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只要健康，吃得饱，就幸福快乐了，人类本应如此，但在当今世界，却并非如此，至少有许多人是不幸福的。如果你自己不幸福，或许就会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并不是个例外；如果你是幸福的，那么请自问一下，你的朋友中又有几个同你一样。
在你对自己的朋友作了一番检视之后，就可以去学习察颜观色洞察心理的艺术；使自己更善于体味周围的不同心境。
英国诗人布莱克说：我见过的一张张脸上显出斑斑懦弱，点点哀怨。
尽管不幸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你会发现，它们总是如影相随。在纽约这样最典型、最摩登的大都市里，当你站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或是周末站在通衢大道上，或是在骚动的夜总会里，你会从心灵里完全剔除自我，任凭周围陌生人的个性一一留驻你的眼底。你会发现，这些不同的群体都有各自的烦恼。在匆匆上班的人流里，你会看到焦虑不安、精神过度集中、消化不良的许多人，他们缺乏兴趣，毫无闲情逸致，对同伴更是冷漠无情。
周末，你会看见红男绿女，轻松悠闲地走在大街上，有钱的就去寻求快活和享乐。这种追求是以同样的速度进行的，长长的车队蜗牛似地缓缓爬行；坐在汽车里根本看不见道路两旁或是周围的景象，因为稍一旁视便可能引起交通事故；所有这些汽车里的人此刻所关注的便是设法超越前面的车辆，但是道路如此拥挤，他们不可能做到这点；要是他们的心绪由此游离开去，就像那些坐在车中而未握方向盘的人那样，一种难以名状的厌烦就会攫住他们，让他们露出沮丧的神情。有时一辆装满黑人的车上爆发出真诚的快活来，但是他们的乖戾行为又引起公愤，到最后因为交通事故而落到警察手中：假日里的快活变成了非法的。
或者，再来看看那些欢度夜晚的人们，人人都想来此消遣快活一番，这种决心之坚定，犹如一个人去看牙医时保证神经不紧张激动一样不可动摇。一般都认饮酒和吻抱通向欢乐之路，于是人们开怀畅饮，尽量不去注意自己的反应。一阵狂欢滥饮之后，他们开始哭泣流泪，哀叹自己太对不起母亲的养育之恩。
酗酒给他们带来的不过是犯罪感的发泄，而这在人清醒的时候却为理智所压抑。
这种种不幸的根源，部分源于社会制度，部分源于个人的心理，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为促进人类的幸福而在社会制度方面需要进行的改革，我以前已有著述。有关战争、经济剥削、棍棒恐吓教育的废除等问题差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
文明时代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去寻找一种没有战争的制度；但是当人类如此不幸，以致于互相残杀比起持久地享受生活的阳光来反倒显得不怎么可怕时，再好的制度也是难以实现的。如果机器生产是为了增进最为需要的人的利益、防止贫困的永久性所生必要的，但是如果人们都痛苦不幸，那么共同富裕又有什么意义呢？棍棒恐吓教育是不好的，但是如果那些人自己就是这类教育的奴隶的话，他们是不可能施予其他形式教育的。
以上这些思考使我们想到一个与个人有关的问题：一个男人或女人，此时此地，在这多变的社会中，怎么来获得个人幸福呢？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将把注意力移到这样一类人身上，他们没有经受过来自外部的巨大痛苦：假定他有足够的收入解决温饱住宿问题，身体健康，能够从事各项普通的活动，我不考虑这类巨大的灾难，如子女全部夭折，或是当众受辱等，这类事件是值得讨论的，而且它们的确也很重要，但是同我下面说的事情相比，它们属于另外一种类型。我是想找到一种对文明国家里绝大多数人遭受日常不幸时进行医治的处方，这种不幸由于没有明显的外部原因，几乎无法加以回避，因而使人更不堪忍受。
这种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错误的世界观、错误的伦理观、错误的生活习惯而引起的，结果导致了对可能获得的事物的天然热情和追求欲望的丧失，而这些事物，正是人和动物的一切幸福和快乐最终所依赖的。这些事物的获得本是力所能及的，我因而提出一些变通的方法，只要我们有一般的好运气，便能通过这些转变得到幸福。
对我所提到的哲学的介绍，我的简要自传或许是最好的开始。
我生来并不幸福。小时候，我喜欢听的圣歌是：“对尘世觉得厌倦，我望头重负罪孽。”我五岁时，这么想过，要是我活到七十岁，才熬过了我全部生命的十四分之一，我觉得面前漫长的厌烦、无聊的生涯简直难以忍受。到了青春期，我痛恨生活，一直在自杀的道路上徘徊，而我之所以最终没有自尽，只是因为想多学些数学。
