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那时每年都要南巡，每次南巡都由盐商出钱为他建造行宫。这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而且每年的费用都在增长，因此，造成以后征缴困难的情况出现。这时，高恒想出一个办法，他替盐政上书说：如果每年从盐税中预提四十万两作为皇帝南巡的费用，这样就不会再出现征缴困难的情况了。很明显，这笔钱是为皇帝享乐用的，乾隆当然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这个意见。但在这之外，高恒向盐商收公使钱，就是让盐商每四百斤盐出银三两交给政府，但是这笔钱根本没有上交到部里，而是装进了高恒自己的腰包。
后来，两淮盐政尤拔世上书揭发了这件事情。乾隆非常气愤，立即罢免了高恒的官，并且将高恒交给刑部调查，结果证实了高恒的违法行为，乾隆帝定了他的罪。
当时，高恒的儿子高朴时任山东漕政官，但他并没有因为父亲犯罪而受到牵连，相反，在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还被提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乾隆皇帝当时还召见他，给他以勉励。
高朴只贪图安逸，在其位不谋其政，吏部上书要求撤他的职，但是乾隆帝不同意，还让吏部对他宽大些。乾隆皇帝有一个专门记载大臣功过的笔记本，太监高云从无意中把这件事情泄露出去了。高朴听说后便奏了高云从一本。乾隆皇帝因此便更加喜欢高朴。有人揭发高朴的不轨行为时，乾隆帝也总是偏袒他。
因为有乾隆帝的偏袒，高朴更加不顾法纪，贪婪无忌。
一次，高朴去叶尔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莎车县）办事，得知距叶尔羌四百里的密尔岱山产玉，但该山早已被封禁。于是，他就上书乾隆，请求每年开采一次，很快得到批准。于是，高朴便役使众多回民采玉，开采出来的玉也不交回政府部门，而是卖掉，把钱归为己有。后来，有人向乾隆揭发此事，乾隆派人调查，结果确实如此，因此下令抄了他的家。从他的家中不但抄得了他私藏的金玉，而且还抄出了他私藏的黄金五百余两，银约两万两。
这次，乾隆帝丝毫没有顾及高朴是贵妃的侄子，派人把高朴带到殿上问：“皇后的兄弟犯法，该怎样处置？”高朴怎么会不明白皇上的意思，他知道有人以他的姑姑慧贤贵妃的名义替他说情，所以，现在皇上是在告诉他，无论是谁犯法都要依律处置。
最终，贪婪成性的高朴被判处了死刑。
功名随世转 气节载千年
【原文】
事业文章随身销毁，而精神万古如新；功名富贵逐世转移，而气节千载一日。君子信不以彼易此也。
【释义】
无论是事业还是文章，都会随着人的死亡而消失，只有伟大的精神才能够万古长存；无论是功名利禄还是奢华生活，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转变，只有忠臣义士的气节才能够永存人间。由此可见，但凡是有才德的君子，都不可能放弃能够永垂青史的气节，而去换取会随着人的死亡而消失的东西。
【解读】
在封建社会，忠君与爱国的内涵密不可分，尤其在民族矛盾尖锐、国难当头的时候，忠君与爱国更是表现得尤为突出。于谦很仰慕苏武、文天祥等民族英雄，书斋里曾悬挂文天祥的画像，并写了“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等词句颂扬文天祥。历史往往如此，一个王朝的覆灭，幕前总是站着一个昏聩的统治者，一群卖国求荣的奸臣，几个铮铮铁骨的忠良之士：屈原为昏庸的楚怀王自投汨罗江，他对面站着卑鄙的上官大夫；岳飞为南宋王朝呕心沥血，也难抵秦桧的恶意陷害；文天祥有心报国，可权奸贾似道一手遮天。这其中正义与邪恶，忠诚与背叛的较量，实际是精神境界的较量，于谦也不例外。明英宗是一个没主见的君主，继位之初，明朝政治渐趋黑暗，官僚中正邪两派的斗争尤为激烈。英宗年幼荒嬉，没有主见，也无志向，宦官王振专政，擅权纳贿，骄橫日甚。
