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政治鬥爭為文學發展提供了變革的契機，當時激烈的內外廷之爭使一嚮處於統治地位、一嚮把持着話語統治權的經學士大夫群體第一次遭到了嚴峻的挑戰，“黨錮之禍”使士大夫群體遭到了沉重的打擊，經學統治的鉗制力嚴重下降。在漢靈帝的提倡與推動下，針對經學統治話語的“鴻都門學”適時而起，嚮被經學統治階層排斥的“出於微蔑”的“斗筲小人”，憑藉亦嚮被輕視為“小道”的“書畫辭賦”等才藝，竟躋身到嚮被經學士大夫把持的統治者的行列中來，而且“鴻都門學”推行的力度、所波及的廣度，在社會上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在文學層面，約略言之，其主要影響有二：一，嚮來處在依附、被規範地位的“辭賦”以一種意識形態的面目與正統之經學統治話語對抗，對抗亦即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對等”，無論是漢靈帝大力推行的事實發展，還是經學士大夫激烈反對的實際情形，都表明“書畫辭賦”事實地位的提高、在社會及思想領域的影響的增強；二，對“鴻都門學”人士的超拔，他們得以位列州郡，使傳統統治人群的構成發生變化，後世文士得以平等地參與政事而不再被斥為邊緣，可謂從“鴻都門學”始。
不過，“鴻都門學”所體現的這一文學變革態勢由於靈帝統治的短暫及漢末動亂的阻斷而並未得到充分發展，文學發展的質變歷程是由後繼的曹魏來推動完成的。
曹氏政權的政治文化取向與“鴻都門學”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從根本上來講，曹氏是閹宦勢力的代表，其在壯大勢力、鞏固政權的過程中，對傳統經學士大夫采取兩手政策，利用與打擊並用（曹氏政權拉攏利用儒家士人之舉為人們所熟知，其打擊士人勢力的一面可參看熊德基《曹操政權的階級性質及其入魏後之變質與滅亡》一文之第二部分《曹操的用人政策、政權結構和階級性》的具體論述（見《六朝史考實》，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88-105頁）。）。與打擊士大夫勢力的一面相應，曹氏亦欲建立有利於自己所屬階層的政治文化統緒，建立自己的文化統治話語，这就必須有所樹立和扶持。曹氏所采取的方式，如同“鴻都門學”一樣，就是對“書畫辭賦”等才藝的重視，對諸才藝作者的大量延引，從而形成了曹氏政權“尚文辭”的整體文化傾向，形成了曹氏陣營“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的文士会聚格局。曹氏所面臨的政治、文化形勢比“鴻都門學”時期要寬鬆得多，所采取的政治、文化策略也比“鴻都門學”來得成熟和穩定。經過漢代桓、靈時期的政治變動，到建安時期，經學的勢力及影響已大大削弱，對文化及社會人群的鉗制力大大降低，各文化種類的發展具備了相對寬鬆的環境。同時，曹氏政權並不排斥傳統的經學士大夫勢力，且由於歷史及現實的原因，經學士大夫群體還是曹氏思想陣營的核心與骨幹，曹氏對傳統經學統治思想的瓦解或打擊是相對而言的，並不是把它從其思想陣營中全盤端掉，而是曲以利用與改造，取其所利去其所不利而已。所以曹氏陣營大力延引諸才藝之士，同時更千方百計地延用儒家士人，因而在曹氏這裏，諸才藝之士與儒家士人相對“同安共處”，並未體現為“鴻都門學”時期的激烈對抗，水火不容。所以“文學”的發展、文士的處境在曹氏這裏產生實質性的變化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特定的社會歷史發生原因及形成機制。
與“鴻都門學”對“書畫辭賦”以及相關作者進行強力超拔不同，曹氏政權“尚文辭”已成為一種比較穩定的政治文化傾向，諸才藝之士、尤其是文士在曹氏政治陣營中取得了較為穩固和相對平等的地位，已成為一方較為重要的政治勢力。圍繞在曹操周圍、以“建安七子”為代表的一干文士，在曹操的書檄往來、禮樂建設、聲威宣揚、意圖維護等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在因爭立太子而形成的兩個對立集團中，不以儒學背景為顯而以“才藝”為長的一派已經能够構成與傳統士大夫對等的勢力群體。另外，曹爽集團與司馬氏集團之間的政治鬥爭，反映在文化層面，也明顯分化成“尚文辭”與“重儒術”的群體傾向，這一方面反映了曹氏對這一派人士的優渥傾向，一方面也透露了這一派政治勢力實際力量的增大。從整體情形看，經過曹氏身體力行的引導與推動，在上層文人行列，文士已經成為一支穩固的、有影響的社會勢力，較大程度地擺脫了原來被輕視、依附性突出的生存際遇，開始以“平等”的地位和姿態與儒學士夫共同參與國家的政治、文化建設及管理，儒士與文士在一定意義上已開始合流，而不似原來分别得那麽涇渭分明。
以上述情形為基礎，上層文人的文化結構也在相應地發生變化。就“經”、“文”兩層而言，應當說漢代文人“經”、“文”兼擅也是相當普遍的現象，班固《兩都賦序》所說的“言語侍從之臣”與“公卿大臣”或“日月獻納”，或“時時間作”，就頗能反映這種情形。但在漢人的文化結構中，“經”、“文”二者是有巨大的地位差别的，漢人唯經是崇，“文”乃“末技”，純粹的“經士”即使善賦也衹是聊以游意而已，“專業”的文士是不大被人看重的。經過“鴻都門學”的催化，再到曹氏政權有力的強化和拓展，“尚文辭”成為曹氏陣營鮮明的整體文化傾向，文士地位有了根本性的改觀，所以文人文化結構中“文”之層面開始得到重視。文士自不必說，即使是儒士，在文士地位得到改觀、“文辭”為曹氏所好尚的現實局面下，其也不能不開始調整自己的作為，改變自己的看法，以適應時務。曹氏陣營中的才藝群體與士大夫群體雖有抵牾，但矛盾較“鴻都門學”時遠為平緩，甚至顯得波瀾不驚，正在於人們已初步接受了“文”平等成為人們的文化構成成分的事实。曹丕所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植所謂“孔氏刪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曹植《薤露行》，《陳思王集》，前揭《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第二冊，第71頁。），作為文壇領袖的曹丕兄弟二人的理論提升並不是空谷來音，而是有實際的文學發展事實作支撑的。曹氏兄弟的理論概括不啻春回大地的第一記雷響，揭示出“文學”正發生着翻天覆地的變化，昭示着漢代以來人們所形成的文化結構發生了歷史變更，人們的文化品質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文”同列“並重”的趨勢始著。
附錄：曹植所言“辭賦小道”辨
