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俊臣
在近代医学诞生以前，世界主要文明古国都曾出现过建立在经验和主观判断基础上的传统医学。中医也属于传统医学范畴，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被誉为中国的“三大国粹”之一。在中国与阿拉伯长达数个世纪的接触中，穿梭于欧亚大陆两端的阿拉伯人从中国带回了大量的医学知识以及数百种药物。中医的医理和诊治方法逐渐为阿拉伯人重视，并被有效地吸收和应用。中国的黄连、大黄、肉桂、生姜、土茯苓、沉香、麝香等药材沿着丝绸之路，先后传到了中亚，并为阿拉伯人所掌握其性能与使用方法。
一、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交往概况
阿拉伯人生活于欧亚非三大洲的战略要冲地带，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世界贸易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通道。约在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以后，阿拉伯民族逐渐由蒙昧步入文明进程，并以一个强大帝国的形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阿拉伯帝国极盛时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幅员1300万平方公里。阿拉伯人在帝国兴起之初就以一种很低的姿态如饥似渴地向周边的民族吸收先进文明成果，对于异族文化也持宽容与兼收并蓄的态度。穆罕默德曾有训示，“要寻求学问，哪怕远在中国”。历任哈里发也大都重视对古希腊罗马文献的翻译和学习，麦蒙哈里发还兴建了像智慧宫这样的学术机构来专门研究介绍先进文化。不论是先知的教导，还是哈里发的推动，都将阿拉伯人以一种后起的姿态迅速地推入了文明进程，并最终成为中世纪的文化高地。另一方面，阿拉伯地区自然条件恶劣，高温干旱，既不利于农业生产，也缺少游牧的条件，于是在石油尚未被认识和利用以前，经商、贸易，乃至扩张和掠夺就成为了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在中世纪一个常见的景象就是身着白袍的阿拉伯人驾着大篷车往返穿梭于欧亚大陆两端，在中国他们贩卖香料、珠宝，在西岸他们又带来了东方的药材和瓷器。于是，对先进知识总是充满渴望而又能广泛的接触各民族文明的阿拉伯人不自觉地充当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有史记载的阿拉伯帝国与中国交往开始于正统哈里发时代（632—661年），在倭马亚王朝（661—750年）和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时达到鼎盛。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王噉密莫末腻（即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初次遣使中国，“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661年，倭马亚王朝建立，因其尚白色，故唐代称之为“白衣大食”。唐朝与倭马亚的关系颇为复杂。一方面，倭马亚王朝及其派驻伊朗东北部呼罗珊的总督不断遣使入唐，以交友好；另一方面，倭马亚王朝在完成呼罗珊的征服之后，即以呼罗珊为基地继续扩张，向东向北推进，与唐王朝对峙而立。当时的呼罗珊总督曾向部将穆罕默德和古太白许诺：谁先踏上中国领土，谁就出任统治中国的总督。713年前后，二人分别在印度西部边境和中亚地区建立了阿拉伯人的统治。而与此同时，吐蕃人也进入中亚，与大食争雄。于是，在8世纪上半朗，唐朝、吐蕃和大食在中亚地区屡次发生错综复杂的纠葛与冲突。
750年，阿拔斯王朝建立，因其色尚黑，故唐代称之为“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在东部伊斯兰世界稳固地统治了500年之久。正是在阿拔斯王朝时代，中国与阿拉伯的文化交流达到最兴盛的时期。中国和阿拉伯文化交流的盛世开端于怛罗斯之战。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因西域藩国石国“无番臣礼”，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领兵征讨。石国后求救于阿拔斯，于是唐军与阿拔斯军队会战于怛罗斯。怛罗斯之战最终以唐军惨败而告终，大批唐兵被阿拉伯军俘虏。这次战役对于中世纪文化交流意义重大。中国被俘士兵中有大量的工匠，他们被带往阿拉伯地区，因而也就把中国的科学技术文化传播开来。中国造纸工匠协助阿拉伯人在撒马尔罕开办了造纸厂，将造纸法传入了阿拉伯地区。阿拔斯都城库法也有许多中国的技师在那里操作，杜环曾记述：“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缳、吕礼。”怛罗斯之战并没有使唐朝和大食的关系交恶。唐天宝十一年（752年）十二月，黑衣大食谢多河蜜遣使来朝。唐政府还隆重授予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勋位，并开创了阿拔斯王朝自诩的中阿关系“新纪元”。接着，在天宝十二年（753年）一年之中，有4次大食使者入长安；以后又连续5年，每年都有大食使者入唐。可见唐朝与阿拔斯的关系相当密切。安史之乱时，阿拔斯王朝还应唐肃宗之邀，派兵援唐，平定安、史叛军。