当时，于谦任山西巡抚，朝廷上下一片黑暗，一心为国的于谦忧心忡忡，为明朝的命运担忧。他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赠送权贵。有人劝他多带点著名土产，而于谦“独不持土物贿当路”。他对阉宦的作威作福本来就是极其痛恨，因此他笑着举起衣袖说：“带有清风！”并且还作了一首《入京诗》来讽刺这些劝他的人：
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这首诗在当时广泛流传，成为一时佳话。这就是秉性刚直、不阿权贵的于谦。
于谦作风清廉刚直，在百姓中声望很高，但却引起朝廷宠贵的不满，太监王振更是嫉恨于谦，总想寻找机会来打击他。
王振大权独揽，不仅控制了不少朝臣，同时也操纵了皇帝，跋扈专断。他又勾结奸臣，树立党羽，手下的爪牙遍布各地，到处欺压人民，谁要惹了他，就会遭他的毒手。一般昏庸腐败的大臣，不仅不敢触犯他，反而对他邀媚逢迎，有的称他“翁父”，向他跪拜，其权势真是炙手可热。
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于谦到京师奏事，举荐参政王孙来、孙原贞任晋豫巡抚，王振就唆使他的走狗通政使李锡弹劾于谦，诬蔑他“因长期不升官心怀怨恨，随意荐举私人自代，不合大臣的体统”。于是把于谦关进监狱，由三法司锦衣卫审讯。于谦受尽折磨，并判了死刑。这是王振向于谦下毒手的开端。当时山西、河南的百姓听到于谦被诬陷下狱的消息，都纷纷到京师，上书申请释放于谦。王振虽然专横，也知道群情愤激，众怨难犯，只好将坐牢3个月的于谦释放，并降官为大理寺少卿。可是山西、河南的百姓仍然不满意，又集合了1万多人，伏阙上书，请求命于谦再巡抚河南、山西。同时，明朝皇族河南、山西的藩王周王、晋王也请求还让于谦做河南、山西巡抚，明朝政府只得让于谦官复原职。
官职的存与不存，在这里似乎无关紧要，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于谦刚直不阿的个性和他宁折不弯的气节。
由于于谦政绩卓著，英宗将他调至京城任兵部侍郎。虽然明王朝一蹶不振，如破屋漏船，但以于谦为首的正直朝臣仍苦心孤诣地要重振朝纲。就在明王朝衰败的同时，瓦剌贵族迅速崛起，多次发兵挑衅，对明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软弱无能的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挟持下，发兵50万亲征。朝中不少大臣极谏不可亲征，他不听，并命兵部侍郎于谦代理兵部事务，守卫北京城。英宗这次亲征，由于指挥不当，十五路大军全部溃败，英宗做了瓦剌的俘虏。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顿时朝野一片混乱，北京城人心惶惶，于谦挺身而出，拥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为皇帝，是为代宗，稳定了大局。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所谓的“土木之变”。
英宗被俘后，瓦剌军直驱北京。留守北京的于谦组织军民坚决抵抗。瓦剌军抵达北京城下，于谦临危不乱，力挽狂澜，率兵出城迎敌，然后派骑兵在郊外埋伏出击，连北京西郊的居民多登屋掷砖瓦助战。瓦剌军屡战不利，被迫退却，明军乘胜追击，杀死瓦剌军数万人，取得北京保卫战的决定性胜利。战后，明朝论功行赏，升于谦为少保，总督军务。于谦说：
“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固辞不允。”于谦此话，表明他保卫国家的赤诚之心。
此时于谦的“忠心”已不是对一个君主的愚忠，而是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效忠，在他心目中的忠字，是忠于国家，不是“臣事君以忠”，并不是因为瓦剌手里有英宗而放弃抵抗，去追随英宗，英宗虽被俘虏，但江山还在，明朝还在，刚直的个性，没有让他随英宗而去，而是另立新君，誓死保卫国家。他深知，自己背负着明王朝的命运。
