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论汉初的“和亲”
汉高祖刘邦首先确立和亲政策，其内容为：汉匈双方结为兄弟，汉王朝将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汉王朝每年奉送匈奴大批丝帛等财物。这种政策为吕后、文帝、景帝等统治者所继承，对汉代的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汉初和亲政策的形成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与刘邦建国后屠戮功臣的措施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汉前期政治与经济产生了长久的消极影响。汉武帝派大军重创匈奴，之后汉匈双方才逐步建立起真正和好相亲的局面。
一
和亲政策是刘邦在公元前198年确立的，是一种带贡赋性质的政治和约。
西汉建国之初，北边强大的匈奴民族已建立了统一的政权。冒顿单于东灭东胡，西逐大月氏，南并楼烦、白羊，幅员万里，控弦之士几十万，构成了对汉政权的严重威胁。如何处理汉与匈奴的关系，这是汉高祖亟待解决的问题。建信侯娄敬提出和亲的对策。他认为：“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久远，子孙为臣耳。”建议：
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孙敢与大父亢礼哉，可毋战以渐臣也。《汉书·娄敬传》。
他怯于对匈开战，主张以联姻方式臣服强悍的游牧民族。这是一个荒谬的方案，难以置信。汉的对手匈奴冒顿何许人也?他为了夺取权力，不惜杀害爱妻、父亲，残忍至极，这样的人难道会在乎多少子婿之礼吗？娄敬一方面说“冒顿杀父代立，未可以仁义说”，另一方面又指望用嫁公主厚奉遗来约束冒顿，岂不自相矛盾！匈奴四面出击，不断对外扩张，“和亲”就能使它臣服吗?建信侯的主张实在不高明。但是，刘邦全盘接受了这种主张，决定将鲁元公主送到匈奴去。吕后舍不得唯一的女儿远嫁，日夜哭泣，刘邦只好改取家人子为公主，嫁给单于。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同时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交易。汉惠帝以后继续奉行这种政策，多次将公主嫁与单于，赠送的财物也在不断增多。
和亲对匈奴是十分有利的，娶汉室公主既可提高声威，又可得到汉室大量黄金丝绸酒米等，开放关市则可获取生活用品。通过和亲，他们可以得到用战争得不到的东西。况且，和亲也根本不能制约他们对汉朝的掠夺活动。每次汉与匈奴和亲，时不过数岁，匈奴就背弃和约而南侵。就汉而言，“和亲”是被迫的，必须向匈奴奉送大量财物方能维持一时的和平，而这种和平却毫无保障。它壮大了敌人的力量，使对手看轻自己。这是一种迫于形势的政治联姻，汉匈双方谈不上和睦相处。娄敬和亲的目的只是一种梦想。
二
“和亲”的出现适应了汉高祖的政治需要。汉室初立，急需独当一面的良将抵御北方强敌，高祖却用人必疑，不信任功绩卓著的大将。为了全力对付功臣，他不惜对外求和，以重币和联姻来换取边疆的暂时安宁。和亲政策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
西汉有足够的实力对付匈奴的侵略。汉初，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实力并不很强，但影响古代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经济因素只是其中之一。宋元明清，每一朝代的初期，经济实力都不强，而军事实力却相当强。汉初也是这样，兵精将强，人才之盛尤为古所罕见。萧何、张良、韩信，是著名的汉初三人杰。其他如曹参、陈平、英布、彭越、韩王信、卢绾、陈豨等也都是一世英才。汉朝领土辽阔、人口众多，有几十万能征善战的将士，足以与匈奴大军相角逐。根本没必要用屈辱的和亲去换和平。汉高祖以一布衣造反，西进关中灭秦，东向与西楚霸王争雄，称得上一英雄豪杰，开始也未打算向匈奴人示弱。
然而，随着汉王用人政策的改变，情况发生了变化。以求贤若渴著称的刘邦建国后唯恐失去到手的江山，处心积虑地防范功臣，不惜捏造罪名加以迫害。韩信、韩王信追随汉王多年，南征北战。一个被视为眼中钉，受到百般迫害；另一个远戍荒漠、坚守危城，却始终得不到信任。这种错误的用人政策为匈奴人的入侵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公元前200年，汉军在白登山被匈奴打得大败。此战的爆发及最后的失败，都与刘邦的错误政策有直接关系。当时北方防御匈奴的是韩襄王后裔韩王信。他很早就追随刘邦，论功封为王，“材武，所王北至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多疑的皇帝不放心，将韩王迁至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这位贵族后裔从富庶的故土来到荒凉的北疆，积极地进行防御准备，又从晋阳迁至战略要地马邑。汉七年的秋天，冒顿的军队包围了韩王。汉廷一面发兵救援，一面怀疑其有二心。韩王拼死与冒顿大军对抗，却得不到起码的信任，只好投奔了匈奴。到汉十一年，汉柴将军与信对垒，劝其重新归顺西汉，韩王信叙述了有国难回的一番苦衷：
陛下擢仆起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荥阳之事，仆不能死，囚于项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马邑，仆不能坚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为寇将兵，与将军争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今仆有三罪于陛下，而欲活命于世，此伍子胥所以偾于吴也。今仆之匿山谷间，旦暮乞贷蛮夷，仆之思归，如瘘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也，势不可耳。《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文帝时，他的儿子颓当率众又回到了汉朝。
