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以淡泊明 节从肥甘丧
【原文】
藜口苋肠者，多冰清玉洁；衮衣玉食者，甘婢膝奴颜。盖志以淡泊明，而节从肥甘丧矣。
【释义】
一个人，如果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那么他的道德、操守就会像冰、玉一样纯洁；一个人，如果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那么他就会表现出一副甘愿卑躬屈膝的奴才面孔。这是因为人的志向在清心寡欲的状态下才能得到最好的体现，而人的道德操守则是在贪图物质享受的过程中消失的。
【解读】
品格气节是贵是贱，立场不同观点各异。讲气节的人宁死不弃其节，用生命换取做人的尊严，其贵重不是用黄金所能衡量的。
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今山西离石）人。明朝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出生，清朝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去世，终年67岁，谥号“清端”，并追赠太子太保。
于成龙的先祖和父亲都在明朝做过官，也算是出身官宦家庭。他的父亲在乡里倡导孝义之道，颇有长者之风。受家庭熏陶，于成龙从小性格端庄，不苟言笑，又才智过人，是个崇尚实干、不屑空谈的人。
于成龙属大器晚成型。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无理良心”的抱负，接受清廷委派，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当县令。
罗城地处偏僻的边陲之地，刚刚隶属于清廷统治不到两年，由于局势混乱，两任知县一死一逃。罗城万山相连，沟谷纵横，交通落后，土地贫瘠，百姓生活十分贫穷。不仅如此，此地还盛行瘴疠，被人们视为绝境。
于成龙来到罗城，眼前的景象是：荒草遍地，数间茅屋，六、七家居民。县衙也只是三间破茅草房，而且破烂不堪。无奈，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在这种情况下，随行的五名仆从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坚强的意志，抱病理事，迈开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于成龙心里清楚得很，要想把罗城治理好，首先要取得当地百姓的信任，要想取得当地百姓的信任，就要为百姓做些实事，为此，他开始有条不紊地展开了自己在当地的工作。
由于于成龙为罗城百姓办实事，所以，罗城百姓很尊敬他。每天早晚都给他请安问好。有时，百姓们还自发地凑些钱送给他，于成龙拒绝不收，百姓们说：“自从老爷到罗城来，我们才过上好日子，我们知道老爷一个人在这里清苦，凑了些钱，是给老爷买酒的。”于成龙却笑着说：“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一个人用不了这么多钱！把它拿回去自己用吧，你们用钱的地方多。”
于成龙是独自一人来上任的，家人仍留在山西。有一天，家人要来罗城探望他。消息传开，罗城人奔走相告。他们以为于成龙的家人来此取钱，便又凑了不少钱给他。于成龙婉言谢绝，笑着说：“从这里到我家6000里，路上带了钱财也不安全。”这些人跪伏地上，感动得痛哭流涕，于成龙也忍不住哭了。但他还是把这些百姓劝回去了，没有接受馈赠。
于成龙在罗城的突出政绩，受到广西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罗城被评为全省的榜样。
三年后，于成龙升任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川市）知州。离开罗城时，他连赴任的川资路费都没有，罗城百姓更不希望于成龙走，于是，出现了“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人情景。
康熙是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二代君王，因此，有些地方还没有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四川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战乱，全省人口锐减。于成龙赴任的合州下辖三属县，人口极为稀少，各种赋税、徭役使百姓苦不堪言。目睹地方荒芜，于成龙决定以招抚百姓为当务之急，他首先革除宿弊，严禁官吏勒索百姓。
合州土地严重荒芜。而流民不愿耕种的原因是，一旦开垦，原主便前来索要。为此，他严格规定了“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原则。同时明令各县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耕种。由于于成龙妥善解决了合州多年沉积的问题，不到两年，合州人口骤增，土地不再荒芜，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于成龙官职逐渐做大，但是艰苦朴素的作风一直没改。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去福建上任时，他依然一捆行囊，两袖清风，开船前，他命差役上岸买了上百斤萝卜。有人感到奇怪，便问：“萝卜是不值钱的东西，买这么多干什么？”他很认真地说：“这些东西是我路上的口粮。”