盛唐时期，阿拉伯对华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两国的经济往来尤为繁盛。特别是8世纪以后，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贸易往来空前活跃，陆路和海路两途，往来商旅络绎不绝，在陆路，阿拉伯帝国横跨东西，境内交通畅达，并且辅有完善的驿道制度，为运输物资、商旅往来提供了便利。据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载，沟通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干道是著名的呼罗珊大道。这条大道从巴格达向东北延伸，经哈马丹、赖伊、尼沙布尔、木鹿、布哈拉、撒马尔罕、锡尔河流域诸城镇而到达中国边境，与中国境内的交通路线相连接。这条呼罗珊大道的路线，就是丝绸之路在葱岭以西最主要的一大段路线。通过呼罗珊大道，大批阿拉伯商人，包括波斯商人，成群结队地来到中国从事贸易活动，进入甘陕一带，有的甚至深入四川，东下长江流域。唐三彩中有许多随葬用的胡俑，尼沙布尔和赖伊等地出土的唐五代越窑青瓷和长沙窑彩绘盘，以及撒马尔罕成批出土的唐瓷，都反映了当年陆上运输繁忙的景象。西安唐墓发现了波斯萨珊王朝库思老二世银币，新疆境内也大量发现了波斯、阿拉伯钱币，这都反映了当时中阿商品贸易的繁盛。
8世纪以后，海路的重要性逐渐超过陆路。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取道马六甲海峡北上交州和广州。这些来华的波斯和阿拉伯商船大都是从阿曼的苏哈尔或波斯湾北岸的尸罗夫起航，沿着印度西海岸，绕过马来半岛，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唐代外国商舶多聚于广州。《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鉴真也描述了在广州所见珠江中停泊的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各地船舶，“不知其数”。按张星烺考证，广州港一年有80万人进出参加贸易活动。可见当时广州对外贸易之繁荣。中国称阿拉伯商船为市舶或互市舶，政府在广州派驻宦官，专门管理，称为市舶使。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唐朝中央政府采办方面对外依赖性的增大，市舶使的地位甚至提高到可以与岭南节度使相提并论的程度。
二、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医学交流
（一）唐宋时期中阿医学交流概况
在阿拉伯帝国兴起之前，中亚诸国和中国就有广泛的交流。中亚诸国向唐廷进献的物品中也多有香药、药材及药品，见于记载的尤以开元、天宝年间为多。如据《新唐书·西域传》载，安国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献“郁金香、石蜜等”。又《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载，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十月，“康国遣使献宝香炉及白玉环、玛瑙、水精眼药瓶子”。其中见于记载最多的为吐火罗国。吐火罗又称土豁罗、覩货逻、吐呼罗等，居古大夏国地域。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载，开元年间该国向唐廷献药甚多，如“开元十二年七月，吐火罗国遣使献胡药乾陁婆罗等三百余品”。“开元十七年七月，吐火罗使僧难陀献须那伽帝释陵等药”。“开元十八年五月，吐火罗僧难陁来朝，贡献瑞表香药等”。《新唐书·西域传》也称“开元、天宝年间，吐火罗数献异药乾陀婆罗二百品”。另外，来唐的中亚使僧，多精于医药之术，如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载，康国僧人伽跋摩来唐后，曾“奉敕令往交阯采药”，显然是一位富有药物知识的僧人。《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又载，“开元二十九年三月，吐火罗遣使献红颇黎、碧颇梨、生玛瑙、生金精及质汗等药”。
阿拉伯帝国兴起以后，中国和阿拉伯地区的医药交流更为兴盛。在与中国繁盛海陆贸易中，所贩货物尤以香药与药材为大宗。《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载：“开元十二年三月，大食遣使献马及龙脑香。”又：“开元十八年正月，波斯王子继忽娑来朝，献香药、犀牛等。”另据《旧唐书·敬宗本纪》载：“穆宗长庆四年九月丙午朔，丁未，波斯大商李苏沙进沉香亭子材。”可见这些药材尤其是香药一类进口量甚巨，以致有官宦以“沉香为阁，檀木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 至五代时甚至有以“沉香为山阜，蔷薇水、苏合油为江池，零藿、丁香为林树，薰陆为城郭”等者。隋唐时期的医药等著作中载有不少波斯、大食的药物情况。如《新修本草》、《本草拾遗》、《海药本草》、《千金翼方》、《酉阳杂俎》等收录了波斯所产药物胡黄连、荜茇、龙脑香、小茴香、诃黎勒、阿魏等。这些药物在后世中国史籍中多有描述，如陈藏器《本草拾遗》称：“荜拨生波斯国，故人将来。”李珣《海药本草》则介绍诃黎勒的药效说“诃黎皮主嗽，肉主眼涩痛”等。