韩王的投敌使汉在对外战争中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北边的形势急转而下，摸清了汉廷虚实的冒顿挥师南下，汉高祖不甘示弱，率大军北上迎战。冒顿诱敌深入，娄敬提醒刘邦其中有诈，却遭到辱骂，被抓了起来。结果，高祖被匈奴的四十万精兵包围于白登山。危急关头，陈平派人贿赂了冒顿的阏氏，而冒顿也因王黄、赵利的军队未如约前来，怀疑他们与汉军合谋，解开了包围圈，刘邦幸而脱身。此战是汉前期汉匈间最大的一次战争，影响深远。战争失败的原因很清楚：主师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狂妄自大的皇帝轻率冒进，中了敌人的圈套。刘邦一生打了许多败仗：彭城之战，汉军死者十余万人，吕后、太公都成了项羽俘虏；荥阳之役，城中断粮，高祖抛弃军队逃遁；成皋之战，刘邦被打得大败，与滕公落荒而逃。汉高祖不是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韩信对此早有定论：“上问（韩信）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多多而益善耳。’”《史记·淮阴侯列传》。由这样一位不善带兵而又刚愎自用的皇帝统率大军去与冒顿的几十万精锐骑兵周旋，失败是必然的。
那么，汉廷是否有与冒顿相角逐的将才呢？当然有。刘邦麾下谋士成群、猛将如云，并不缺乏人才。汉初有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天才韩信，他曾在楚汉战争中显示了非凡的才干。韩信率军“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史记·淮阴侯列传》。，打得项羽惊慌失措。垓下之战，他又亲率军队冲锋陷阵，彻底打败了项羽。然而，韩信南征北战，效尽犬马之劳，不仅得不到信任，反而被视为心腹大患。垓下之战的硝烟未尽，刘邦就突然进入韩信营中，削掉了他的兵权。不久，又将他由“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的齐王改封为王淮北、都下邳的楚王。汉王对他仍然不放心，汉六年又伪游云梦，出其不意地缚获了韩信，并因此大赦天下。韩信这时终于看清了皇帝的真面目，“知汉王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从此，这位“世不略出”的大将被剥夺了一切权力，直至五年后被诛三族。几个月后，匈奴军队在平城大败刘邦率领的汉军。
可悲的是，高帝并未从战争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改变防范功臣的政策，反而下决心采取建信侯的建议：对外不惜代价求和，以一心一意对付叛将，对付异姓王及大功臣。在与匈奴的和约缔定之后，高祖忙于东征西讨，不断以莫须有的罪名诛杀大臣，干戈纷扰，社会长久不得稳定。汉九年开始，汉廷内部“谋反”大案不断：汉九年，贯高谋反事发，与此无关的张敖被拉下了王位，刘如意被立为赵王。汉十年，陈豨造反。陈是继韩王信之后负责北疆防务的大将，因宾客众多，引起朝廷怀疑。陈豨惊恐之下，揭竿而起，高祖亲征。汉十一年，腥风血雨的一年。汉初最出色的大将韩信、彭越被夷三族，英布造反。汉十二年，萧何下狱。萧何颇得民心，引起皇帝嫉恨。因萧丞相请求让百姓耕种上林空地，被刘邦怀疑为“自媚于民”，丞相下狱。燕王卢绾投奔匈奴。卢绾与刘邦同里同生日，一起长大，深得皇帝信任。刘邦怀疑燕王与陈通谋，派人迎他入朝。在高祖与吕后专门寻找事端诛杀异姓王者及大功臣情况下，他不敢入朝。高祖立刻派樊哙进剿。不久，又命人往军中斩杀樊哙。四月刘邦驾崩，卢绾逃奔匈奴，而樊哙也死里逃生。吕后统治时期，政治空气比较缓和，卢绾的妻儿又回归了西汉。观刘邦建国后对功臣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卑劣至极!仅他去世前三四年间，大“谋反案”竟多达七八起，所谓的主谋全是大功臣，尤以大将最多。张敖、韩信、彭越根本未反，却遭到百般陷害。英布、卢绾、陈豨根本不想反，却硬被逼反了。刘邦完全不信任任何大臣，也不愿和大臣们见面，而自己“独枕一宦者卧”。
大臣们人人自危，或忍辱求全，或媚上以自保，或铤而走险。手握军队的陈豨、卢绾等为了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相继投敌，北疆动荡不安。《史记·匈奴列传》中有一段记载：
是后韩王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倍约，侵盗代、云中。居无几何，陈豨反，又与韩信合谋击之，复拔代、雁门、云中郡县，不出塞。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于是汉患之，高帝及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多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至。
