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的丑闻
詹姆斯·埃文斯把一大页书写纸放在了餐桌上。在这间靠近圣潘克拉斯的小公寓里，这位《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律师正在尝试新的东西--撰写社论。1972年9月，埃文斯接受了我的不情之请。他想出的一个主意非常适合做社论。这期间，他是写了又划、划了又写，笔下的文字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更是改写了英国法律。这与他的法律背景不无关系。餐桌上写下的寥寥几笔，得到了不下37位法官的参阅和考虑。
我吩咐埃文斯想办法为反应停的受害儿童做些什么。他们大多已经11岁了，却没有收到一毛钱的诉讼赔偿。反应停安眠药片的毒性，让妊娠期的母亲们深受其害，所生胎儿大多有胳膊和下肢的残疾，有些甚至是四肢全无。英国酿酒公司的子公司（生物），在德国格兰泰制药公司的授权下生产了该药物。全英受害人数超过了450名，但最后只有62宗针对这家酒业巨头的索赔诉案，赔偿金额只有每人区区16 000英镑。受害儿童的困境是一个“秘密”的全国丑闻。詹姆斯·埃文斯要做的是，尽可能拖延我的入狱时间，让我有机会把丑闻公之于众。任何可能损害法律程序的出版物，都会触及藐视法庭罪。这也是为什么新闻界和议会沉寂了十余载。他们已经忘记了那些反应停的受害儿童。
詹姆斯·埃文斯握有逾越这些障碍的武器。他从剑桥大学和葛莱氏法学院路的法庭习得了法律，并曾作为兼职顾问，给凯姆斯利《帝国新闻》和《星期日写真报》的蹩脚故事擦过屁股。“洞察力团队”着手拉克曼事件和普罗富莫事件的调查后，《星期日泰晤士报》便把埃文斯招入麾下。作为全职顾问，他给我们带来了庄严的法庭之风，比如他雍容华贵的演讲方式。所以，如果他对一位记者说：“君尚悦否？”千万不要感到惊讶。他的文字里总是充满绅士风度，不过也有例外。
一直想成为新闻记者的他，喜欢把证据放在法庭的情境下检视。反应停一案中，他的处境可并不让人羡慕。五年前，一位记者的失足，一个读者的误判，让我站在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面前。我们无意中公布了一名尚在受审人员的前科记录。我个人最后被免于指控，但报纸却被罚了5 000英镑。
“我不会再跟你提这个案子了。”我被释放后，丹尼斯·汉密尔顿说，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此，我们不再轻易地挑战法律。不过，埃文斯深知我的耐心已尽。为了刊登有关药物最初的制造方法，我已经等了三年的时间。他担心这些基于英国酿酒公司内部文件的文章，会让五年前的一幕重演。毕竟，对于我们获得这些文件一事，对方全然不知。
就格兰泰公司的草率和欺骗，我很快公布了一份四页的调查报告。御用大律师大卫·赫斯特警告说，这会被视作对法庭的公然藐视。如果英国的案件付诸审理，就会对报告中涉及的问题进行详细讨论。我并没有在一棵树上吊死，同是御用大律师的彼得·布里斯托的见解就显得更为乐观。他认为不会有报复行为发生。
不过詹姆斯·埃文斯坚称，除非等到每件案子审理完毕，否则，一旦公布任何关于英国酿酒公司在英制造药物的信息，我就会面临法院发出的拘禁令。没有人怀疑埃文斯的判断。和所有人一样，他对这些限制也是深恶痛绝。不知从哪里来的灵感，他认为我们应当把文章放进校样模板，然后带着校样在英国酿酒公司位于圣詹姆斯广场的总部溜达，希望报道将要付印的假象会刺激他们做出解释，并且勉强同意报纸的发行。
我们开始将这个想法付诸行动，不过我并没有抱任何期望。英国酿酒公司的御用大律师约翰·威尔默斯具有最敏锐的法律头脑，他们在寻求总检察长保护方面，一直保持了极高的热情。鹿死谁手，尚难定论。我们或许会收到一纸禁止出版的法庭禁令，谁知道呢！
霸王协议
案件的拖沓让人出离愤怒，不过也在情理之中。那时，我们一直以为，这些案子能迅速、公平地在法庭外解决。眼下的首要任务，就是阐明灾难发生的始末。当局没有开展过任何公开调查。既然大多案件业已搁浅，法庭上也就不会曝光什么文件。我认为，对于这样的危险药品，公众有权知道其具体的生产方式，以及新的安全规程是否到位。这也一直是我们在这场反应停战斗中的奋斗目标。
但是到了1972年，我们的重心因为两针强心剂发生了变化。一时间，埃文斯仅仅需要回应我们更多的要求。他笔下的历史，很有可能成为影响案件的因素。
我告诉埃文斯，我要立刻、直接地介入诉讼。目的很简单，也无可争辩：为受害儿童的父母获得更多赔偿。“詹姆斯，这对你来说是一次真正的挑战。”我说，并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副本交到他手中。这是我坚持出版的第一针，也是最救命的强心剂。