相反，现在我热爱生活；可以这么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生活更加热爱了。一方面是由于我发现了什么是我最想得到的东西，并且逐渐得到了其中的一大部分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成功地摒弃了某些原先向往的目标——一些根本无法实现的欲望。
但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于消除了对自我的过分关注。
像受过清教徒教育的人一样，我也有过反省自己的罪过，愚行和缺点的习惯，我自以为是公正的——一个可怜的怪人。后来，我渐渐学会了忽略自己及自己的不足之处，我把注意力日益集中到外部事物：如世界大事、各种学科知识以及我所喜爱的个人等。
对外界事物的种种兴趣可能带来各式的痛苦：这世界可能会发生战争，某些方面的知识可能很难获得，朋友们可能会离我而去，但是这些痛苦不会像由于对自我的厌恶产生的痛苦那样，毁灭生活的本质方面。而每一种对外界的兴趣都会激起某种活动，只要这一兴趣依旧存在，这种活动便能阻止人的厌倦和无聊意识的产生。而对自我的兴趣则不会激起进取的活动。
这可能会促使一个人去记日记，进行心理分析，或许是去当个僧侣，但是僧侣只有在修道院的生活常规使他忘却了自己的灵魂以后，才会得到幸福。他由宗教而得到的幸福，其实从清道夫这一行业中也可以得到，只要他坚守岗位。对那些自我关注过于严重，用其他方法治疗均无效果的人来说，通向幸福的惟一道路是对客观知识的追求。
自我专注有多种形式。其中最普通的有罪人、自恋者和夸大狂三种。
说到“罪人”时，我并不是指触犯刑律的人，根据对这一词语的不同解释，既可以认为人人都在犯罪，也可说谁都没有犯罪。我指的是这样一种人，其精神贯注于犯罪意识中。他始终在自责，如果他信教的话，就把这解释为是上帝的旨意。他对自己应该成为怎样的人有一定的要求，而这与他所了解的实际的自我却总是相矛盾的。如果他在有意识的思维里早就抛弃了孩童时学得的那些道德准则，那么犯罪意识或许埋藏干他的无意识深处，只有在醉酒或睡眠中才浮现出来，但是，这已足以使一切事物失去了其吸引力。
实际上他依然接受了在婴儿期学的所有禁律。
骂人是邪恶的；饮酒是邪恶的；做生意的精明是邪恶的；性行为更是邪恶的。当然，他并没有放弃这类欢愉，但是这一切在他思想中却都受到了毒化，自己由此而堕落了。他全身心去追求的一种快乐是受到母亲的亲切抚爱，儿童时代的这一经历至今依然记得。因这种快乐如今已无从享受，所以他便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既然自己总是要犯罪的，干脆就深陷到罪恶中去吧。
谈恋爱时，他在寻求着母性的温柔，但是又不能接受这种温柔，因为母亲形象的存在，使他对任何与自己有性关系的女人不可能产生尊重。失望之余，他变得冷酷了，之后又后悔自己的冷酷，接着再重复新一轮的幻想的罪恶与真诚的悔恨。
这就是许多表面上强硬的放荡者的心理。使他们走上歧途的，是对难以企及的目标（母亲或母亲替代者）的忠诚献身，还有就是童年时代受到的可笑的伦理准则的灌输教诲。对这些母性“贞洁”的牺牲者来说，走向幸福的第一步是摆脱早期信仰和情爱观的统治。
自恋，正是习惯性犯罪意识的反面；它包括对自我的希望被人羡慕的习惯。当然，某种程度的自恋是正常的，不必为之哀叹；只是在发展过头时，才成了一种邪恶。
有些女人，尤其是富有的女人，她们身上对爱的感受已经完全干涸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么一种强烈的愿望，即所有的男人都应该爱她们。当这种女人确信某一个男人爱她时，便觉得他对自己不再有用了。男人也有这种情况，不过为数少一些；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危险的私通》中的主角。
虚荣达到这种程度，就不可能对人产生真正的兴趣，也不可能从爱情中得到真正的满足，其他方面的兴趣则会更快地低落下去。例如，一个自恋者在看到大画家们受到崇敬时，激动之下，也许会去当一个美术专业学生。但是，对他来说，绘画不过是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绘画技巧从未引起他的兴趣，除了与自己有关的以外，看不见任何别的主题。结果是失败和失望，而不是期望中的人们的奉承赞扬。
同样，情况也会发生在小说家身上，他们的小说总是把自己作为理想的英雄。事业上的成功有赖于对这一事业相关的对象的真正兴趣。一些成功的政治家们的最终悲剧就在于原先对社会的关注，逐渐为自变情绪所替代。
