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皇之道，隆功成也，无为之风著。……前历明三古，言失道后德，自淳至浇，后重结之欲，示绝仁弃义，反浇还淳也。道浅易观，德高难见，今圣化既深，神功莫测，日用不知，故言自然。《道藏》第14册，第47页。
道教认为帝王有无"德能"对于治政活动具有重要意义。道教认为"前历明三古"、"言失道后德"导致治政活动的"绝仁弃义"，然而"今圣化既深神功莫测"、"日用不知故言自然"，是由于道教最终将帝王"德能"、"圣化"，使帝王能在治政活动中"隆功成"、"著事遂"，使帝王"日用"治政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其原因是将帝王道德才能归结为"自然"。这种"自然"具有四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帝王的"德才兼备"体现在其自身所具有的"德能"之中，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帝王；二是帝王"德能"表现为"无为"而顺治政行为规律之本然，没有"人为"违背治政活动之属性；三是帝王"德能"内容和属性应该具有"自然"之性质，即具有治政所具有的行为品德；四是帝王"德能"则融汇于日常的治政活动之中，而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与其治政"材能"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帝王的"德能"成为检验和评价圣人执政能力和治政水平的标准，列入道教治政行为思想中。
第三，"以吾自然，相其自然"。南宋彭耜集注《道德真经集注》转引了北宋陈景元提出的检验"圣君""德能"的"八不"标准：
若有道之君，守之以清静，任之以自然，不利货财，不近贵富，不乐寿，不衰夭，不荣通，不丑穷，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为己，处显如是，则祸福倚伏，于何而有。《戴藏》第13册，第214页。
这里的不"利货财"、"近贵富"、"乐寿"、"衰夭"、"荣通"、"丑穷"、"拘一世之利"、"以王天下为己"是道教对于治政行为者"德才兼能"提出的基本要求。宋林希逸《道德真经口义》认为："圣人亦尽圣人之道，而不干于天地也。幽者为阴，阳明则为圣治。此两者自不相伤，则其德皆归之。"《道藏》第12册，第718页。这里将道教"德才兼能"称之为"圣治"，既包括"德能"即"圣人亦尽圣人之道"，又包括"才能"即"不干于天地也"，从而使"德能"与"才能""两者自不相伤"，并最终将"德才兼能"归结为"德能"。道教"德才兼能"的思想具体表现在治政活动之中，即如《道德真经义解》宋人李嘉谋解所说："圣人因其自然，知其所受，受者有不可变。但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可行、可嘘、可强、可载者，不至于过；而或随、或吹、或赢、或堕者，不至于不及，是谓以吾自然相其自然。"《道藏》第14册，第21页。其中"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可行"、"可嘘"、"可强"、"可载"以及"或随"、"或吹"、"或赢"、"或堕"等既包含了"德能"，又包含了"才能"，是"德"、"才"兼能的综合体现，是道教治政思想中关于"人"之能力与品德思想的重要内容。
四"圣人之有天下，非取也"
——道化天下
圣人的治政艺术是道教治政行为目的实现的重要条件和途径，是道教圣人政治的重要内容，是道教治政思想的组成部分。"自然法是神圣的，拥有命令人正确行动和禁止人错误行动的力量。"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15页。斯多葛派是希腊时期一个有极大影响的思想派别，斯多葛派推崇理性，提出宇宙中存在的"逻各斯"便是理性法则，即自然法，这是"神明的法则"，人们应该严格遵守，人们顺应自然法便是顺应理性，人们顺应理性才能过道德的生活。孔子的最大理想、最高志愿和最宏伟的抱负，就是用他的秩序观把当时动荡危机的社会稳定下来，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有道"的局面，至少亦可凭其"道"的大修而"自见于后世"参见李殿元《圣人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2-68页。道教则通过"天地之道"表达了治政统治之"道"所具有的"逻各斯"及"神明的法则"的基本内涵。
第一，"使万物生，各得其所"。道教认为治政统治的内容与要求体现了"道用"，即要求人君"当精心鉴道意"，才能"治国令太平"。《老子想尔注》认为："人君欲爱民令寿考，治国令太平，当精心鉴道意，教民皆令知道真，无令知伪道邪知也。"《老子想尔注校笺》第14页。君子治国的前提条件乃为鉴"道意"，教民知"道真"，才可以"无令"道化天下，能够"知伪道"，实现"爱民令寿"之目的。通过"用道"而实现治政统治"道化天下"是道教治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道教行为观在治政方面所应具有的"尊道"思想。《太平经》认为：
