。张示邮亭，刊发村塾。起死肉骨，匪诅伊祝。听我藐藐，则有大戮。发言成韵，其日可读。”由人写成径寸楷书，刊印成册，散发各地，扩大禁烟宣传，要求“各属军民咸知遵守”。
发生于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特大旱灾，陕甘是重灾区。对此左宗棠认为，与受灾地区种植罂粟有直接关系，是长期以来大多良田被罂粟种植挤占所造成的恶果。因此，左宗棠在西北地区更是格外积极地推行禁烟，被后人视为是在林则徐以后三四十年中“最热心禁烟”的人。1881年6月，左宗棠上《禁食鸦片请先增洋药土烟税捐以收实效》折，提出了以增税为手段的禁烟主张。他指出，鸦片来自外国，中国人吸食成瘾，“瘾重而形神交瘁”。种罂粟者自种自吸，“视为寻常日用所需”长此以往将是很危险的。面对19世纪七八十年代，鸦片泛滥严重影响国计民生的情况，左宗棠建议清廷采用“周代儆惰民汉世严酒禁遗意”，加重洋土药税捐，将洋药每百斤征银150两，对土药的加税加捐按土药与洋药的比价推算议加；他认为，对洋土药加价后，“瘾轻者必戒，瘾重者必减，由减吸以至断瘾”，还是有希望的。并且指出，以往的禁烟法令，给“丁役之弊索，官吏之欺隐”造成可乘之机，应改立专收厘捐的总局。各通商口岸总口原征洋药进口税每百斤三十两，仍由总15征收。总口附近另设一总局，作为中国政府一次性收内地厘金的机构。收厘金时设三联票据，彼此存执，以便核对，以免偷漏。在该奏折中，左宗棠虽一再表白他所主张的“加征洋烟土烟税捐，意在加价减瘾，以期坊民正俗”，“非仅为聚敛丰财起见”，但从其经历和主张看，借机解决财政却是主要目的。正因为左宗棠的禁烟主张对清廷有利，所以清廷急忙降谕，准备实行，令南北洋大臣、福州将军，各省督抚、粤海关监督悉心妥议稽查征收章程，一月内复奏，候旨定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