曹植在《與楊德祖書》書中有“辭賦小道”的說辭，古來人們一直據以分析曹植對“辭賦”的看法，並得出曹植認為“辭賦”是“小道”的認識（［梁］簡文帝蕭綱《答張纘謝示集書》：“不為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為君子，曹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梁簡文帝集》，前揭《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第四冊，第210頁）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子建卻說文章小道，不足論的。據我的意見，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這裏有兩個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個人大概總是不滿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為的，他的文章已經做得好，於是他便敢說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動的目標在於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說文章是無用了。”朱東潤說：“此論（曹植“辭賦小道”論）薄視文辭，謂不足為，其見與子桓（曹丕）異。”（前揭《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第24頁）鍾優民《曹植新探》：“我們認為，曹植雖然說過‘辭賦小道’，並不等於是說‘文章小道’。曹植原話的本意，除了是對現實政治表示強烈的不滿外，同時也是針對兩漢辭賦‘勸百諷一’、脫離鬥爭實際的形式主義傾向而發。漢賦裏那些粉飾太平、貢諛獻媚之作，被蔑之為不足掛齒的‘小道’，確也不算冤枉。從‘揄揚大義、彰示來世’，即對世人的思想教育作用的角度考察，漢賦遠遠趕不上‘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的史傳作品，如司馬遷的《史記》，的確是中肯之談，曹植貶斥辭賦和揚雄稱辭賦為‘童子雕蟲篆刻’、‘狀夫不為’的用心相仿，都是有感於漢賦‘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而做出的一針見血的批評。”（黃山書社1984年版，第105頁）曹融南、傅剛《論曹丕曹植文學價值觀的一致性及其歷史背景》：“曹植卻站在曹丕對面說：‘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又說：‘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頌為君子哉。’這種觀點當然是退步的，因此直到今天的一些文學批評史都在批評曹植，是有一定道理的。”（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叢刊，第十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頁）顧農《建安文學史》：“《與楊德祖書》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命題是曹植對辭賦創作的低估：……這裏有兩層意思，一是說自己志在建功立業，因此並不看重辭賦；二是說如不能建立功業，則當致力於學術專著，成一家之言。這二者相通之處在於都表示了對於文學創作的某種輕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頁）），從古到今，這幾乎成了“共識”。當然，也有人不作如是理解，如楊明在《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中說：
《與楊德祖書》……表現了曹植對文章的愛好和重視。但接下來忽又說了一些似乎是輕視辭賦的話：……這些話是將政治功業與辭賦創作相比較而言的。曹植建功立業的願望極其強烈，至老不衰。他在文學創作方面自視甚高，更以政治、軍事才幹自負。……曹植說辭賦未足以彰示來世，又流露出辭賦的價值不如學術著作的看法，這一方面確實表現出傳統觀點的影響，在文學的自覺時代的初期，新舊兩種互相矛盾的看法即使同時表現於一個人身上，也是不足怪的；另一方面，在給友人的信中由於強調自己具有政治方面的大志，強調自己並不甘心僅僅以文章名世，而說了一些過分的話，也並不難理解。事實上，這封信正是在寄自己的辭賦作品與楊修時所寫，而且信中還自稱“匹夫之思，未易輕棄”。寄作品給友人這一行動本身就表明了對文學事業的關心。楊修也明白此點，所以在復信中說：“君侯忘聖賢之顯跡，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同時又大力頌美曹植的文學才能。楊修的話表面上是在反駁曹植關於“辭賦小道”的議論，實際上卻是正好合乎曹植的心意的。
此外，曹植《與吳季重書》云……認為文章要寫得好非常不易，而正因為其難便愈顯得珍貴。這也還是體現了對文學的重視，並隱然流露出以文章自負的心理（王運熙、楊明著《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魏晉南北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2頁。）。
由於對曹植《與楊德祖書》中觀點的認識直接影響着本书某些說法的展開，故有必要對其進行一番辨析，為不影響正文的文意及邏輯，故置於附錄。
本书同意楊明的觀點，並在楊文觀點及論證的基礎上，再稍作一點展開。事實上，曹植並没有認為“辭賦”是“小道”，而是恰恰相反，他也同樣認為“文章”乃“不朽之盛事”。為了便於作整體考察，這裏不憚其繁，把曹植《與楊德祖書》及楊修回書均列於此：
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词赋，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于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还為狗者也。前為書啁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平！文之佳丽，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伯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眾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眾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詞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頌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亦將采史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皓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植《與楊德祖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