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炜：写作多年，我自己，现在还常常碰到这个“为什么写”的问题。我承认文字书写已经成了自己的一种“瘾头”，或者也可说是职业习惯，就像木匠一天不碰碰木头刀斧、外科大夫一天不摸摸手术刀，就感到不舒服一样。但是，在海外坚持中文写作，在功名、名利这些动力已经变得很轻、很淡以后，我问过自己：你为什么还要写？还想写？我认真想过，自己写作的动力其实有两点：一是来源于现实--现实刺激出来的思考，现实的、人文的关怀，等等；二是对写作的可能性的好奇，这里也包括想象力的可能性。
李陀：正像你刚才说的，小说越写越“小”，确实是当前的普遍的趋向：小小情仇、小小无聊、小小恩怨，还有小白脸、小粉脸们的孤独啊，欲念啊，遮遮掩掩的自私后面的自鸣得意啊，等等等等。我曾经在跟阎连科关于《受活》的对谈中把它称作“小人文学”，有人误解，有人反对。其实文学写作变得越来越“小”，并不是作家的才能或品质有什么问题，而是另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文学写作不能不受制于所谓“后工业时代”--（苏：你把它叫做“全球化时代”也行。）--所形成的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中产阶级生活的平庸、机械和刻板不能不制约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让越来越多的写作变得鸡零狗碎、家长里短，非常庸俗。所以，把这种平庸的写作风气纳入“中产阶级的写作”这样一个讨论框架里，可能更容易把事情说清楚。
苏炜：“中产阶级的写作”，恐怕更容易引起误会吧？怎么，中产阶级就不能写作啦？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了一种现实存在，作家的笔触当然可以也需要面对这样的生活。这里面，我想有一些概念、意义及其指涉关系需要仔细廓清。
李陀：这个问题确实需要廓清，不过不是很容易，要作很多具体研究。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很多地域和国家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形势，那就是中产阶级社会完全成熟，中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构成的主要成分。从那时起，理论界、学术界还有媒体界，甚至包括普通百姓，都获得了一个新的视角：中产阶级社会和当代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观念、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成为越来越被关注的话题。这种关注已经开始进入当代的知识生产，而且在理论研究中得到了相当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和文学批评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些新问题？是不是认真研究一下这个新的社会环境对文学写作的制约和局限？自觉的、具有批判意义的写作究竟还是否可能？还有，谁都知道现代文学是与资本主义一起发育起来的，对这种关系也已经有了很多研究，但是，这个历史同时也是文学和中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在成为资本主义的当代形态之前，它也有一个发育、成长、成熟的过程）相互缠绕的历史，如果我们架起“中产阶级写作”这样一个批评和研究的框架，就有可能把文学写作变迁的历史和中产阶级发展的历史联系起来，看能不能在其中找到一定的内在联系，能不能为文学发展作出一些新的视角、新的说明--这种说明在已有的文学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中是不能提出的。依我看，如果今天不作这种新的批评和研究，很多文学发展中的问题是说不清楚的（虽然已经说了不少），比如现代主义、后现代等等。因此，这应该是个大的研究工程，绝不是主张写作不能以中产阶级生活为题材，更不是说中产阶级出身的人就不宜写作，不，不是这个意思。
近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千呼万唤的中国中产阶级终于形成、出现，而且作为一个新兴阶层发展得很快，甚至有人说在全国人口中很快就要达到一亿、两亿，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变化带了一个结果，就是很多中国作家像做梦一样，发现自己一下子已经跻身中产阶级的行列。他们的写作生活、社会交际也很快都胶结在这个圈子里。这样，作家们写作的立意、构思、笔触、情绪，都难免受中产阶级的利益、兴趣、道德和视野的限制，被封闭在狭小的空间里，这非常令人担忧。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如欧美那样的完全的中产阶级社会，中产阶级的文化价值、道德观念和经济利益不应该也不可能覆盖全社会。更何况，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包括政治文化领域，中产阶级和社会其他上层集团之间有着很多层面的复杂联系，其中有矛盾，也有合作（我看更多是合作），而对下层群众多采取怜悯和漠然的态度。作家面对这样复杂的环境，不能不在写作目的和写作态度上多作考虑。我一直认为，原来中国作家的一个大优势就是，大家在阶级出身、社会经验、文化教养、语言背景等等方面都区别极大，真是天南地北各路英雄大聚会，那才是真正的多元化，那是一种了不起的噪杂和杂色，在这样的土壤里发生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可惜，这一切都像炎炎夏日下的冰块一样，正在迅速消融，可惜！
