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旱灾。由于欧亚草原周围都有高山对来自四大洋的湿气团起到阻挡的作用，因此干旱是欧亚草原的常态。降水季节集中在7~9月份3个月内，其余9个月的降水量仅为全年的30%左右。因而即使是降水量较高的四周山簏地区，实际上一年中仍有3/4时间处于缺雨状态。特别是内陆中心地带，年降水量一般只有三五十毫米，雨季之外基本没有多少降水。主要原因是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及青藏高原阻挡了最近的大洋—印度洋产生的湿气团。这也是蒙古草原南侧和西侧极度干旱，大部分只能形成戈壁荒漠的原因。史籍中有很多关于游牧区遭受干旱灾害造成牲畜大量死亡的记载。例如，公元1248年“是岁大旱，河水尽涸，野草自焚，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马是抗旱能力最强的家畜。如果马群的80%都死掉了，至少要经历连续两三年的极端干旱，绵羊、山羊就更难存活了。直至近代旱灾仍是草原牧区最常见的自然灾害。据王建革先生在《农牧生态和传统蒙古社会》记载的调查资料，1900年阿拉善旗的大旱中，“富户有五六百只羊的只剩下二三十只，中等人家一百只左右羊的只剩下五六只，100只驼的人家也只剩下二三十只了”。骆驼号称“沙漠之舟”，耐旱性能举世闻名。能把大部分骆驼旱死，可见危害力强大之极。20世纪6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和巴彦淖尔盟牧区连年遭受旱灾，当地政府组织牧民把马群转移到东部乌珠穆沁草原“走敖特尔”游牧。按理说马群比牛、羊更适于远牧，抗旱能力更强。但连年的干旱使这些马群迟迟不能返回故乡草原，在相对湿寒的草甸草原上难以适应，三四年下来损失殆尽。这些牧民赶着大批马群而来，坐汽车拉着行李卷空手而归。此后，内蒙古再没有组织过跨区域游牧抗灾。1999~2001年，内蒙古中西部草原牧区连续3年大旱，牧草3年未见返青。旱灾的程度是有历史纪录以来空前的，这时牧区的防灾基地建设已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各级政府调运饲草、饲料，开辟水源抗旱的能力已相当雄厚。开始两年的抗灾保畜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成就，大部分旗县的牲畜不减反增。但是连续3年的干旱无雨使沙尘暴突显。于是对草原畜牧业展开了讨伐，学术界对草原生态一片悲观的议论，社会各界激发起对重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高度热情。其实，那几年沙尘暴的源头仍然是境外的北亚和中亚腹地荒漠。内蒙古境内只是起到了削减不够或有所增强的作用。对这一点当时播出的气象云图和历史资料对比都可以作证。大群原栖息于蒙古国中部的野驴跨越国境线铁丝网进入内蒙古西部草原觅食，大量野生黄羊饿死、撞死在铁丝网外侧。这些现象连当地年长的牧民也闻所未闻，说明境外的旱灾程度要比我国内蒙古地区还要严重。实事求是地讲，“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不仅在干旱年份难以寻觅，而且在正常状态下也只能在特定地段和特定植物群落中才能见到。因为蒙古草原属于矮草草原，主体植被中最高的牧草针茅在高降雨年份也不过50~80厘米高。能够遮挡牛羊的只能在河川、沙地草甸等特定地块生长的灌木、芨芨草等少数植物。“风吹草低见牛羊”多半只能当作古人以夸张手法抒发的诗兴而已，与古诗“白发三千丈”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利用充分暴露的矛盾唤起人们对草原生态问题的重视，有利于消除对草原无偿掠夺的固有观念，寻求正确的治本之策。
· 雪灾。蒙古高原的积雪、冰冻期长达六七个月。在一般年份，冬季不是草原上降水集中的季节。降雪适量，既不会发生影响牲畜行走和觅食的“白灾”，也不会发生因降雪量少而导致牲畜无法吃雪解渴的“黑灾”。但是在异常气候条件下，冬季降雪过多过早，积雪覆盖草原过厚过久，会导致牲畜因吃不到牧草饥饿而死。所以，史籍中关于草原雪灾的记述非常多。例如，公元前2世纪末开始，匈奴境内多次遭遇雪灾，造成人口和牲畜的大量损失，成为南北匈奴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元前104年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公元前89年，匈奴“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公元前72年，单于率万骑出击乌孙，“欲还，会天大雨雪，……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十一。”