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证据
考古学家发现，在横贯欧亚、连接东西半球的广大草原地带，遗存有大量的旧石器、新石器、细石器、青铜器、铁器和牲畜、作物等人类活动的遗迹。把这些遗址联系起来分析，欧亚草原的古人类先民有大体相同的文化演替过程。从对岩画的研究可以看到，在蒙古草原上科布多的一处可能为冰川时代末期的洞穴壁画上所表现的野生牛、羊、马、骆驼及大象与中亚草原岩画的艺术风格相同，而且与法国和西班牙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风格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特别是公牛图形和线条运用的技法，研究者认为二者之间十分相近，这表明大约在2万年前东西方的古人类就存在着某种联系和相互影响。
在中亚的考古中发现距今6000~7000年驯养动物的骨骼，与中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亚的同类动物遗存年代相仿。21世纪初，在锡林郭勒盟境内的中蒙边境发掘的金斯太洞穴遗址处于蒙古高原的腹地。在深24米、宽16米的同一个洞穴中发掘出时间跨度从距今50000年到3000年的连贯性三层遗存，说明了蒙古草原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各层文化都有大量的动物骨骼，以野马、披毛犀、野鹿、羚羊为多，与欧亚其他古人类遗址相似。其中以野马骨骼最多，反映出草原先民主要以猎取野马为生的生活状态。有的学者还认为，这一遗址为马在蒙古高原驯化提供了线索。这一点如果能得到确认，就可以证明马的早期驯化在欧洲草原（乌克兰）和亚洲草原（内蒙古）都发生过。
印欧语系大家庭的扩散
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欧洲原住民的语言和印度语以及古典伊朗语、古典梵语都是同一个语言大家庭的成员。印欧语系起源的假说之一便是认为印欧语系来源于中亚的雅利安母语。雅利安人最早居住在里海以东和东北方的广大草原上。大约在距今3800年左右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向东南进入印度；另一部分向西及西南方向迁移，进而成为大部分欧洲民族的先民。前苏联学者认为，在西伯利亚草原地带也曾居住过雅利安人（白种人）的居民，时间大约在距今4000~5000年前，是已经开始经营畜牧业的部落。后来，来自东南方的蒙古利亚人种华北型成分大量进入西伯利亚草原，形成了中国史籍中出现的坚昆及丁零人。
印欧语系中包含有众多语言种类，是涉及人类最多的语系。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亚洲的印度和伊朗以及现代美洲和大洋洲的主体语言，包括我们熟知的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斯拉夫语、印度语、波斯语等都属于印欧语系。据估计，全世界接近一半左右的人使用印欧系语言。但是，主要使用印欧系语言的民族都已远离其语言的最初发源地—中亚草原，而现代在中亚草原占主体地位的民族语言为源自东方的阿尔泰语系。由此也可以看到历史上草原地带人类迁徙和交流的强度。
共同语言成分的启示
在世界语言学已有定论的九大语系分类中，有六大语系的产生地区和使用地区与欧亚草原通道有地缘关系。主要的对应地缘关系为汉藏语系对应东亚南部；阿尔泰语系对应东亚北部和中亚；印欧语系对应南亚、西亚、欧洲，后来扩展到美洲和大洋洲；斯拉夫语系对应中东欧；乌拉尔语系对应东欧和北欧；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对应北半球三大洲的北极圈附近，起源地则在亚洲北部。在人类历史上，语言产生、发展和定型的过程中，由于不同人群之间的互相迁徙融合，相邻人群之间的语言交流沟通都会产生大量词汇的借用、替代及组合现象。特别是语言形成和成熟定型的近几千年内，欧亚草原通道及邻近地区的人类迁徙活动空前频繁，不同语系之间或同一语系内不同语族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表现得特别明显。
历史学家在研究民族地缘关系时，常常使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不少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语言之间存在的这种互相渗透的现象。近年来，有的学者专门研究了通古斯语的一些词汇在古代中国北方民族和欧亚诸族中的分布现象，进一步为欧亚草原通道的人类交流提供了佐证。据研究，匈牙利语（Magyar）与蒙古语、女真语的相近词汇不仅包括了基本物质、动植物名称、人体部位、家庭关系等一般词汇，而且包括了社会方面的复杂词汇。使用通古斯语的历史民族肃慎、靺鞨、女真、满等主要活动在东北亚地区。现在提出的证据认为，通古斯语与匈牙利语所归属的乌拉尔语系有着亲缘关系，这就意味着与同为乌拉尔语系的北欧芬兰语、拉普语也有亲缘关系。换言之，从太平洋西岸的东北亚，到北冰洋南岸、大西洋东岸的北欧，相距约两万公里的人类有着并不算太远的亲缘关系或密切交往的历史。至于阿尔泰语系内的突厥、蒙古、通古斯三大语族之间的相同成分更多，在其发源和通用的广大地区，人类的关系更为密切，交流更为频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