“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被高祖缚获时曾发出这样的哀鸣，令人深思。刘邦防范功臣的政策、北边局势的恶化、“和亲”的产生，这三者之间密切联系，息息相关。和中国历史上不少封建皇帝一样，汉高祖屠杀汉民族杰出的大将，自毁长城，给汉民族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他自己则疲于征讨，心力交瘁。汉十一年，他带病打败英布回师，路过故乡，“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弟子纵酒”，“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史记·高祖本纪》。。高帝所作就是千古传扬的《大风歌》。此诗不仅满含激情，且耐人寻味。衣锦还乡的皇帝满怀忧虑，急切盼望有猛士为刘氏皇室守四方，对着父老竟凄然泪下。一方面用人必疑，屠戮大将，另一方面又急切希望有能守卫四方的勇士的出现，这是怎样一种可怜而又可悲的心态!难怪樊哙等人感叹：“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刘邦)又何惫也!”《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不久，他就去世了，留下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
三
刘邦搞和亲根本不是为了发展经济，刘邦的“和亲”也不可能给社会带来和平与安宁。屠杀功臣使汉王朝失去了与匈奴相角逐的“良弓”与“走狗”，汉杰出的大将韩信、彭越、英布丧生于屠刀之下。妥协退让的“和亲”并未能阻止游牧民族的南下，反而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汉前期六七十年间，敌骑入寇达二十多次，用兵多时一次达十几万，前锋直达凤翔。由于匈奴占领了阴山等地，轻骑一日一夜可至秦中，长安受到直接威胁。胡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汉西北诸郡难以进行正常的生产，汉代最著名的大将霍去病“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呐喊，正反映了匈奴骑兵对汉廷和汉族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威胁。
吕后统治期间，匈奴的气焰十分嚣张。冒顿写了一封信给吕后：“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汉的轻蔑。吕后与大臣反复讨论后，忍辱答复匈奴：“单于不忘敝邑，赐之以书。敝邑恐惧”，“敝邑无罪，宜在见赦”，并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单于。《汉书·匈奴传》。联姻并未能阻止匈奴的入侵，汉的西北边郡烽火连天。高后六年、七年，匈奴人二次入寇，烧杀抢掠。文帝继位，匈奴入寇更为频繁。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入侵北地、居河南为寇。皇帝立即下诏几万骑兵将匈奴人赶出塞，并且准备亲自进攻匈奴。恰在此时，济北王造反，汉大军转而进攻叛军。公元前166年，匈奴又大举入侵，动用了十四万骑兵，杀汉的北地都尉，焚烧回中宫，骑兵的前锋达凤翔，大量杀掠人民、畜产。汉廷调动了十万骑兵驻长安以备不测，文帝非常愤怒，准备亲自出击，但被太后劝阻。之后，匈奴日骄，连岁入寇，汉云中、辽东等边郡损失惨重。公元前158年，匈奴六万骑入侵，汉兵屯飞狐、句注、细柳以备胡。又置三将军，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烽火通于长安数月。景帝登基，匈奴仍在继续入侵。公元前148年入燕。公元前144年入雁门，取苑马，吏卒战死二千余人，李广击退之。公元前142年入雁门，太守冯敬战死。
面对严重的外患，汉朝诸帝一面积极地扩充军力，一面大力发展经济。几十年间，汉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并不是刘邦“和亲”的余泽，而是文景诸帝善于用人、励精图治所致，更是由于汉朝的将士们浴血奋战的结果。高祖死后，吕太后忙于与羽冀渐丰的刘氏诸王斗争，对老臣尚多优容。曹参等大臣实施“清静无为”的政策，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开始恢复发展。这一时期“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吕后本纪》。。之后，文景二帝继续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内信用大臣，善于纳谏；对外，“和亲”同时，积极备边，重用周亚夫、李广等名将抗击匈奴。
至武帝上台，战争代替了和亲，强大的军事实力解决了刘邦的“和亲”未能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张骞出使西域，联络乌孙与大月氏以断匈奴右臂。卫青、霍去病北进大漠几千里，与之殊死搏斗，控制了水草肥美的河西地区，又深入漠北，重创匈奴主力。汉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将秦长城延至敦煌，列置亭障，设戍卒与烽火台，并迁徙上百万人加强边防。匈奴人被迫退出了许多地区，势力逐步衰落下去。汉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终于摆脱了对匈关系中的屈辱地位，农业区域所受的威胁基本解决。
宣帝以后，双方再度进行和亲，但这时的和亲性质与汉前期的和亲截然不同。首先，背景不同。汉高祖和亲时正忙于对付功臣，尤其是杰出的大将，在对外战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而这次的和亲则建立在对匈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在汉军的不断打击之下，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一度出现五单于并立的局面。内部的纷争进一步削弱了匈奴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