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大学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现定居于多伦多市,在一家医院的听力诊所任主管听力康复师。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金山》《张翎小说精选集》（六卷本）等。
作品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大奖，包括中国小说学会海外作家特别奖（2010）、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2009）、《中华读书报》年度小说家奖（2009）、《当代》年度五佳长篇小说奖（2009）、中国首届中山杯华侨文学奖.评委会特别大奖（2009）、《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双年度优秀小说奖（2009）、《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度优秀小说奖（2008）、第八届十月文学奖（2007）、第四届人民文学奖（2006）、首届加拿大袁惠松文学奖（2005）、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优秀散文奖（2003）、第七届十月文学奖（2000）等。中篇小说《羊》《雁过藻溪》《余震》以及长篇小说《金山》分别进入中国小说学会2003、2005、2007和2009年度排行榜。《金山》将被翻译成英、法、德、意、荷、西等多种语言在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发行。
玉莲
那个夏天我终于在上海的一所名校里熬完了四年的大学生涯。当时我的同班同学都结伴南下到深圳、珠海、广州，雄心勃勃地要去淘他们一生中的第一桶金，而我这个南蛮子却像一只孤雁执意要往北飞去。“从今往后，我们做我们的铜臭商人，你做你的达官贵人。下回见面，我们坐吉普，你坐红旗。”同学们嘻嘻哈哈地上了路，大概真是年轻，竟把一些本该很是沉重的离别之言说得如此轻狂。我在班级里一直是班长，班会上发言也爱引经据典，大家由此认定我去京城是踏上仕途的第一步。殊不知我只是要向一个远方的男人证明，我是完全可以离开南方的暖巢，到未知的北方去闯天下的。那些日子里我一直在等待着一封远方的来信，这封信可以顿时改变我已做的和未做的任何决定。
可是这封信一直没有来。
我决定北上之前回一趟老家，辞别双亲。我的家乡在浙南一个叫温州的小城，那时它与外界的交往还只能依赖于海路。轮船抵达温州港的时候天在下着雨，是那种江南特色的不成点也不成条的淅淅沥沥的雨。码头的泥浆厚厚重重地黏着我的鞋底，昏暗的街灯中我根本看不清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哪些是接我的人。我提着两只大箱子在雨中站了很久，才听见哥哥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着我的小名。等到他把我和我的行李塞进一辆蚕茧般大小破旧不堪的菲亚特出租车里时，我们早已全身湿透了。