与此相应的是，大量中国的药物和医学知识也在隋唐时期相继传入了阿拉伯地区。隋唐时期，景教徒们不仅将西方医学和阿拉伯医学传入中国，而且也将中国医药学传至阿拉伯。如在穆罕默德时期（570—632年）波斯的工提沙波（位于今伊朗胡齐斯坦省）是景教的重要学术中心，这里集中了希腊和东方的文化，建有学校与医院。有资料说，当时这里有中国医生在医院工作并教授学生，有科学方面的中国书籍，还有近千罐有名称的工艺水平很高的中国糖浆。这无疑是与景教徒们传播中国医药文化的努力分不开的。拉齐曾在巴格达应一位中国学者的要求为其传授了盖伦的医书，这位学者在拉齐家中做客长达一年，据传与拉齐交流了大量中医体系和方剂学知识。
另外，中国炼丹术之外传阿拉伯，也可能始于隋唐时期。阿拉伯帝国建立后，哈里发大力倡导科学文化，大量翻译文献经典，炼金术也随着其他的希腊科学一起传入伊斯兰世界。阿拉伯人在继承古希腊炼金术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中国炼丹术的理论与技艺。一方面阿拉伯翻译家们在翻译有关炼金术的著作时，也介绍了中国的炼丹术知识，他们“对这些著作的原出处并不关心，往往笼统地认为其来自希腊，然而殊不知其中有大量的中国和印度的知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和阿拉伯地区长达数个世纪的接触，炼丹术也曾作为科学被直接引进到伊斯兰世界。根据亚历山大城的手稿和东方商旅的记载，阿拉伯学者曾经从中国的炼丹术中学习了分离的方法。巴格达的翻译馆在9世纪的时候曾译过中国的丹书。在中国的波斯人很多都是专门从事贩卖炼丹用的药金和香药的人，很多胡商本人也是炼金术士，对于中国炼丹术的西传起了重要的作用。长安西市在元和（806—820年）中有擅长制作药金的炼丹家王四郎开设的店铺，专门供应胡商，高价抛售（《太平广记》卷三五引《集异记》）。文学家李珣的弟弟李玹原是波斯侨民，专门贩卖香药，酷好金丹之术，“暮年以炉鼎之费家无余财，唯道书药囊而已” （《茅亭客话》卷二）。
此时期一些阿拉伯人所著的中国游记等文献则介绍了中国医药卫生方面的情况，增加了阿拉伯人对此的有关认识。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曾亲至印度、中国等地游历经商，归国后著成其东游见闻，经后世学者翻译整理为《九世纪阿拉伯人及波斯人之印度中国纪程》，其前一部分即为苏莱曼游记，是现知最早的阿拉伯人之中国游记。书中对中国充满了美好印象，如说：“中国人（比印度）更为健康，疾病更为罕见；空气如此清洁，几乎没有双目失明的人，没有独眼的人，也没有某种生理缺陷的人。而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则随时可见。”后来阿拉伯人伊本·阿尔法基赫的著述中也有类似记载。阿拉伯人伊本·库达特拔（又名阿布尔，乌拜德卡西姆）曾在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任吉巴尔省驿官，约于9世纪著有《道里郡国志》一书，首次记载了肉桂、土茯苓、芦荟、樟脑、生姜等。
宋代典籍也记载了大量中国与阿拉伯及中东地区药物交易的情况。如《宋会要辑稿·番夷四·龟兹》曾有记载，北宋乾德年间，龟兹国两次与宋王朝进行硇砂药物贸易；据《宋会要辑稿·番夷四》记载：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三月，西域商人与宋王朝进行药物贸易，其中硇砂二百四十九斤、乳香三百七十一斤。大食国在雍熙元年（984年），遣使给宋王朝赠送乳香1800斤、无名异一块、蔷薇水百瓶；熙宁四年（987年），又遣使送来白龙脑、蔷薇水、象牙、琥珀、香药以及龙盐、眼药等；至道元年（995年），又遣使赠送白龙脑1000两、龙眼一银盒，眼药二十小琉璃瓶。蔷薇水20琉璃瓶，乳香1800斤。另外，麻罗拔、施遏、奴发等阿拉伯国家，也向中国输出了大批香料药物。
（二）中医医学理论的介绍与翻译
中世纪中国医学的解剖学、胚胎学、妇科学、药物学和其他医学论题也被介绍到了伊斯兰教地区。这些系统地反映在1313年编写的《伊尔汗的中国科学宝藏》（tanksuq-namah- I Ilkahan darfunun-I khitai）。这部医学大典成书于13世纪末，正值哈赞汗王统治伊朗时期（1274—1283年）。当时伊尔汗的大丞相拉施德·丁·法杜拉是该医典的直接组织者和编辑者，他亲自为医典撰写了前言并定书名为《唐克苏喀纳麦》（意为珍宝、宝藏）。该书介绍了中国传统脉学、解剖学、胚胎学、妇科学、药物学等。拉施德在序言中说，他曾派遣一名年轻的医学生跟随中国学者学习，并从中国带回了与中国医学相关的书籍。他十分重视中国的医学，把它作为最珍贵的礼物奉献给伊朗朝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