于成龙刚到福建上任，就为当地渔民做了一件好事。当时，清廷与台湾郑氏正处于敌对状态。所以，在福建沿海地区实行“海禁”政策。当地一些官吏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大肆滥捕，使许多沿海渔民蒙受不白之冤。于成龙在审阅这些案卷时，发现牵连人数极多，有时一次处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有的还殃及妇女和孩子。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对怕得罪朝廷而劝阻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死不能置百姓的性命不顾！”在他的主持下，先后使千余名渔民免遭屠戮而获释，没有钱的还发放川资路费。
第二年，于成龙得到福建巡抚吴光祚的赏识，吴光祚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从此，于成龙得到清廷的赏识和破格录用。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康熙帝下旨，委任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第二年春，又召见于成龙于紫禁城，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未逾两年，又出任两江总督。
总督是封疆大吏，一个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在赴江宁（南京）上任时，于成龙不住驿站，更不住各地用于迎来送往朝廷命官的公馆。他自己买了一辆车，身上带了些零用钱，供投宿住店用。在两江总督任上，于成龙生活依然如故，每顿饭仍以青菜为主，从没有鸡鸭鱼肉，江南人称他为“于青菜”。遇有荒年，还要降低生活标准，用屑糠杂米做粥喝。他说：“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米，用来赈济饥民。”在他的倡导和率先垂范下，当地大小官员的浪费之风都有所收敛，一改以前的奢侈之风，不敢讲排场。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一心为民的好官于成龙死于任所，卒年68岁。地方的各级官员都来吊唁，只见室内空空荡荡，并没有值钱的东西，床头放着一个陈旧的竹制容器，里面装有一件绨袍；还有几只瓦罐，有的盛了一点粗米，有的盛了用盐腌制的豆豉。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于成龙去世的消息传来，江南的百姓罢市，聚在一起痛哭。康熙帝闻听于成龙去世，破例亲自撰写碑文，表彰于成龙廉洁刻苦的一生。后来，康熙皇帝多次巡视江南，一直怀念着于成龙，并勉励各级官员向于成龙学习。
不注重气节的人，哪怕只有一口狗食也可以让他屈膝下跪，他们坚信好死不如赖活着。
汉桓帝时期，他身边有一个贴身太监，名叫王甫，汉桓帝非常宠信他。王甫仰仗着桓帝的宠信，用尽各种手段敲诈、收贿朝廷官员，聚敛财富。他甚至敢敲诈皇帝的亲弟弟刘悝。
刘悝在桓帝即位后，被封为渤海王，后来，因为犯了“谋为不道”罪，被桓帝贬为瘿陶王（其封地在今河北宁晋县境），从食邑一郡之租，减少到仅食一县之租。刘悝原本是个奢侈浪费、挥金如土的王子，租税收入的突然骤减，根本无法满足他的日常生活，于是，他便想方设法要恢复原来的爵位。他左思右想，终于想到皇帝身边的“红人”王甫。于是，刘悝找到王甫，让他在皇上面前替他说情。
刘悝知道王甫是一个贪财之人，如果托他办事，不给他好处，他是不会尽最大努力去办的，于是，他就和王甫私下达成了交易，如果王甫能在桓帝的耳边多进美言，使自己恢复原来的爵位，那么，他将给王甫五千万作为酬谢。
虽然两人已达成协议，但是，王甫因为没有马上得到实惠，所以他却从来没有在桓帝面前替刘悝说过半句好话。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没过多久，桓帝得了重病。在病榻上的汉桓帝，想到之前对自己同胞兄弟刘悝的处罚可能是太重了，于是，便写下遗诏，恢复刘悝渤海王的爵位。
桓帝死后，遗诏当众宣读，刘悝恢复了原来的爵位和封地。王甫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突然，于是，他便将计就计，在刘悝面前装好人，说因为自己在皇上面前说尽了好话，才使得皇上在临终前幡然改悟，恢复了他的爵位。但是，刘悝根本没有理会他，王甫见刘悝是这样的态度，干脆直截了当地向他索要五千万的报酬费。刘悝虽然整天吃喝玩乐，但是也不是个白痴，他早就打听到王甫根本没在桓帝面前帮他说过一句好话。自己能恢复爵位，完全是因为桓帝开恩罢了，所以他拒绝给王甫一分一厘钱，从此二人结下了仇怨。
与很多宦官的性格一样，王甫的个性也非常阴险残忍，他发誓一定要报复刘悝。所以，他便挑拨灵帝刘宏和刘悝之间的关系，以解心头之恨。
灵帝是章帝之子河间孝王刘开的后代。因为桓帝无后，在他驾崩后，太后与窦武便决定让刘宏继位。灵帝继位时，有很多刘悝的传言，说他非常气愤称帝的不是自己，所以曾打算“钞徵书”赴京即位。王甫就抓住这个机会，添油加醋地将流言传到灵帝的耳朵里，灵帝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但心里却感到相当不快。王甫看透了灵帝的心，心中暗喜，心想刘悝的好日子应该没有多久了。
不久，王甫用了一个小小的手腕，便让刘悝背上了大逆不道的罪名。
