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纺织厂以外，还开办了被服厂、鞋袜厂、木工厂、大车厂、煤炭窑、木炭窑、砖瓦窑、瓷器窑、毡房、粉房、油房、豆腐坊，等等，共计52处。此外，畜牧业、运输业、商业，也都相应有了发展。
大生产运动开展那样普遍，那样热烈，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级领导都以身作则，带头参加。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亲自动手种菜纺纱，参加助民劳动。在杨家岭，毛泽东同志在他住的窑洞对面山沟里，开垦了一块长条形的耕地，种上了蔬菜，一有空，他就去浇水、拔草。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都有一架手摇纺车，经常像女同志那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纱。有一次纺纱比赛，我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参加了。他看到我纺的纱质量还可以，就夸奖说：真看不出你这粗手大脚的人，还能纺出这般好的纱来！我笑着说：我这是祖传的手艺。他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父亲就是一个手工业工人嘛！恩来同志哈哈大笑说：怪不得你会纺纱呢！其实，我不过是说说笑话。我祖父和父亲的确都是农村的手工业者，一年到头带着纺纱织布工具，走村串户，去替人家纺纱、织布。但我真正练习纺纱，也是在大生产运动中才开始的。起初纺出的纱不是太粗就是太细，后来纺得多了，才比较均匀。倒是恩来同志、弼时同志进步更快。在延安的纺纱比赛大会上，他俩双双获奖。听说，他俩当年用过的纺车，至今还陈列在各自住过的窑洞里呢！透过这类小事，可以看出那时候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和平易近人，看出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的融洽关系。回想起来，是多么令人难忘啊！
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换来了丰硕的劳动成果。国民党顽固派做梦也没有想到，边区军民凭着自己的一双手，不但摆脱了困境，而且创造了世界上少有的奇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和爱国华侨陈嘉庚等到延安时，看到边区欣欣向荣、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景象，无不赞叹万分。国民党爱国将领邓宝珊将军有次路过延安，正逢边区军民举办生产成果展览会。展品中有各地生产的稻、麦、小米、玉蜀黍等一二十种粮食产品，有各种各样的蔬菜瓜果，有花样不少的布匹、鞋袜、文具和其他日用品，有膘肥体壮的马、牛、羊和鸡、鹅等家禽家畜，还有驻陇东一带战士猎获的各种野兽毛皮，有驻三边战士挖掘的长达二十多米的“甘草王”。真是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当我陪他去参观时，他边看边啧啧称赞。走到一堆大得出奇的南瓜旁边时，他兴奋极了，用手摸着南瓜，又感慨又风趣地说：还是毛主席领导得好啊！边区种出来的南瓜也比别的地方大嘛！同边区各条战线一样，留守兵团的生产成绩也是一年比一年显著。到1943年就完全克服了当时遇到的严重经济困难，大大改善了部队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这一年，留守兵团开荒近20万亩，收细粮465万公斤，蔬菜1650万公斤，织布1.3万余匹，养猪1万余头，商业获利7.3亿余元。这年11月底，毛泽东同志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讲话时，曾很兴奋地谈到：“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18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不仅如此，通过生产劳动，还造就出一大批不怕艰难困苦、能劳动、会理财的先进人物。留守兵团所属部队被评选为全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就有赵占魁、赵占奎、武生华、胡青山、张治国、冯国玉等六位同志。”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边区军民还运用各种方式，向顽固派展开了反掠夺破坏，反物资封锁的尖锐斗争。留守兵团的指战员们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