在这份备忘录里，满是疼痛、疾苦和被剥夺生命快乐的计算公式，它首次向人们展示了，法庭判给反应停受害儿童的赔偿金额是多么荒谬可笑。有意思的是，所有这些信息，早在1969年便由一名杰出的调查记者收集完成。此人就是布鲁斯·培智。我把他调来主持反应停的工作。
培智曾在约翰·普雷维特的《现代法律评论》上，阅读过两篇复杂的长文。作者是伦敦一家名为培根&伍德罗公司的保险精算师。根据1969年的协议，他抨击法官利用经验法则修正了赔偿金额。受害儿童的律师一直认为自己这方理屈词穷。于是，他们与被告公司达成了和解：如果受害儿童能在法庭上赢下一个过失诉讼，那么就能全额得到公司支付总额；现在则只索要其中40%。
辛科利夫法官否决了保险精算师的证据，并且拒绝将通货膨胀纳入考虑范围。普雷维特曾向法庭说明，根据过往判例，一名四肢残缺的男孩在27岁时就会花光全额的赔偿金裁定额，何况现在只能拿到全额的40%。约翰·威尔默斯则指出，政府已经保证会控制通货膨胀。法官也同意，谈论物价上涨完全是“空穴来风”和“无端猜测”。
根据普雷维特的计算，一个受害儿童至少需要106 000英镑弥补收入损失和特殊护理。然而，支付的赔偿仅有24 000英镑--最后得到的赔偿金，更是只有这个数字的40%，即区区的9 600英镑。
尽管相关信息早在1969年就大白于天下，上述情况却仍令人震惊不已。根据普雷维特在听证会上提供的证据，常规的法庭报道本足以曝光这场灾难。然而，普雷维特在媒体上只是昙花一现。当赔偿金的裁定额公布时，这个数额和伦敦报业的刻板印象发生了冲突：报纸的大标题把孩子们的赔偿金和彩池赢家的“财富”联系在了一起。
针对英国酿酒公司的新传票让一切重归审理之中。就在这之前，《星期日泰晤士报》对当时的和解协议，在首页做了一版的批评报道，题目是：《一磅肉价值几何？》（What Price a Pound of Flesh？）。依据普雷维特-培智备忘录的观点，这的确是一个例外，但说明不了什么。有关反应停的报道，暴露了一个法律灾难和当下新闻业的短板。
初秋，菲利普·奈特利带回了第二针强心剂。他一直在密切关注英国酿酒公司的动向。他们和另外389个晚些时候起诉的家庭进行了秘密谈判，这些家庭怕极了，对方律师警告说，但凡给报纸泄露一点儿风声，就一个子儿也别想拿到。其他人还被告知，他们会丧失手中的法律援助证书，进而无法从公共基金那里得到援助。
好在奈特利已经赢得了一些人的信任，手法和他对菲尔比的调查如出一辙。他属于粘液质的那类人，但他走进我的办公室时却显得非常激动：“我们就不能做些什么吗？他们大多已准备签字了，赔偿金额只有1969年受害家庭的一半，1969年的一半啊！”
今年（1972年）早些时候，一位成功且自持的梅费尔艺术商人大卫·梅森曾引发过一阵短暂的震动。他拒绝和其他受害父母一道，接受一个325万英镑的信托基金。而英国酿酒公司提出，他们的赔偿报价取决于所有受害家庭都能全盘接受。
受害父母的初级代理律师金伯·鲍，以及顾问御用大律师詹姆斯·米斯金接受了这个条件。梅森则拒不接受。对他来说，这简直就是施舍，而且是吝啬的施舍。受害父母的律师团将梅森告上法庭。作为受害儿童的诉讼代理人，他和另外五个家庭被法官辛科利夫从本案中剔除。这就意味着，孩子们在法律上的赔偿决定权，交到了一个无遗嘱财产管理人的手中。
这个决定稍后被高院的丹宁勋爵推翻，所有受害人也借此获得了拒绝英国酿酒公司的权力。不过，丹宁赋予的自由和接下来数月的谈判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沉默背后强加于人的，是对法律的蔑视和恐惧。一份霸王协议即将诞生。
“1969年的一半，”奈特利说，“普雷维特和培智已经证明，1969年的全额赔偿不及所需金额的一半。这个全额赔偿已经打过四折，现在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减去一半……”结果真是这样的话，一个无臂的小姑娘长到十几岁时，只能依赖不超过6 000英镑过活。这区区的6 000英镑是够支付特殊护理的费用，还是能抚平孩子的痛楚，或是换回失去的快乐？
在星期二的编辑会议上，我汇报了上述情况。在会议的最后，我邀请詹姆斯·埃文斯加入了我们。他通常是不会出席这种会议的。“詹姆斯，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告诉他。我手里有一份普雷维特-培智备忘录。根据网罗到的10 000份英国酿酒公司的内部文件，奈特利还为我提供了一篇长文草稿。