京师保卫战取得胜利之后，明朝的边防在于谦的整顿下，日益严密，瓦剌以武力进攻不能取胜，而诱降、反问等手段也不能得逞。此时，英宗在瓦剌手中，已失去了任何的诱惑作用，也先决定把英宗送归回朝。代宗不愿接英宗回朝，怕影响自己的皇位。于谦认为，英宗在瓦剌手中，毕竟对明朝不利，如果瓦剌送英宗回来不是诡计，对明朝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毕竟没有把柄在瓦剌手中。于谦便对代宗解释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愿理当速逢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代宗同意了于谦的意见，派人去把英宗接了回来，但为了提防他复辟，就把他软禁在南宫，切断了他与外面的联系。
景泰八年（公元1456年）正月，代宗病重不能临朝。石亨、徐有贞勾结太监曹吉祥等，在夜里秘密将英宗拥上皇位，当时正是正月十七日，天方破晓，百官都在朝房内等候皇帝临朝。即入朝，听到南宫大殿上呼噪声，都不知何故？徐有贞大声说：“太上皇帝复位矣，趋入贺。”百官震骇，各就班列。英宗在殿上宣告复位，命百官“任事如故”。英宗复辟成功后，废掉代宗，没过几天代宗就死在西宫。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英宗复辟成功后，当即传旨逮捕于谦。
英宗为什么要马上就逮捕于谦呢？原来英宗被俘以后，希望明朝和瓦剌讲和，能把自己赎回来。于谦坚决进行抗击瓦剌的斗争，使他在瓦剌吃了不少苦头，因此他对于谦恨之人骨。于是他复辟之后，马上下令逮捕于谦，其实，于谦此次被捕与复辟的主谋人徐有贞和石亨也有着重要关系。
徐有贞是副都御史，因在瓦剌入侵时，倡议南迁，被于谦所驱斥，为舆论所讥笑，后来他想当国子监祭酒，也没有得到于谦的支持，所以一直仇恨于谦。石亨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了功，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任京营总兵官提督十团营，佩镇朔大将军印，职任极重，但骄纵枉法，结党营私。于谦屡次对石亨的罪行加以奏劾，石亨本来嫉妒于谦的才智和地位在己之上，至此更积恨在心。
徐有贞、石亨因为复辟有功，得到英宗的信任，掌了大权。于是，英宗、石亨、徐有贞等首先诬陷于谦、王文等欲谋迎立襄王朱赡的儿子做皇帝。石亨扬言：“虽无显迹，其意则有。”廷审时，徐有贞当众喝令法司把于谦等严刑拷打。王文不堪怨怼，激辩不止。于谦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遂被判处谋逆罪，死刑。抄没家产时，发现于谦“家无余货，萧然仅书籍耳！”独有正室稍微严密，查抄者以为内中所藏的一定是金银财物，即将房门打开一看，原来里面珍藏的是代宗赏赐给他的“蟒衣剑器”等物。于谦的清廉忠正更得到证明。于谦被杀时，英宗尚犹豫说：“于谦，实在是有功！”徐有贞秘密进言道：“不杀于谦，此举（夺门）为无名！”遂下毒手。
于谦遇害时，已是60岁的白发老人，史称“行路嗟叹，天下冤之。”京城百姓无不失声痛哭，切齿痛骂奸佞小人。不论男女老少，“论公事业则颜开，谈公怨怼则色变”。就连出自曹吉祥部下的指挥朵儿，也携酒前往祭奠，虽遭曹吉祥毒打，但次日祭奠如故。由此可见，于谦光明磊落的一生形成了多么强大的民族感召力。
于谦死了，但他留给了后人许多东西，尤其是他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人格更是光照古今。
一个人，如果在任何时候、任何提防、任何处境下，都能够保持自己高风亮节的品德，不为权势地位所诱惑或束缚，那么，这个人的精神，就能永垂青史。
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明王朝灭亡。不久后，明朝的文武大臣在南京立明神宗之孙福王朱由崧为帝，改当年为弘光元年，历史上把这个南明小朝廷称为弘光朝。弘光朝以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扬州。