还没有来得及抱怨，哥哥就推了推我，说：“玉莲来了，住在家里。”我吃了一大惊--在我的记忆中，玉莲住在大西北一个连名字都叫不顺的小县城里。凭我极其有限的地理知识，我知道她得从小县城倒几趟长途汽车辗转至兰州，再从兰州坐火车到上海，从上海转轮船到温州，路上怎么也得一个星期。路费加上住店吃饭的费用，她哪来的钱？哥哥叹了一口气，告诉我：“听说你大学毕业了，要到北京去做事，就死活也要来看你一眼。她男人的劳保赔偿，也拿出来花了。”我听了连连跺脚说不得话，心里却怨我妈多嘴。
一会儿工夫车开到了家门口，临下车哥哥吩咐我，见了玉莲不要表现出惊怪的样子--自从她女儿小青死后，玉莲受了些刺激，神志有时清醒有时模糊，说话也有些神神叨叨的。
推门进去，就走进了一屋的烟雾里。里面坐了三个人，我爸，我妈，还有一个长得十分老相的瘦高女人。爸和女人都在抽烟。爸抽的是凤凰牌，是那年流行的，文文雅雅地带着些香气。女人抽的是自制的卷烟，辛辛辣辣地割着人的喉咙，熏得人几欲流出泪来。女人穿了一件白底细花短袖的的确良衬衫和暗灰色的府绸布裤子。那套衣裤隐约有些眼熟，过了一会儿我才想起原来是我妈妈的旧行头。衣裤明显地短了，女人的手脚长长地从袖子裤腿里伸出来，鹭鸶般地笨拙着。女人的脸在细皮嫩肉的江南小城里也算是一奇景了，肤色极黑，却又不完全是黑，双颧泛着些隐隐的红，毛毛糙糙的像一张风干的柿子皮。
女人见我进来，咚地扔了嘴里的烟，站起来就抓了我的手，脸上的皱纹生硬地挪动起来。
“阿玲我的娃，你可平平安安地长大了--都以为你过不了那个坎了呢。”
女人的手很长很大，极有劲道，指甲深深地掐进我的掌心。女人身上的羊膻味熏得我后退了一步。女人觉出来了，就讪讪地松了手，转身对我爸说：“张同志你们好福气，世界上这样机灵的孩子统共也没几个，倒都生在你们家了。我们青青小时候，就是阿玲这个样子的--我奶大的孩子，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我妈正弯腰捡拾女人扔下的烟头--地板上早烧出一个浅坑来了，听了这话就摇头：“玉莲你又犯糊涂了，你到我们家来还是个什么事也不懂的小姑娘呢，阿玲哪能是你奶大的？”
女人也不恼，只是嘿嘿地笑，露出两排被烟熏得黑森森的牙齿。
“反正阿玲是我带大的。”
算起来玉莲到我们家的那年大致是18岁，而我才5岁。
那年我在幼儿园里感染了一种奇怪的肾病，小便化验单上红血球、白血球、脓球的格子里总有长长一串的“+”号。这种病在医学十分发达的今天实在算是小菜一碟，可是在那个年代里医生却束手无策。病一急性发作，我就住进医院，靠打链霉素、庆大霉素针来控制。病情一缓和我就出院。出了再进，进了再出。这样的循环周期越来越短了，我的鞋子几乎都是在医院的门坎上磨薄了的。有一天，我听见主治医生叹着气对我妈妈说：“再这样下去，就怕尿中毒。”尿中毒是什么东西我并不懂，不过我知道我们隔壁姚苹苹的妈妈，就是死在尿中毒上的--头肿得像个大冬瓜。于是我猜测我大概也会死了。
那时候我爸爸和我妈妈都在市委机关里做着不大不小的官，忙得四脚朝天，顾不上我，只好雇了个保姆来照看我。由于我的身体状况，医生吩咐我不能跳绳，不能踢毽子，甚至不能像别的小孩那样上井边玩水，而且我还得禁盐。用无盐酱油烧出来的菜味同嚼蜡，让我忍无可忍。于是我吃饭闹，睡觉闹，打针闹，服药闹，上幼儿园闹，不上幼儿园也闹，直闹得家里鸡犬不宁。
玉莲是我们家那阵子换过的第五个保姆。
玉莲来的那一天是大年初二。我们一家人刚刚吃完晚饭，就听见邻居王阿姨来敲门。王阿姨的丈夫是机关食堂的炊事员，跟机关上上下下都熟。她是个热心人，谁家有事她都爱帮一手。那天王阿姨身后跟了个瘦高个的乡下女人。王阿姨进了门，女人却不肯进门，依旧远远地站在走廊上。王阿姨把那个女人推到我妈跟前：“这就是上回说的那个玉莲，是我们老家龙泉镇的。玉莲上过几年学，识得几个字。只是不懂城里的规矩，你们尽管放心指教她。”又指了我爸我妈对玉莲说：“张同志、陈同志两口子都是大学生，在市府机关里工作，人也和善，家事也简单，你就只管把阿玲这孩子照管妥了就好。算你的福气，头回到城里做事就碰到了这样体面的人家。”