埃文斯对此做了相应的检视。“无论如何我都要付诸出版。”为了打破他的沉默，我补充道，“而且，我要一周接一周地做，就这么决定了。请告诉我，怎么办最好？”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回答道，“你这个阿尔卑斯山的旅行者，想要向导找一条安全路线，把你带到艾格尔峰之巅……你容我好好想一下，怎么样？”他起身前往公寓。休假中的布鲁斯·培智也被我叫了回来，着手将备忘录改写成一篇报道。
通往“艾格尔峰”
连续报道的风险巨大，不过一旦成功，将会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筹码。我在职业生涯的初期就意识到，某些情况下仅仅披露一次真相是不够的。当年我就曾以为，《曼彻斯特晚报》的一篇报道足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然而我错了。
不久之后，我转战《北方回声报》，参与了蒂莫西·埃文斯的错判绞刑调查。那时，我每天都会公布一些事情，并且在初见成效前持续了数月时间，甚至于一些员工都对这样的循环往复心生怒火。伟大的《纽约论坛报》创办人霍勒斯·格里利曾说过：“一个新闻从业者对宣传活动厌倦之时，就是引起公众群体注意之刻。”
1969年，第二批法律案件再次让一切重归审理之中。我们随后刊登的那篇《一磅肉价值几何？》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不久，大卫·梅森当庭反目。《每日邮报》根据他讲述的故事，连续刊载了三篇引人注目的报道，却因总检察长的一纸警告，弄得有口难言。其他的新闻同行也引以为戒。
另外一则“诉讼代理人梅森和其他五个家庭被踢出审理”的新闻标题，也曾引起过一阵骚动，不过并没有引发任何连锁反应。出于对藐视法庭罪的恐惧，报道大多是雷声大雨点小。BBC电视台的一档《24小时》节目，原本计划对受害儿童的父母进行采访，却也因为英国酿酒公司的威胁抗议而流产。报纸律师处处使绊，让大卫·梅森不再接受采访。
反应停受害儿童利益的难以定性，也是新闻报纸和电台节目运作方式的写照。“新闻”被定义得太过散漫和狭隘。1959年至1962年间，全世界有8 000名儿童受到了反应停的影响。一时间，抗议如潮，群情激奋。但人们对事件的关心，却逐渐被时间消磨殆尽。不再有“新”闻，没有人发表演讲或朝着白厅游行示威，“新”闻渐成旧闻，受害者也逐渐被人遗忘。
我们下意识的假设是，制度一直在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转，法律见证了正义得到伸张的一幕。实际却恰恰相反。新闻界更擅长报道事件，而不是反映过程。这场司法灾难的过程和受害家庭的支离破碎为人们所忽视。我自己也曾是其中的一员。
当年，我曾在《北方回声报》上刊登过一些畸形儿的照片，有意报道反应停受害儿童。但是有读者反映，照片令他们感到不安：“我们不想知道这些。”于是乎，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忘记了他们。
《星期日泰晤士报》也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众多孤立、恐惧的受害家庭和一个庞大公司之间的法律天平的平衡。不过，只要詹姆斯·埃文斯能找到那条安全的线路，我们就可以保持这股势头。
还有太多问题有待解答：为什么一直没有公开的调查？就这样，丑闻苟延残喘了这么多年。11年来，450个受害家庭过得怎样？他们现在的情况又如何？英国酿酒公司究竟是何方神圣？他们那一方又有怎样的故事？残疾人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有多完善？药物的生产过程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新的药物控制改善好在哪里？受害父母的律师尽力了吗？
詹姆斯·埃文斯在他的餐桌旁，找到了通往艾格尔峰的道路。一篇《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文章给了他灵感。一家慈善信托的创始人霍尔女士曾表示：“这是一场悲剧，也是一个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态。旷日持久的诉讼，让许多父母倍受打击。他们隐忍着填写详细的表格，颜面扫地。他们感到自己在卑躬屈膝地乞求施舍，真是让人无比愤恨，这原本就是富有的英国酿酒公司的道义责任。”
詹姆斯·埃文斯对“道义”一词不住地念叨，他终于开始落笔行文：
