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学习空气之浓是空前的。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无论是一般干部还是党的高级干部，都是如饥似渴、孜孜以求，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军事理论，学习文化知识。后来人们称延安是革命的熔炉，革命的摇篮，革命的圣地，都不言过其实。正是在延安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在这种空前的学习运动中，一大批朴素的战士受到了革命理论的熏陶，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成长为自觉的战士，成长为革命战争的栋梁之材。延安的学习不仅使我终生难忘，而且使我受益终生。因而我想就自己的亲身感受，再谈一谈延安的学习。
使我首先难以忘怀的是毛泽东同志。他是延安学习的倡导者，也是延安时期学习的表率。1937年3月我到延安就任军委参谋长，我们的总参谋部与毛泽东、朱德同志等都住在延安城北凤凰山麓一个吴家地主的院子里。我们与毛泽东同志只有一墙之隔，亲眼目睹了他研究革命理论的情景。那时候的延安，是全国的抗日中心，毛泽东同志运筹帷幄，日理万机，掌握全国的形势，指挥着千军万马，工作十分繁忙。为了正确指导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毛泽东同志分秒必争地学习，进行了艰苦的理论研究。在他的办公室里到处都堆放着书，就是寝室的布置也别具一格——床头上总是放置着一个大型书架。他窑洞里的灯光，经常是通宵达旦地亮着。我每每去请示汇报工作，十有八九是碰见他在看书或是在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这些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理论著作，就产生于延安这平凡的窑洞中，产生于昏黄的美孚油灯下。毛泽东同志非常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特别喜欢找各方面的专家来交谈。他研究哲学问题的时候，就经常找艾思奇同志来，一起探讨有关问题，请艾思奇做自己的哲学顾问。有从前方回来的同志，毛主席特别注意与他们交谈，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的时期。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运用自如，因而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有高屋建瓴之气势。他是那样的博学多闻，又是那样的永不满足。只要是他没有看过的书，他都要找来看。记得有一次，贺子珍同志到我家玩，看到我保存了几本军事书籍，就回去告诉了毛主席。一天，毛主席踱着方步来到了我的窑洞，对我说，听说你这儿藏了“宝贝”，给我看看怎么样？我一时愕然，不知主席指的是什么？当他说出是我的《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军事书时，我当时还真有些舍不得给他。这两本书是我在中央苏区时收集的。长征那样艰苦，过封锁线、爬雪山、过草地，几次轻装都没舍得丢掉，一直背到延安。在建立留守兵团期间，延安的军事书籍极缺，这两本书更成了我的“家珍”。毛主席看着我那十分不情愿的样子，又说，他借去看看，看完后一定还给我。这两本书就这样“借”给了毛主席，以后毛主席也没有“还”我。现在想起来，还为自己当年的“小气”感到好笑。那也是延安的艰苦条件造成的，那时要想在边区搞到这些书，真可谓“难于上青天”啊。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酝酿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著名的军事著作时，曾把我和罗瑞卿、刘亚楼、郭化若等同志找去，和我们交谈这一军事理论问题。他提出为什么要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的位置，怎样指导游击战争，以及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中的外线作战等等问题，要我们各抒己见，像老师考学生似的，一个人一个人的回答问题。我记得当时毛主席主要问我游击战争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指挥要领。我回答说，就是要在军事上想方设法使自己处于主动的地位，因而要坚决地采取主动的进攻方略，要善于集中兵力，灵活地、有计划地运用兵力。毛主席对我的“集中兵力”的观点有些异议，他认为我的这个“集中兵力”的观点讲得不够明确。在当前敌强我弱的抗日战争中，在战略上，我们强调以分散的游击战争为主，而不是集中兵力的大兵团作战。集中兵力的提法，只用在战役战斗上，相对集中数倍于敌人的兵力，达到歼灭战的目的。对我的其他几个观点，则很感兴趣，表示赞同。谈完以后，毛主席给我们每人出了个题目，要我们每人回去写一篇文章给他。对我则嘱之将谈的几个观点写出来。我回去以后，进一步学习了军事理论，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进行了认真思索，还与参谋处的几位同志进行了研究，写了一个《游击战争指导要领》的提纲。在“指导的基本原则”部分里，我写了当着敌人向游击区域或有抗日政权的区域进攻时，采取被动的单纯防御，分兵把口，以至被敌人各个击破，这些都是游击战争指挥者的戒条。而要采取积极进攻的方略，集中主力消灭与削弱敌人，或行动于敌人战略要害上给敌以致命的打击，以这样进攻的方略来争取主动的地位。我还写了兵力的灵活运用，是转变敌我形势，变被动为主动的重要手段。好像渔人打鱼一样，既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另外还写了要有计划性的问题。这篇文章送给毛主席以后，他认为还不错，让我在抗大、鲁艺讲这堂课。后来，这三个观点被毛主席部分地采用了。这一年，在延安召开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主席又做了《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这两篇著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日战争双方的特点，系统地回答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和为什么要采取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从理论上进一步批判了“亡国论”、“速胜论”。根据这一理论，毛主席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必须经过三个阶段，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也就是敌人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我们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的转变，最后敌败我胜。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当时在延安引起很大反响，我们都很敬佩毛主席这一科学的理论分析。大家从实践的基础上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真有顿开茅塞之感。这一理论，科学地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从理论上武装了全党的头脑，从而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1938年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王明教条主义对全党的思想影响，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毛泽东同志向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了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号召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竞赛，看谁学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1939年3月，中央宣传部制订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延安4000多名在职干部，编班编组地坚持每日两小时的读书制度。我是在张闻天同志领导的学习小组里。小组里还有毛主席、朱德、李维汉、徐特立、莫文骅、柯柏年等同志。我们这个组专门学哲学，由艾思奇担任指导。艾恩奇在当时已是边区颇有影响的哲学家了，他上的哲学课通俗易懂，很受欢迎。我们这个学习小组的学习方式是由艾思奇写提纲，指定参考书，平日自学，星期六上午开一次讨论会。讨论总是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各种意见都可以畅说，最后由艾思奇做总结。那时我学哲学下了很大的工夫，学习收获也很大，并与艾思奇建立了友谊。直到解放后，每每遇到艾思奇，我也还向他请教一些哲学问题。那时，我们的这个学习小组还是延安的模范学习小组。有一次，我们小组学习完后，毛主席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一毛不拔，今天我要拔一根毛，请你们大家吃一顿饭，谁让我姓毛呢！于是我们大家便在毛主席家会了一顿餐，开心得很。哲学学习从理论上提高了我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在学习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中国的革命战争、探索战争的指导规律上大大提高了一步。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坚持南满斗争，入关以后的渡江、衡宝等战役中，之所以打胜仗，正是成功地运用了军事辩证法。这个功劳，也应当记在延安的学习上。
延安的学习最突出的一条，就是毛主席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学风，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就当时党的状况来说，党已经成长为拥有几十万党员、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的党。但是，由于十年内战时期“左”的错误还未来得及进行系统的清算，由于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加入到党的队伍里，党内还存在着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而主观主义又以教条主义为当时的主要危害。1942年，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延安开始了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学习运动。中央指定了22个学习文件，编印了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件。学习这些文件，回顾党所走过的道路，总结历史经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意义认识更加深刻了，对王明为代表“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认识更清楚了。同时，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学习，端正党风、学风、作风，对每一个人都是很实际、很深刻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