一次雪灾致人、畜百分之九十以上死亡，自古至今见诸记载的可能只此一例。元代对蒙古草原的雪灾进行了大规模的赈济。仅从《元代经济史》列举的1284~1321年30余年间对乞里吉思部、斡儿朵思部等赈济雪灾就达13次。仁宗初年出镇北边，“会大雪，民无所得食”，“转来数万石以饷饥民，不足则益牛羊。”从赈灾的频次和规模可以推知蒙元时期雪灾对草原上人畜危害的严酷性。直到近代和现代，雪灾仍是草原上最频繁的自然灾害之一。史料记载1914年东蒙古积雪3尺，寸草不见，成年牲畜一半死亡，幼畜大部分冻死。1935年苏尼特右旗冰雪覆盖草场达5个月之久，牲畜死亡3/4。1943年呼伦贝尔新巴尔虎旗的牛、羊因遭受雪灾而损失过半。锡林郭勒盟1947~1979年共出现雪灾10次，其中重灾3次。1977年的雪灾出现在10月中旬，先雨后雪，雪花边下边化成水，在草地上结成冰壳，形成“铁灾”（特木勒厥德）。后来在冬春季节又多次降雪，多次融化结冰，冰雪盖不断加厚，覆盖草原长达6个多月。尽管各级政府动用了大量汽车运送饲草饲料，但是一个“铁冬”（特木勒额布勒）过后，牲畜损失仍然过半，有的地方几乎成了无畜区。
· 暴风雪。俗称“白毛风”。一般出现在初冬和春夏之交的气候多变时节。其特点是风力特别大，有时先雨后雪，牲畜皮毛湿透后再遭遇气温突然下降，冰雪寒冷直达肌肤，使牲畜抗寒力极度下降。牲畜受害主要有3种情况：一是在风雪中畜群顺风奔跑，遇到山沟河谷致使前面的牲畜摔倒，后面的牲畜践踏而过，死亡的牲畜成堆成片，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使整群牲畜损失殆尽，此时如果是有经验的牧民合作阻挡住顺风奔跑的畜群，即能挽救。二是在避风的卧盘形成“窝雪”，容易将畜群压在积雪堆下窒息或冻死。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人为地将卧息的牲畜经常赶起来活动，将积雪踏平。三是此类损失也会发生在定居后的棚圈内。大多数棚圈是按前高后低的避风要求设计的，正好为雪的大量堆集提供了条件。关于暴风雪的灾害史籍记载不多，但发生的频率高，危害大。1940年一场暴风雪，呼伦贝尔一夜之间死亡牲畜40万头。1981年5月锡林郭勒盟突遇暴风雨转暴风雪，马群失控后在乌拉盖河和高力罕河等河谷中死亡堆集，自治区拨出专款清理尸体、疏浚河道、清洁水源。2000年冬初的暴风雪中，东乌旗有的牧民在有草有料的棚圈内竟然因窝雪压死100多只羊。
· 冷雨。草原上气候变化剧烈。天气转暖后仍会骤然降温。6月份下霜、下冷雨对牧草和牲畜都会产生灾害性影响。如果牲畜剪毛、脱绒后遇到持续冷雨，会引起成群死亡。
· 蝗灾。蝗虫卵在土壤中可以存活二三十年，一遇适宜的生态环境即集中孵化成虫，形成灾害。严重的蝗灾往往与持续干旱相伴随。高密度的蝗虫群飞起来遮天蔽日，可绵延上百公里。落在地面上则盖满草原，顷刻间即可吃光所有嫩草，使大范围内的牲畜无草可食。关于蝗灾在历史上多见于农耕区的记载。现在草原上每年有专门机构进行预测预报，一有蝗灾发生即动用飞机和拖拉机、人力进行机械或人工灭蝗，但仍然经常出现。
· 鼠害。草原上啮齿动物种类众多，其中布氏田鼠虽然个体小，但繁殖率高，条件适宜时会形成极高的种群数量为害草原。密度大的鼠群在吃光一块草原后即向外扩散转移，而且是以边打洞边吃草的方式前行，因而鼠群过后寸草不留，造成牲畜无草可食，酿成大灾。史籍中对草原鼠害的记载不多，但鼠类活动的规律应当是自古到今没有什么变化的。一般认为牲畜过牧、草原退化是诱发鼠害的重要原因。但1994年我在蒙古国的东部草原看到那里虽然牲畜群很少见，但鼠害程度却并不轻。内蒙古的干旱、半干旱草原区几乎是年年有鼠害。我所经历过最严重的鼠害事件发生在1974年东乌旗的西部，特别是额和宝力格牧场的上千平方公里的草场几乎全部布满了鼠洞，以致牲畜和老鼠都无草可吃。饥饿的老鼠完全失去了机敏的天性，在草原上晃晃悠悠慢腾腾地行走。饿极了的羊把活鼠吞到胃里，但作为草食动物的羊无法消化动物性食物，终至羊只大量死亡。“羊吃老鼠”的奇异事件惊动了各级领导机关，国家有关部门派科学家到现场进行了专题调研。解剖后发现羊尸的瘤胃内积存有大量死鼠，有的多达100多只。出于消灭鼠害，保护草原与牲畜的目的，国家从国外紧急进口了剧毒灭鼠药。这种药号称“三代毒”，即在食物链上要经过3次传递才失去致死性。经在草原上投放灭鼠毒饵后，鼠害是平息了，但是引起各种鸟类和动物包括大鸨、老鹰、百灵、狐狸等珍贵动物大量死亡。有的动物种类至今也未恢复到原先的水平。现在草原牧区建立了鼠害预测预报系统，采用低毒缓效的灭鼠药在鼠害暴发前的低密度时期投放，既避免了鼠害对草原和畜牧业的损害，又避免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