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高城，层楼亭亭。干云四起，上贯天庭。
蜉蝣何整，行如军征。蟋蟀何感，中夜哀鸣。
蚍蜉偷乐，粲粲其荣。寤寐念之，谁知我情？
昔君视我，如掌中珠；何意一朝，弃我沟渠！
昔君与我，如影如形；何意一去，心如流星！
昔君与我，两心相结；何意今日，忽然两绝。这是一首写弃妇之怨的四言诗。早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了弃妇的悲歌，如《邶风·谷风》、《卫风·氓》；汉诗中也不乏此类题材的歌唱，如班婕妤的《怨歌行》、汉乐府的《有所思》。它们或如怨如诉，细说从相爱到被弃的过程；或长歌当哭，抒发被弃的悲哀和怨愤。而傅玄的《短歌行》，题材虽不出闺怨，构思却不同凡响。
试看诗的开头“长安高城”四句，其来无端，突兀而起。曰“高”，则“干云”、“贯天”；曰广，则“层楼”、“四起”：可见其杳不能攀，充塞天地。这种高、广的空间形象，正是存在于弃妇潜意识中的和负心郎之间的情感距离和充溢于她心灵的愁怨之情的物化。透过它们，我们可以感受到弃妇内心深处悲痛的呼喊，它如同土地深层长期被抑制的岩浆的迸发，带着深沉、炽烈的力量，从一开始就震撼了读者的心。
“蜉蝣”以下六句，忽而转写蜉蝣、蟋蟀、蚍蜉，空间形象由极大而极小。乍看之，它们和开头没有什么联系；细按之，上下之间实在是以弃妇的意识流程为脉络，写她于痛定之后的细密、绵长的思考。蜉蝣，是一种“朝生夕死”，生命短促的小昆虫，蜉蝣之“整”，意味着女方和男方曾有过的短暂的和谐生活；蟋蟀之“哀”，当指女方被弃后的悲凄心境；蚍蜉之“荣”，则指对方和新交的快乐。抒情主人公以情观物，物便都有了情。从带情之物的形象中，既可看到弃妇今哀昔乐的对比；又可看到弃妇与男方之间我哀彼乐之比。于是很自然地引出我念而彼莫知的怨诉来。“昔君”以下三个小段排比而出，用语势很强的诘问句将以上的三个对比具体化、明确化。三组排句中各自用了矛盾法，极写变化之大。由“掌中珠”到“弃沟渠”，是行为的变化；由“如影如形”到一去“心如流星”，说明是心变导致形离；由“相结”到“两绝”，“结”、“绝”音近而意义截然相反，诗人有意让它们对举，以突出这个变化的荒谬、不合情理。在三组排句中，迭用诘问词“何意”，将感情推向高潮；又有问无答，把答案留给读者去思考。笔力纵横，余意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