道用时，家家慈孝，皆同相类，慈孝不别。今道不用，人不慈孝，六亲不和。……道用时，帝王躬奉行之，练明其意，以臣庶于此，吏民莫有不法效者。《老子想尔注校笺》第24页。
道用时，臣忠子孝，国则易治，时臣子不畏君父也，乃畏天神。同上，第23页。
这里表达了圣人通过"道用"治政而实现"道化天下"三个方面的思想：一是家庭伦理关系上，通过"道用"可以实现"家家慈孝，皆同相类，慈孝不别"；二是"帝王躬奉"之榜样作用上，通过"道用"具有"练明其意"、"吏民莫有不法效者"；三是治政管理方面，通过"道用"具有"臣忠子孝，国则易治"之效果。所以，道教认为，"古者神人治身，皆有本也，治民乃有大术也。使万物生，各得其所，能使六极八方，远近欢喜，万物不失其所。乃当自然，能安八方四远，行恩不失氂毛"《太平经合校》第729页。这里的圣人"治身"、"治民"等治政之术是统治者统治文化和统治思想的集中体现，是道教关于治政方法的重要体现，反映了道教对于治政统治的深刻认识。道教认为治政应当讲究治政的方法和治政的艺术，这种"自然"艺术称之为"大术"，是"道用"，所具有的内在本质体现。如果能够讲究治政方法和治政艺术而实现"道用"，则"道化天下"、"万物生"、"八方远近欢喜"，这样就是"自然"，是道教对于治政策略的长远认识，体现了道教对于圣人治政"道用"的系统而全面的思考。因为治政方法和治政手段的基础和本质乃为"自然"，这种自然"大术"能安八方四远，使治政活动按照其固有的规律发展而"行恩不失"，具有全两性、系统性。
第二，"天地之道，治乱之殊"。"葛洪改造了《老子》的道的自然无为的性质，提出了道者内以治身，外以治国的思想，为隐士也能议政寻找理论根据。"许仪明、冷天吉《人仙之间--〈抱朴子〉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唐代吴筠则将宇宙观与治政行为观浑然一体，认为治政行为乃与道同一，是道教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与行为体现，既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又是一种治政行为观，并系统地论述了"天地"、"万物"、"帝王"之间的内在关系。吴筠在《宗玄先生玄纲论》中认为：
道德者，天地之祖；天地者，万物之父；帝王者，三才之主，然而道德、天地、帝王一也，而有古今浇淳之异、尧桀治乱之殊者，何也？夫道德无兴衰，人伦有否泰，今古无变易，情性有推移，故运将泰也，则至阳真精降而为主，贤良辅而奸邪伏矣；时将否也，则太阴纯精升而为君，奸邪弼而贤良隐矣。天地之道，阴阳之数，故有治乱之殊也。《道藏》第23册，第676页。
这里系统地论述了道在治政统治中的作用，其思想具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实现道教所主张的"道化天下"，吴筠认为应"天地之道，阴阳之数，故有治乱之殊也"。天地之道其作用是巨大的，具有"治乱"特殊之作用；二是"道德"、"天地"、"帝王"具有统一性，三者之间道德又具有"天地之祖"特点；三是道德所具有的内在属性为"无兴衰"，而人伦则具有"否泰"之变化，是人之"情性有推移"之表现，人只有顺应天地运动演化之规律，才可以实现治政活动之"泰"，这是"今古无变易"之内在规律之体现；四是顺应道之运动规律则可以实现治政活动之"贤良辅而奸邪伏"，否则"奸邪弼而贤良隐"。吴筠从儒家"仁义礼智"方面全面论述了道教关于"道之所尚"、"以道为心，以德为体"的思想和观点，并称其为"帝王政治之大纲"，认为，"夫仁义礼智者，帝王政治之大纲也，而道家独云"遗仁义，薄礼智"者，何也？道之所尚，存乎本，故至仁合天地之德，至义合天地之宜，至礼合天地之容，至智合天地之辩。皆自然所禀，非企羡可及，矫而效之，斯为伪矣。……故人主以道为心，以德为体，以仁义为车服，以礼智为冠冕，则垂拱而天下化矣"《道藏》第23册，第676页。这里将治政活动统一于儒家"仁义礼智"之中，并认为"人主以道为心"，只有在道之作用下，才可以实现"天下化"之统治效果。
第三，"其治天下，非为之也"。道教将治政统治之结果不是归结于圣人之有为，而是建立在"因万物之自然"、"天下非取"基础之上的。圣人只有"于无为之中自然而为"，才可以实现治政统治之目的。唐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认为："自然物之性本也，众生起妄，失于性本。圣人慈诱，勤学无为，将以辅佐物之自然真性，故不敢为于俗学与多欲也。"《道藏》第14册，第536页。圣人的治政艺术在于"慈诱勤学无为"，即通过"慈"将"仁爱"之心洒遍天下，通过"诱"实现并达到治政活动的理想目标，通过"勤"政理国造福于万民百姓，通过"学"修道养生，清静无为，清心寡欲。宋代李林集《道德真经取善集》也认为：
圣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万物归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为之也，因万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取而为之，则不可得矣。《道藏》第13册，第877页。
