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挥师东下闯北助何期间，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日益表面化了。攻克南昌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力主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而蒋介石为了把持国民政府，却硬要迁都南昌。这场争论，使蒋介石的个人野心进一步暴露。一九二七年初，北伐军决定分东、中、西三路向长江下游进击，以夺取南京、上海为目的。四、八军为西路军，集结于湖北孝感、黄陂，监视河南张作霖军阀部队；二、六、七军为中路，沿长江入皖东下；一军为东路，由闽入浙北上；三军仍在江西为总预备队。蒋介石如此配置兵力也是出于一定的目的。自北伐开始以来，蒋介石的嫡系一军屡屡败北，在整个战场上声名狼藉。他要达到个人目的，不得不求助于他军。因四、八军与蒋间隙较深，势力较大，足以与蒋分庭抗礼，蒋就转而拉拢二、三、六、七军。与李宗仁拜把兄弟、让朱培德镇守江西，二、六军因与八军有旧怨，蒋也乘机拉拢，让其担任长江下游战场的主攻。当时，我党从全局出发，力图减少汪蒋间、蒋唐间以及各军间的冲突，共助北伐大业。我们在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也是努力促进团结，以大局为重，同时积极发动民众，壮大左派势力，同蒋做必要的斗争。
这时，我师尚在建瓯，仍接受东路军指挥，参加杭州会战。由于友军作战不利，东路军退至衢州附近，孙传芳派孟昭月增兵反攻。我前敌指挥部决定在衢州附近一战。我师奉命经浦城、越仙霞岭，与江西过来的四师会合担任左翼，攻打水亭和诸葛镇。这也是一场鏖战，炮火昼夜不停。胜利那天，巧逢苏联顾问米柳史切维奇的生日。早餐时，我们师部备了简单的酒肴，为其祝贺。米柳史切维奇兴高采烈地说：今日定破敌军！饭后，我们一起去前线。战斗又进行了一天，直到黄昏，才将敌人阵地突破并包围起来。但未等解决，总指挥部又命令我师迎击寿昌方面的白宝山、冯绍闵、刘宝题的部队。我们一直将敌追击到皖浙边境，敌人是兵败如山倒，我们却似猛虎下山，何等痛快淋漓。此时，大军正会攻杭州，我师又折回遂安，入徽州，担任肃清外围的任务。那正是1927年春节前后。正月初一路过遂安县时，当地进步青年在我军进城之处设立“遂安县革命军队过境指挥所”，专为军队搬桌凳、运稻草、雇挑夫，十分热情。
杭州即下，孙传芳的势力仅剩沪宁一隅。北伐军乘胜追击，中路军以七军为江左军，二、六军为江右军，加上一些新收编的地方军阀部队一起，与敌在南京外围展开了激战。这时，直鲁军张宗昌部应孙传芳的要求南下渡江增援，敌我相持，战争成胶着状态。我师从皖南经宣城、高淳、溧水向南京冒雨奔袭。连日来风雨交加，道路十分泥泞。3月19日，赶到秣陵关。军党代表李富春同志亲自赶到迎接，向我师官兵表示慰问，并满怀信心地鼓励我们说：第六师赶到，南京指日可下。第二天，我与戴师长一起到第一线视察敌情，发现敌人一线城垣阵地极为险要，仰攻不易，决定集中全部兵力出其不意袭击牛首山（也叫牛扁担山）东敌人阵地。突破以后，又绕敌侧背，前后夹击，追敌退至二线。接着我师乘胜追击，攻克了雨花台。3月24四日晚，我二、六军等部队先后入城。南京城终于被攻下。当晚，美、英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侵害，下令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向南京开炮轰击，造成了“南京事件”。
第二天拂晓，我与戴师长率特务连在城内巡视，维持秩序，派哨派岗，组织南京市的卫戍工作。大概在一两天后，我与戴岳在师部接到下关驻守卫兵的报告，说蒋总司令的兵舰泊在下关。我俩一面向军部报告，一面动身赶至下关。蒋介石的船不大，是一艘炮艇，人也不多。当时我们既不知蒋介石从哪里来，也不知要到哪儿去，只是感到总司令来得突然。我俩上艇坐了一会，蒋介石询问了几句南京市的情况，我们作了回答。我们请他上岸，他说有事要去上海，马上就走，不上岸了，让我们转告军领导。等鲁涤平等来到江边的时候，炮艇已离开码头走了。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大家心里都很不快。因为二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对蒋的个人野心，鲁涤平他们都早有看法。这次路过南京而不上岸，更加深了这种隔阂，当时军师领导人中就有“蒋对我们二、六军不放心”的说法。以后才知道他急匆匆去上海原来是勾结帝国主义搞反革命政变的。
对于蒋介石的反动嘴脸，当时我们都有一些察觉的。过去在广州就听说过中山舰事件，北伐以来蒋介石的所作所为，都感到蒋这个人讳莫如深，增加了对他的反感。对蒋介石有可能要叛变，在党内有所议论，在党外，我们与鲁涤平、戴岳他们交谈中也有所议论。记不清是在哪一天了，上海党中央派彭述之到南京来。彭述之从下关登岸后，问岸上的士兵都是六师的人，便打听我在那里，士兵将他送到师部。我认识彭述之是1920年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俄文的时候，以后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时他做过我们支部的负责人。我们见面后，彭说有事要召集个会议，当时，李富春同志已离开南京，彭便让我做召集人。那次会议是我主持的。李六如、方维夏等军队中党的主要负责干部、江苏省委书记谢文锦同志和一些地方负责干部参加了会议（谢文锦也是与我一起留苏的同学，彼此很熟）。会上，彭述之介绍了上海的形势，总的意思是革命形势不错，党领导的上海工人阶级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已取得胜利。但帝国主义还在联合，想从内部分化我们，估计蒋介石可能叛变。党中央在上海采取了一些措施，组织了工人武装，力量很强大，并说有信心、有把握控制局势。但对军队和各地的党组织怎么办，是否要准备应变，一点也没有涉及。第二天，彭述之就匆匆忙忙地走了。后来回忆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在那革命的紧要关头，党没有充分估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的危险性，没有领导全党采取果断的措施，组织从各个方面与蒋介石作斗争，只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蒋介石的合作，以致在蒋搞突然袭击之时，我党措手不及，从而断送了大革命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