玉莲不说话，只是点着头笑。走近了，才看清，管玉莲叫女人未免有些夸张。其实她至多是个刚刚长成的女孩而已。玉莲剪了一头黑得流油的齐耳短发，右侧的头发用一段绿玻璃丝头绳束起小小的一绺。穿了一件葱绿灯芯绒棉袄，海蓝灯芯绒棉裤，脚上一双黑布棉鞋，手挽一个红花细布包袱。那一身衣装大概还很新，在胳膊腿弯处绽出一些生生硬硬的皱纹来。灯芯绒在那个年头算是稀罕货物，玉莲的家道想必还过得去--后来我们才知道，玉莲到温州城里当保姆，其实并不是为了钱。玉莲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人打扮，可是玉莲长得却不像是山里人。玉莲的五官其实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却因为皮肤白净，便衬得眉黑目深的。嘴角弯弯的，颊上隐隐跳着两个小酒窝，不说话时也是一副喜庆的模样，便先讨了人的欢喜。
玉莲放下手里的包袱，就要来收拾桌上的碗筷。我拿筷子在空碗上敲了敲，大声对我妈说：“她怎么不脱鞋就进屋？”玉莲的脸腾地涨红了，弯下腰来，就解鞋带。偏偏鞋带绑得很紧，解了半天才解开，玉莲的额上，早已渗出些细碎的汗珠子来。待玉莲终于脱了脚上的棉鞋，换上家里的布拖鞋，我妈就拉着她去了里屋，关起门来说了会儿话。出来时，两人的眼圈都是红红的。我知道她们在说我。
玉莲走过来，把我抱过去坐到她的腿上，叹了一口气，说：“这么轻。阿玲我非要把你养胖了不可。”
这是玉莲跟我说的第一句话。玉莲的声音软软的，让我想起家里过年时蒸的桂花糯米糖糕。以前我们家的保姆都是些脏老婆子，一开口嗓门嘎嘎的像鸭子叫。从来没有人和我这样说过话。
我是从那一刻开始喜欢上玉莲的。
在我妈的眼里，玉莲并不是个称职的保姆。
玉莲不会煮饭，不是把水放多了，米放少了，就是把米放多了，水放少了。如果哪天米和水都放得正好，那么饭一定是焦糊的。玉莲也不怎么会洗衣服，两只手在搓衣板上揉来揉去，只揉大面子上的，却很少关注袖口衣兜这些阴暗角落。玉莲在龙泉用的是蹲坑，不会用城里的马桶。洗马桶时只知道拿水冲一冲了事，却不知道要用竹刷子刷刷桶底。妈妈看玉莲做事，看得着急，忍不住要说叨她几句：“玉莲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呢？”我爸听了，就扯我妈的袖子：“阿玲肯跟她就行了--忘了先前是怎么闹的。”我妈立时就闭了嘴。玉莲也不恼，却憨憨地笑，说：“我会做针线呢。”
玉莲没有吹牛。玉莲果真做得一手绝好的针线活。玉莲闲着的时候，就给我们纳鞋底。玉莲纳的鞋底，有时侯是回字针，有时侯是云型针，细密如黑蚁。纳完了再钉上两块防水胶皮，做了鞋子穿在脚上，竟如腾云驾雾似的温软。剩下来的布头，玉莲就拿来缝成小包，装上细沙子，和我玩丢沙包。玉莲把沙包扔得高高的，让我猜会落到哪里。我说嘴巴，就一准落到她的鼻子上。我说耳朵，就一准落到她的脑门上。
玉莲还把家里的旧毛衣都搜寻出来拆了，将毛线洗干净了放在锅里蒸平整了，晾干之后再重新织一遍。当然再织出来的就不是原先的样子了。玉莲给我爸我妈织的是青灰色的圆领衫，领边袖口下摆加一圈黑的，老实古旧里略带一丝新潮。给我哥织的是蓝白相间的海魂衫，腰下斜斜地插了两个兜。给我织的是玫瑰红的开衫，领边上缝上两个小绒球。邻居见了，都说张同志一家穿得这么漂亮，是要去拍电影哪？玉莲听了，就将嘴掩了吃吃地笑。玉莲爱笑。玉莲的笑像那个冬天街上盛行的流感，碰上谁就传给谁。