王甫知道灵帝听了流言后非常生气，所以他决定再给加把火。于是，他收买了尚书令，让他诬奏中常侍郑飒等人暗中谋划要迎立刘悝为帝，而且刘悝也在招兵买马，时刻在做准备。灵帝盛怒之下，没有做任何调查证实，便命冀州刺史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刘悝收捕入狱，同时将他全家上下一百多口，也全部打入大狱。刘悝被逼自杀，其家眷也全部死于狱中。不仅如此，灵帝还将渤海国的太傅、国相以下的全部官吏，以没有辅佐好渤海王的罪名，全被诛杀。王甫就这样完成了他的报复之计，而汉灵帝不但没有察觉到是王甫制造的冤案，相反还念其有功，加官封侯，实在令人叹息。
王甫对待皇帝之弟尚敢如此，那么对待一般庶民的敲诈就更加肆意大胆了。
汉代对一些重要商品实行专卖制度，以垄断其利称辜榷。而许多官员就是利用辜榷来获取暴利的，王甫也是其中的一个。那时，为了防止官吏经商，政府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条例： “若买故贱，卖故责，皆坐赃为盗”，全部“迁徙免罢”。可见，那时对官吏经商处罚之重。
身为中常侍的王甫，当然对这方面的律法了如指掌，但是他却明知故犯。为了掩人耳目，他采用了非常巧妙的手段：他在背后出谋划策，指使门生王翘出面活动，他们肆无忌惮地“于郡官商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就这样，王甫发了一笔横财。
常言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王甫知法犯法，暗中操纵经商的事情很快被京兆尹杨彪知道了。他细细调查内情之后，把此事原原本本地上告于司隶校尉阳球。阳球主管司察京师百官不法行为，他对王甫的嚣张跋扈的行为早已恨之入骨。于是，接到上告后，马上采取行动，他趁王甫出宫的机会，进宫面见哀帝，将王甫的辜榷官财物等罪行全部上奏给皇上，请求皇上下诏，将王甫及其党羽收捕，“宜并诛致”，得到汉哀帝的允许后，阳球便逮捕了王甫及其子永乐少府王萌等人。
阳球在主持考审王甫时，王甫吓得一一招认自己犯罪的事实，但最终还是没有被免去酷刑，最后阳球命人将王甫的嘴里塞满了土，将其乱棍打死，而且“僵磔甫尸于夏门亭”，尸旁还用大笔写下“贼臣王甫”四个大字。随后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
贪秽贵骄的宦官王甫，就这样受到了严酷的惩罚。这就是道德败坏、贪图钱财的最终结局。
烈士让干乘 贪夫争一文
【原文】
烈士让千乘，贪夫争一文，人品星渊也，而好名不殊好利；天子营家国，乞人号饔飧，位分霄壤也，而焦思何异焦声？
【释义】
看中道义节操的人，可以把千乘兵车的大国让给别人；而贪得无厌的人，一文钱也不会让与别人。如此看来，人的品德的确有天壤之别，然而，如果一个看中道义的人喜欢沽名钓誉，而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喜爱钱财，这两者在行为上没有任何区别。一个帝王治理国家，和一个乞丐乞讨一日三餐，从地位来看，确有天地之别，然而，在皇帝冥思苦想国家大事和乞丐哀声乞讨时，他们的艰苦情形有什么差别呢？
【解读】
春秋时期，齐国有一个大夫叫田乞，他和百姓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享有很高的声誉。
田乞在向百姓粜粮食时，用大斗量出，而在收取赋税时，却用的是小斗，这样一来，百姓的粮食不但没少反而变多了。田乞的家人很不理解，问他为什么非要这样做，他说：“一个国家的兴衰取决于百姓，如果百姓相信你、支持你，那么国家就会安定富强。反之，如果百姓怒视你、反对你，那么国家就将会灭亡。所以，要想得到百姓的拥戴，就得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好处，光靠嘴上讲得好听，没有任何用处。”
家人听了又问：“你说得很有道理，可是为什么不明白告诉百姓呢？”
田乞说：“‘德’，有阴德和阳德之分，如果说白了要给人家什么好处，这叫阳德。但这不是最高尚的德行，最高尚的是阴德。它给别人好处，并且不让别人知道，让人们自己悟出其中的道理。我的这种‘大斗出，小斗进’的做法，便是行阴德于人民！”
家人听了他的一翻道理，都信服了。
不久后，有一个叫叔向的大臣，看到田乞行阴德于民的做法，偷偷地和家人说：“百姓是非常明白事理的，他们会真心地归向田氏，田氏将来肯定会取得齐国的政权。”
果然，到田乞的儿子田成子的时候，田氏取得了齐国的政权。
许多人把名利欲望看做是生活的重要部分，甚至是人生的全部。所以，这些人就会拼命地索取想要的一切，从而失去生活中更美好的东西。退而言之，就算是利用各种手段得到了名利地位，赢得了别人的称赞，然而，以此博得的名声，也只会给他们的人生增添一份痛苦。
高恒，是乾隆年间大学士高斌的儿子，其姐姐又是乾隆皇帝的慧贤贵妃，因为这层裙带关系，他年轻时就做了高官，户部主事、郎中、长芦盐政、两淮盐政等官他都做过，尤以盐政时间为长。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食盐历来实行官家专卖。所以，主管盐政的官僚，一直是财源滚滚。
高恒的堂兄高晋，也是官运亨通。在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被调为两江（指江南、江西两省，后江南分为江苏和安徽，但三省仍合称两江）总督。按照当时的律法，哥哥做了两江的总督，担任两淮盐政的高恒必须回避，所以，他在高晋上任的同时被调为总管内务府大臣。虽然不再做盐政，但是他企任吏部侍郎，仍常常过问盐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