国民党在我鄜县黄龙山一带，曾占用了一片土地，名为“黄龙山垦区”，作为沦陷区逃陕难民的栖身之地。这本来不是件坏事。但国民党派驻这个垦区的头目，却打着安置难民的旗号，把附近大片民间熟田，随意划进垦区范围；并擅自设立警察局、所，非法盘查来往商民，掠夺村民牲口、财物。随后，又把当地的游民、流氓、土匪，多达一百多户，统统搜罗起来，冒称是垦区管辖的难民。这些游民、歹徒，一经报名加入垦区，便连同他们所租种的边区土地，一律成为垦区“公有”，免纳一切捐税。对于这种强夺农田、抢劫财物、破坏边区生产建设的行为，我留守兵团驻当地的警备部队，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在当地政府的密切配合下，坚决撤销了垦区私设的警察局、所，拘捕了一批抢劫财物的匪徒，收回了部分农田，打击了垦区头目的嚣张气焰。后来，垦区头目向国民党当局告状，通过重庆的赈济委员会，致电毛泽东主席，指责我方以武力压迫垦区“灾民”。毛主席把这份电报批转给我。我在致重庆赈委会的复电中，历数了这个垦区头目的种种倒行逆施，坚决驳斥了对方的指责。
定边西北的苟池盐区，早在1935年红军领该地时，为尊重蒙古族人民利益，就已主动交给蒙古人管理。蒙古人非常感激，允许我军无价采盐，历时数年，一直没闹任何意见。我军从这个盐区采的食盐，不但要保证供应边区军民食用，而且是边区的一宗最重要的出口物资。1939年以后，反共顽固派为了切断边区的经济来源，驻当地的国民党官吏竟然鼓动少数蒙古人，阻止我军采盐；并且散布谣言，胡说共产党、八路军“主张蒙人独立建国”、“要打倒王公”，企图制造民族纠纷，破坏蒙汉团结。得知这一情况以后，我留守兵团一面增派了一部分部队驻防该地，以保护盐区；一面派人向蒙古族官吏和人民耐心解释，宣传我党我军主张，揭露顽固派的造谣、挑拨。国民党天水行营政治部一个姓谷的部长，竟来电指责我方。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在给程潜和这位谷部长的复电中，陈述了事实真相，并且严正指出，责难我方的种种传言，“全系奸人造谣捏报，绝无一字属实”，并要求对方“彻查严究”。经过这一番工作和斗争，顽固派的阴谋破产了，蒙古族人民消除了疑虑，与我军和睦相处，一如既往。边区境内的这一重要经济区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景象，盐业生产继续蓬勃发展。
为了打破顽固派对边区进出口物资的封锁，边区政府在中央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下，在陇东、关中、绥德等地设立了不少土产公司、盐业公司等商业机构，广泛发动当地群众，开展对外贸易。留守兵团驻各地的部队，也普遍派出干部，参加到这些公司里去做生意。有的还在地方政府领导下，自己开设公司。兵团领导机关，就抽调了两名科长，派到关中土产公司和盐业公司去工作了许多年。这两人一个是队列科长隐剑，一个是交际科长刘琦。他们离开延安时，我同他们谈话，向他们交代说：“你们去做生意，不是为个人捞钱，而是为了补充军需民用物资，增加财政收入，繁荣边区经济，打破顽固派的封锁，这不是一般的经商，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斗争。很辛苦，还要冒风险。你们到那里后，一是要依靠地方政府，二是依靠当地群众。掌握了这两条，就能把工作做好。”这两个同志到职后，与当地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很快打开了贸易局面。
边区可以用来输出的物资，主要是食盐和一些土产，需要输入的主要是棉花、布匹、药品和当时自己还不能制造的日用品。运输工具只有陕北的毛驴和骡子。一支运输队往往有几十甚至几百匹毛驴。人们把这种贸易戏称为“驴狗子经济”。封锁线上，碉堡密布，岗哨林立。一批物资要运出去或运进来，都很不容易。但是，顽军封锁得再厉害，当地群众总还是有办法对付的。许多人在边区境外，甚至在顽军内部都有亲戚、朋友。他们常常通过各种内线关系，运送各种物资。有不少商人同情抗日，对边区有好感，愿意帮助我们。有些商人即使没有这种觉悟，但他们想赚钱，也愿意同边区做买卖。另外，封锁线上的岗哨再多，但各个岗哨之间总有一些空挡，当地群众对地形又熟。这样，运输队就可以在黑夜，赶着驮货的毛驴，从这些空挡中，快速通过封锁线。有时，我们也掏点钱，通过关系塞给哨卡头目和哨兵，让他们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同我方事先约好通过封锁线的时间。边区的食盐、土产，运出封锁线以外，远销到河南、湖北等地；运进的货物，由各个系统的同志迅速运回本单位。当时留守兵团的直属机关、部队，就通过关中的这条渠道，补充了不少急需的生活用品。
随着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开展，边区可以用于出口的物资，不断增多，买卖越做越大。尽管许多生活用品，边区可以自己生产了，但群众生活在不断提高，需要进口的物资仍然不断增多。隐剑同志担任经理的盐业公司，几年后竟发展到拥有几十座仓库，一次就能出口几十万斤食盐，换回大批需要的货物。当然，干这项工作的同志非常紧张劳累，还要担风险。道路崎岖不平，有的地段还有虎豹豺狼，遇上塌方或泥石流，道路堵塞，运送货物就更为困难。运输队驮运的物资，有时被顽军盘查扣留，有的干部和群众，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但为了打破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大家始终不辞劳累，不避艰险，前仆后继，战斗在自己的光荣岗位上。反共顽固派机关算尽，妄图困死、饿死我们的阴谋，终于彻底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