史可法字宪之，1628年，考取进士。自此历官员外郎、郎中、右金都御史、户部侍郎、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史可法为官“廉信，与下均劳苦”；“军行，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
在李自成进军北京时，史可法得到崇祯吊死煤山的消息后，同南京诸臣议立明室之后，福王立可法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仍掌兵部事。史可法建议福王“素服郊次，发师北征。”福王对此只是唯唯应付，不作肯定答复。在奸贼马士英入阁后，便极力排挤史可法到扬州督师。
史可法负责督江北四镇督镇，福王加他为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淮扬各镇均受史可法节制。那时四镇总兵刘泽清、高杰、刘良佐、黄得功互有矛盾，其中有三镇争着要驻于扬州。为此，高杰兵攻扬州，刘泽清亦大掠淮上。史可法前往调节，最终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均表示听命，而高杰素惮史可法，也表示服从，就这样史可法安定了扬州，随即开府于扬州，并不时出巡各镇。
自此以后，四镇每发生冲突，史可法都设法进行调解，劝他们赴国难、保国土，不要再自相残害。在史可法的感召下，高杰大为感悟，奉守史可法约束。史可法在扬州，“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机，冬不裘，寝不解衣”，力结四镇，共保国土。
这样，军事防御力量逐渐增强，在南京的马士英则连军饷也不给予，到1645年1月，史可法所部各镇军队，都因缺饷而饥饿。马士英又设法夺史可法的兵权，任命卫胤文为兵部右侍郎，到扬州总督军队。2月，史可法从徐州回来，到扬州之前，黄得功发兵袭击卫胤文于扬州，使扬州震惊。史可法再次派人调解，黄得功退兵。但是大将高杰在此次事件中被杀害，史可法保卫江南的实力因此削弱。
同年4月20日，清朝大将多铎率兵攻至扬州。史可法调各镇兵保卫扬州，各镇竟无一出援。为此总兵官刘肇基要求背城决战。史可法持重，希望有取万全之策，害怕有所闪失，反而不好，所以，否决了背城决战。这时，清军驻于扬州外之斑竹园，多铎派人招降史可法，遭到史可法严词巨绝。史可法说道：我是大明宰相，大明朝没有投降的宰相，只有与城池共存亡的大臣。21日，扬州城内有人动摇，总兵本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率本部出降，扬州城的防御力量更加单薄了。但是，史可法仍坚守城池，他安排文武官员分段守城，自己则守卫最险要的旧城西门。其实，他十分清楚扬州城势孤力弱，守城只能有死无生，于是，他写信向母亲诀别，又给妻子写了遗书，表明自己要以死报国，并希望“死，葬我高皇帝陵侧”，表明他誓死效忠明王朝。24日，清军发动攻城，用巨炮轰击扬州城的西北，城终于被攻破，史可法见城已破，悲愤之极，便拔刀“自刎不殊”。其部将便保护史可法从小东门出城，结果为清军大队所截，史可法等均被俘，见此情景，史可法神情自若地说：“我史督师也。”多铎听说抓获了史可法，使派人前往劝降。
史可法坚贞不屈，他毅然说道：“城亡我亡，即使碎尸万段，也决不后悔。”最后壮烈牺牲。史可法誓死保卫扬州，其事迹感人至深。他忠义奋发、顽强抗敌、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品格，得到人们的赞扬，而且美名流传至今。
不贪为宝 度越一世
【原文】
人只一念贪私，便销刚为柔，塞智为昏，变恩为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贪为宝，所以度越一世。
【释义】
人，一旦出现一点偏私与贪婪的念头，就很有可能使原本刚直的性格变得很懦弱，使原本聪明的性格被蒙蔽得很昏庸，使原本慈悲的心肠变得很残酷，使原本纯洁的人格变得很污浊，结果毁灭了一辈子的道德。所以古圣贤认为，做人要以“不贪”二字为修身之宝，这样才能超越他人战胜物欲度过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