这里表达了道教圣人治政的方法和治政艺术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圣人治政取天下讲究"非取"、"非为"；二是圣人治政使万物归乃为被动受之，主动"取"与"为"反而不可得；三是圣人"有天下"、"除其害"的根源因万物之本然之性。所以，宋人李嘉谋撰《道德真经义解》认为圣人治政之艺术应该为："于无为之中自然而为，于无积之中自然而积，累日益去，善日益积，而圣人未尝知也。"《道藏》第14册，第32页。也就是说圣人的统治艺术建立在"无为"、"无积"之中而"潜默移化"、"自然而然"，治政的艺术则在于日积月累之中，这种治政艺术只有在平时的"日益"积累中才可以完成，并能巧妙地运用于圣人的治政活动之中，成为圣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圣人的治政理论是建立在"无为"政治即"佐万物之自然"基础之上的，所以，在治政活动中所有的治政艺术均"各遂其性"而"不敢造为"，是道教"道化天下"思想的一种体现。
第四，"各遂其性，不敢造为"。陈景元纂《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是北宋重要的道教著作，其内容集诸家注疏之精华，表达了道教道化天下所具有的"各遂其性"、"不敢造为"之内容。"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圣人以不欲不学为教者，以佐万物之自然，使各遂其性而不敢造为异端，恐失其大本也。"《道藏》第13册，第714页。圣人在治政活动中只有"不欲"、"不学"，才可以不失"大本"实现治政目的，从而完成治政活动的根本任务。陈景元纂《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又说：
天道自然平施，不逆万物，而万物自专之。岂与人校其敢不敢、杀与活哉？然而人自服从者，不与物争而能善胜者也。
圣人的治政艺术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圣人治政艺术乃为"自然平施"，这种治政的实施活动"不逆万物"，是顺其治政之本然而为之；二是这种"自然平施"治政活动乃为"万物自专之"即治政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属性；三是圣人治政活动的内在规律不与人"校"、不与物"争"，应"人自服从"而能善胜，通过一定的治政手段和治政艺术而实现治政结果的"胜物而不伤"。所以，南宋禇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认为其"无为"之术则表现为圣人"无为任物性之自然，故贵以身为天下则，不贱其民，爱以身为天下，则能亲其民，若是然后可以寄托天下矣"《道藏》第15册，第340页。圣人通过其手段和艺术"辅佐"治政，需要实现"自然真性"，才可以达到治政行为所具有的"各遂其性，不敢造为"本质之要求，是道教治政艺术的"自然"本质之体现。金高守元集《冲虚至德真经四解》说："天地虽大而自然之理所不能违也，圣智虽妙而自然之理所不能逆也。鬼魅虽凶而自然之理所不能罔也。盖自然者，默而成之，有乎不言，其无为也。"同上，第122页。南宋禇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认为，圣人治政手段和方法的原则要求为"不能违"、"不能逆"、"不能罔"，其表现则为"默而成之"，即"知天之所为皆自然也，则内放其身，外冥于物，任之而无不至。夫为者不能为而为自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同上，第364页。这里的"不能为而为自为"、"不能知而知自知"乃为圣人治政手段和方法所具有的自身特点，是道教治政自然"各遂其性，不敢造为"思想的重要体现。
总之，道教治政观是道教行为观的重要内容，是道教"利自然而用之"思想的综合体现，反映了道教对于道家"无为"治政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内容具有"顺物自然，而天下治"、"圣人以道治身治国"、"契任无私"等特点。"圣道"统治是道教治政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道教政治行为生活的根本内容，"以道治者，清白而生"是其重要的体现。在治政方法上表现为"治"有十种，而其中最好的方法乃为"以道治者"，"无为不作，皆顺自然"，是道教自然观在治政行为方面所体现的"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重要内容之一。道教认为治政活动应"观天地之心其妙得天下心"、"上下俱正而天下正"，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治政活动所要求的治政质量和治政效果，并在具体的行为实践中按照"各以其能"、"各尽其性"、"无为无执，无败无失"的原则，从而达到"家道昌隆，身体康健"之治政结果。同时，道教还认为只有在治政活动中通过治政者的"德才兼能"、"道化天下"等治政条件和途经，遵循治政运动的本质规律，才可以实现"政令理国"、"政和乐天"的治政目的，使治政活动最终符合治政行为自然的内在本质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