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是不值得称赞的。因此，如果一个人惟一所关心的是这个世界应该对他表示敬慕，那他是不大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即使他达此目的，也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幸福，因为人的本能从来都不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对自己加以人为限制的自恋者，恰如一个为犯罪意识所压抑的人一样。原始人可能会为自己是个优秀猎手而自豪，但是他也喜爱狩猎活动本身。
过分虚荣，就会毁掉参加任何活动的乐趣，导致倦怠和厌烦。其根源是自信心缺乏，疗法是培养自尊。但是这只有在客观兴趣激起的活动中取得成功才能达到。
夸大狂与自恋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希望自己有权势威严而不是可爱媚人，企求为人所畏惧而不是为其所爱。许多疯子和历史上的多数伟人均属这一类型。
权力欲同虚荣心一样，是正常人性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可以被接受的；只有在它极度膨胀，或是与不真实的现实感连在一起时，才变得令人可叹。它就会使一个人不幸福，或是显得愚笨，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自以为头上戴着皇冠的疯子，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幸福的，但这种幸福是任何思想健全的人不会去嫉妒的。亚历山大大帝有与疯子同一类型的心理，只是他具有实现疯子的梦想才能。但是，他却未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梦想随着他的战绩的扩大无限膨胀。当他知道自己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时，便自命为上帝。
他嗜酒如命，脾气狂躁，对女人冷漠无情，封神称帝，都表明他并不幸福。
为了扶植人性中的某一部分而以牺牲其他部分为代价，或是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为了自我的伟大高贵而创造出来的，得到最终的满足。
夸大狂，无论是精神错乱或是健全的，多为站在过度屈辱的立场。拿破仑在求学时代为自卑感所折磨，他的同学大都是贵族子弟，而他的出身，靠奖学金才得以维持学业。在他后来允许那些流亡者归来时，看见自己以前的同学向他屈膝低首，感到得意满足。真是福乐之极！这又导致他去征服沙皇以得到同样的满足，而这满足却把他送上了圣赫勒拿岛。
没有全能，完全被权力欲所控制的人，迟早会碰到难以逾越的屏障。拒绝接受这种认识，只有在意识层次强行注入某种形式的精神错乱，如果一个人的权力足够大时，他会把向他指出这一点的人处以监禁或死刑。因此政治意识和心理分析意识中的压抑是相关联的。当心理分析上的压抑以任何形式出现时，人就可能有真正的幸福。
适当范围内的权力可能会增进幸福，但如果把它作为生活的惟一目的！就会给外部或是人的内心世界带来巨大灾难。
显然，不幸福的心理原因有多种多样，但是它们都有某些共同点。典型的不幸福的人，由于在青年时期被剥夺了某些正常的满足，于是就把这种满足看得更重要，一生只朝着这一方面孜孜追求，他仅仅对成功给予更多的、不恰当的重视。
今天，有种很普遍的现象——一个人可以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了，于是不再求任何形式的满足，只求消遣娱乐、湮没无闻，他便成了“享受狂”，减少自己的活力以使生活容易忍受。例如，酗酒就是一种暂时的自杀，快乐只是消极的，不过是不幸的短暂中止。
自恋者和夸大狂相信幸福是能够得到的，虽然他们可能采取错误的手段攫取它，但是寻求精神麻酸腐的人，无论以哪种方式，他已失去希望，只求湮没无闻。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服他幸福是值得去争取的。不幸的人，同失眠的人一样，往往对此表示自豪。这种自豪同失去尾巴的狐狸的态度一样。治疗的方法是向他们指出，怎样去长出一条新的尾巴来。
若能看到通向幸福的道路，就很少有人再去存心选择不幸。不能否认这类人的存在，但是肯定为数不多，形不成气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