玉莲干活的时候，嘴也不闲着，不是哼歌，就是嗑瓜子。我之所以用哼字而不是用唱字，是因为玉莲从来没有把一首歌从头到尾地唱完过。玉莲的嗓子圆圆润润的找不到一道沟坎，可是玉莲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好歌手，因为玉莲永远记不住歌词。玉莲往往只开了一个头，就把后边的扔了，再去开别的头。有时她甚至能在一个调子里开出好几个头来。玉莲最爱唱的一首歌是关于一朵鲜花的。它是这样开的头：
金河岸，鲜花千万朵，
最美的有一朵。
雪山下，骏马千万匹，
最俊的有一匹。
玉莲唱来唱去，只会唱这两句。我缠着她往下唱，她就又从头唱起。于是她的歌声就像失修的唱盘一样，无休无止、混混沌沌地重复往返着。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问玉莲，那最美的花到底是哪一朵呢。玉莲看过了左右无人，才点着自己的鼻子说：“这朵呢。”我便长久地纳闷着--我懂得人和花之间的某些共性，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
玉莲不唱歌时，就磕瓜子。玉莲磕瓜子的样子很奇特，很少用手。玉莲抓了一大把瓜子扔进嘴里，接下去手就完全派不上用场了，舌头便顶替上来将瓜子一颗一颗地送到牙齿跟前。剥皮的过程是猜测出来的，看见的只是瓜子皮井井有续地落到地上。我妈妈虽然不喜欢家里的地板上总有瓜子皮，却因为瓜子是玉莲自己花钱买的，也就数落几句，要玉莲常常扫地，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事。
玉莲在我们家一个月的工资是10块钱。可是玉莲并不像从前的那些保姆那样着急地往家寄钱。玉莲拿了工钱，先去街角的酱油店换成零票，用一条粉红色的手绢包裹起来，压在枕头底下。偶尔从里边抽出一张角票来，买一包瓜子、一瓶雪花膏之类的小东西，又将剩下的仔细地包裹回去。玉莲买完瓜子，有时也给我买一小块麦芽糖。我拿了糖，并不能马上就吃，总要待到我爸我妈都看过了，说过“玉莲你这么宠她做什么”，我才能开吃。当然，这样的待遇全家仅我一个，我哥哥是不够级别的。
玉莲不寄钱回去，是因为玉莲的家里并不缺钱花。玉莲在家是幺女，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玉莲的爸爸和哥哥都是木匠，一年到头有做不完的活计。玉莲家里挣钱的事情，都由男人来操心。家务琐事，又有妈和姐姐。一家的忙人养了一个闲人，所以玉莲就只会做针线活了。大凡人一闲，心思也就多了。读过高小的玉莲只在书里学到过关于城里的种种趣事，却从来没有迈出过龙泉镇一步。于是就撺弄了爹娘，让进城去当保姆。现在回想起来，玉莲关于城市生活的种种想象里，大概很早就包括了爱情的。
玉莲命运的转折其实是由一件极小的事情引发的。
有一天我哥哥拉屎时拉出了五条蛔虫。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肥肥白白的虫子，又兴奋又害怕。后来妈妈给哥哥吃了一种形状像宝塔一样的糖块，哥哥又拉出了更多虫子。医生说蛔虫可能来自弄堂里的那口井。紧挨着水井就是一条阴沟，洗菜洗衣服洗马桶都在一处，难免有寄生虫进入食道。妈妈怕我也得蛔虫，就吩咐玉莲不要再用井水洗菜。那时候我们家还没有装上水龙头，用自来水得去一条街外的机关大院家属楼去挑。玉莲挑不动水，挑水是我爸的事。我妈心疼我爸，为了让我爸少挑几担水，玉莲的工作日程里就增添了一项新内容：去机关大院洗菜。
我至今尚清晰地记得玉莲第一次去机关大院时的每一个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