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税收，说白了就是国家的财政收入，一旦动了这一块，往好了说，那就是百姓之福，可是一旦改坏了，那这个国家的整体收入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在改革赋税的时候，王安石格外小心。熙宁四年，也就是1071年的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地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还有一条是在熙宁二年九月颁布的“青苗法”。这条法律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致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出现强制借贷现象，是王安石变法措施中争议最大的内容。
最后就是“募役法”，又称“免役法”，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东京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免役法”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了生产发展，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宋朝的科举制度那真是让人叹为观止，考卷上的考题往往都是在考怎么写诗，怎么能写得一手好诗。这简直是个大大的笑话，会作诗的就一定能够做好官吗？文笔出众的人，可以写书、可以去做史官，专门负责记载历史，但是要让他们来指点朝政，那简直是痴人说笑。
王安石变法中也有专门针对科举制度的改革措施：
三舍法——希望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级教学的特色。
贡举法——王安石认为，“欲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改革贡举法，废明经、存进士，熙宁三年三月，进士殿试罢诗、赋、论三题而改试时务策。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颁新贡举制，废明经，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另设“明法科”，考察律令和断案。唯才用人，凡是有志于改革的人才都被委以重任，不少人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
关于这考试内容，王安石还和苏轼大吵了一架。你想啊，苏才子就是以诗词而闻名于世，你王安石的变法中这么明显地说诗词歌赋没有用，这不明摆着跟他过不去吗？
关于王安石变法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而且这一条可以说是恰好解决了宋朝最关键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军队的改革：
变法中规定，士兵50岁后必须退役。在接收士兵的时候，不能像以前那样只看看身高，就连这个标准，还常常是弄虚作假来的，必须要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素质。
宋神宗时期，宋朝战马只有15万余匹，政府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徒增民扰。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军器监法”。熙宁六年，也就是1073年的七月颁行“军器监法”。八月广设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并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王安石在变法之初就曾经幻想过，如果这些改革措施都能够实施，宋朝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经济方面，宋朝肯定会更上一层楼，会更加的富有，百姓们则是会更加幸福地生活，而庙堂之中，朝廷命官也逐渐变得术业有专攻，军队的作战能力也会变强……
可是这样先进的变法制度，究竟是为什么失败了呢？最关键的就是两点，一个是引起了民怨，另一个就是用人不当。
在他变法的数十年里，宋朝经历了许多天灾。本来天灾对于百姓来说就是苦不堪言，而变法在这个时期登场，对于百姓来说更是一种负担。失去民心，也是王安石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
王安石变法中的诸多措施，在现如今看来，也丝毫不会落后，可是王安石的变法却在最关键的时刻败下阵来。
归根结底，他的变法失败就失败在他用人不当。有时候我都觉得奇怪，为什么忠臣和奸臣一旦出现，都会扎堆，宋朝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忠臣在位的时候，奸臣非常少，可是奸臣当道之后，估计这朝廷之上，就没有清官的安身之处了。
王安石信错了人，他重用蔡京、章惇这样的小人，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变法的实际内容，相反他们重视的是变法能够带给他们什么。一旦变法对于局势没有利处了，他们翻脸比翻书还要快。蔡京就是这样的例子，当他看到站在变法这一派对他有利的时候，就赶紧表明自己的立场，说自己是一心想要变法的；可是当政权回到了反对变法的人手中，他立刻站出来，揭发王安石的罪行，这脸变得可比翻书还快啊。
假如王安石变法之中，没有遇到影响他变法失败的两个主要因素，假设他任命的官员都是发自真心地想要实行变法，变法期间宋朝也没有经历任何天灾人祸，那么宋朝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那么南宋很快就能够恢复到北宋的辉煌程度，不仅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朝廷又能够有多余的银子来应付金国和蒙古的来犯，或许宋朝不会这样快就灭亡，又或许蒙古也会如同辽国、金国一样，被宋朝活生生地拖垮。那样一来，屹立不倒的依旧是宋朝。
如果，重商主义继续发展
宋朝以后，元朝虽然也重视海上贸易，但是商人的地位却大不如前。而且在元朝后期，由于倭寇入侵，元朝曾经一度封闭海域，造成了元朝的经济实力倒退，甚至连北宋初年都没有赶上。
宋朝之所以能够如此发达，这和它的基本国策——“重视商业贸易”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重视了商业贸易，不仅国家繁荣，同样在国际上，也会拥有很高的地位。如果宋朝的这种经济制度能够延续到元朝、明朝，乃至后来的清朝，或许中国就能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现如今的我们又该是什么样呢？
这就好比是蝴蝶效应，当初元朝决定恢复到“重农轻商”的最原始的封建社会的时候，或许元朝的统治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项规定会对今后有何深远的影响，所以现在的我们也只能在这样一本书中，进行无穷无尽的假设。
从宋朝开始到最后被蒙古灭亡，这其中包含了太多太多的故事，可是纵观整个宋朝，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宋朝有钱，即便是几百年之后的清朝，也没有宋朝当初的经济实力。
究竟是什么让大宋江山最终败给了蒙古骑兵呢？
很多人都将责难归结于宋朝军事的孱弱，关于这一点，笔者曾经多次在文中说明过，宋朝的军事实力不可小觑，那七成的胜率也绝非是吹吹牛皮就能够得到的数据。
其实，宋朝失败就失败在当局者的糊涂之中。如果宋朝能够拥有一位像明成祖朱棣那样的皇帝，或许宋朝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