苏炜：最近从中国大陆回来的朋友和学生，常常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中国太有意思了！北京、上海太有意思了！你在那里生活，好像每日每时都在随时发生着各种意想不到的变化，太好玩、太丰富了！可是，怎么翻开我们的文学期刊，我们的文学面貌却显得那么苍白、平面和单一呢？这真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李陀：你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吗？由于中产阶级社会是一个秩序井然的、中规中矩的、在日常生活里也是绝对遵守“红灯”和“绿灯”的规定的、对浪漫很陌生也害怕浪漫的社会，很多感觉细致敏锐的上班族，也觉得有必要尝试着改变日常生活的平庸和无聊，可他们选择的余地很小，经常的做法是把模糊记忆中的“浪漫”加以歪曲，把它变成一种他们能接受的、没危险的东西，比如到人烟较少的地方旅游啊，登山或是跳滑翔伞啊，搞搞一夜情啊，等等。但是仍然会有一些人（其中会有真正的叛逆者）不会满足这些东西，想在精神上作些更边缘化的探索和询问，我想这就给文学中有浪漫倾向的写作留下了空间。实际上，这个空间早已经被商业写作开发和利用，例如在美国书籍市场上占很大一个份额的“罗曼司”小说，就是这种开发的典型例子。我看这几年中国也开始出现类似的写作，前些日子我认真看了电视连续剧《玉观音》，“罗曼司”味道十足。
衔接读者的现实思考
李陀：从这样的背景看《迷谷》和《米调》，我想你的写作实验的意义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把一定的浪漫想象和写实性的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但不会与现实隔离，反而有可能衔接读者的某种现实思考，甚至具有一种针对现实的颠覆性。
苏炜：我喜欢你提到的“衔接读者的现实思考”。有人说《迷谷》想写一个“桃花源”的故事，这其实不是我的本意。仔细读来，我相信读者是可以读出小说的奇情、神幻背后的现实关怀的。特别是把这样的富于奇情、神幻意味的故事与人物，置于文革背景之下--虽然那个背景被推得很远。
李陀：《米调》的叙事的主线，是米调和廖冰虹的爱情故事。说真的，由于这故事里种种非常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因素特别多，我不知道今天的读者能不能接受这个故事，也就是说，不但爱看这故事，还能被感动，生出思考和共鸣。我对这一点非常好奇，如果能搜集到更多的反馈，作些分析就好了。就我自己而言，这故事让我最感兴趣的东西，不是这两个人的爱情悲剧（如果那也算是悲剧的话），那其实没什么，我们真实生活里这类故事太多了，不足以感人。我感兴趣的，是这两个人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互相寻找。这个“找”是推动你的小说叙事不断向前走的主要动力，也看得出你对这个“找”的情节是下了功夫的（可惜，我以为你下的功夫还是不够，对这一点并没有充分利用，不然叙事的发展会更有波澜，更有曲折，更有戏剧性，更有意思）。但是，在我看来，这个“找”对读解这篇小说至关重要，或许是读解的关键。首先，在小说的发展中，这个“找”无论对于廖冰虹，还是对于米调，其实都缺少充分的合理的理由--叙事者也似乎有意模糊这一点。爱情本来应该是他们互相寻找的一个最合理的理由，但是这两个人的爱情在三十年前，不过是革命浪漫曲中的一个小小变奏，并没有坚实的基础，在三十年后，由于时间的灼烤，这爱情又已经完全蒸发，不复存在。有意思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不但坚持相互地寻找，而且还都愿意以相当夸张的方式，不断在回忆中重温他们三十年前的爱情，似乎这样回忆就能为他们的“找”提供使他们自己信服，也使别人信服的理由，可是，他们越是把文革时期的那段爱情说得如何美好，他们今天的相互寻找就越显得虚妄，那“找”的理由就越不可信。很显然，他们“找”的不可能是爱情，而是别的东西，是什么？我以为那是一种具有相当心理变态意味的证明--证明他们还在坚持某种理想，证明他们还能够坚持。复杂的是，两个人，特别是米调，完全清楚他们当年的革命理想已经完全破灭（他对西夏考古的业余兴趣，正是这幻灭的倒影），在今天的现实里，那些理想不仅是过时的，而且是荒诞的。不过，这两个昔日的红卫兵又都具有超人的顽强和意志，他们如果已经没有理想可以坚持，那么他们就要以某种形式证明，至少他们还可以证明有“坚持”的品质和能力，他们可以为坚持而坚持。
苏炜：你的分析，真的把作者的“天机”给泄露啦！确实，我在《米调》想写的不是爱情，而是理想。写理想的幻灭、荒诞与寻找、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