和解协议签署在即，却没有任何人理应感到一丝的慰藉。这则长篇故事独有的痛楚恰恰在此。我们唯一能感受到的是阵阵羞耻。首先，事情已逾十载，我们的社会要因此蒙羞……其次，赔偿仅为九牛一毛，我们的法律要以此为耻……再次，反应停的受害儿童亲手为英国酿酒公司贴上了羞耻的标签。我们要感谢这家公司，他们长期以来都在不遗余力地否认过失。如果案子继续下去，孩子们很可能会两手空空。我们要感谢被告律师，他们的职业责任为代理人确保了最优条款。到了最后，支付协议将由英国酿酒公司拍案定夺，而他们本应给每位反应停受害者支付得更多、更多、再更多一些。有人可能要说，公司需要对股东负责，也采纳了必要且娴熟的法律建议，这是合理的条款。然而，法律同正义一样，并非一成不变。有时，对法律条文的坚持，也会被置于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枪口之下。根据英国酿酒公司的解决方案，335万英镑将用10年时间分期付清。这个数字，与他们上一年6 480万英镑的税前收入以及4 220万英镑的公司资产相比，实在是相去甚远。对自己的过失死不就范，英国酿酒公司可以，也应当三思而后行。
“一起让英国蒙羞的诉讼”
詹姆斯·埃文斯定义的这个重要区别，介于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之间。“哈利，你认为能用法律责任拴住你的马匹吗？嗯？”他边说边递给我几页纸。他的脸由于心中压抑的激动而微微泛着红光，不过言谈之间，仍旧保持了一贯的冷静。
“我已经努力用社论的形式来呈现我们的辩护了。当然，你应该加入一些更像社论的东西。我认为这能成为我们没有影响法律案件定责的证据。”埃文斯说，“因此，刊登培智控诉原始协议的备忘录之事必须审慎。”不过，奈特利有关药物制造的报道却大不相同。这样方能直指法律责任的问题要害。
我们的活动势必会受到挑战。稍有闪失，就会因为报纸面临的高额罚金而胎死腹中，主编也得在沃姆伍德·斯克拉比斯监狱蹲上一段时间。我立刻采纳了詹姆斯·埃文斯的策略，并在1972年9月24日的刊号上付诸实践。
我把此事告诉丹尼斯·汉密尔顿时，他显得格外轻松。另外，我还通知了广告经理唐纳德·巴雷特。“英国酿酒公司是我们最大的广告客户。总体来讲，他们每年会支付60万英镑的广告费。”他告诉我。“我知道这不会也不应成为阻止你的理由。”他补充道。（英国酿酒公司在我们开始行动后，撤回了所有的广告。）
我们计划用三个版面讲述诉讼的历史：金融条款的毁坏及其对受害家庭的影响。我们把詹姆斯·埃文斯的“厨房声明”变成《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社论，它并不需要太多额外的工作。我给文章加了一个标题：《以孩童之名》（Children on Our Conscience），旁边还附有一张10岁女孩菲利帕缺失手臂的照片。至于宣传活动的口号，我选择了埃文斯的“羞耻”主题。“反应停儿童，”我写道，“一起让英国蒙羞的诉讼。”在最后一秒，我又将其改为：“我们的反应停孩子。”
印刷尚在进行当中，我把两位访客带到了机房参观。他们就是大卫·梅森和他的妻子薇琪。两人的女儿露易斯仍在医院，孩子的四肢被一些鳍状物所取代。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这一切。梅森逐一阅读了报道当中的一段，直指多年来争论的主题：“在未来的一篇文章里，《星期日泰晤士报》会对悲剧追根溯源。”这是一种手段。如果首篇报道无人反对，我们便会刊载第二篇；如果被起诉，我们会通过对比未刊载文章的不同之处，强调报道的道德-法律差异。我起初的计划是在次周就刊登第二篇报道。“要我说，”詹姆斯·埃文斯道，“你应该多给自己和法庭一些时间，稍微梳理一下，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
宣传活动发起后，我们迎来的最显著的反应就是沉默。除了一档周日BBC的电台节目对我进行了采访外（控制室内有BBC的律师守候），各家报纸和电台新闻节目都选择了无视。曾有那么两三天，我以为英国酿酒公司和皇家法律顾问也会就此作罢。当时的总检察长彼得·罗林森爵士身在斯特拉斯堡。然而，到了下个周五，我就收到一封带有官方戳印的信，内容是由总检察长的法律秘书汤姆森·海瑟林顿在副检察长杰弗里·豪（不久成为了财政大臣）的教唆下完成的。
他说，这是一份对《星期日泰晤士报》和我本人接受BBC采访的正式投诉。“贵报日前刊载之文章，有理由被相关方诉以藐视法庭之罪。若贵方能注意此事上的言辞，副检察长阁下将不胜感激。同时，鉴于贵方所提及的该主题后续报道，相信贵方不会愿意设想在这起控诉中的处境。”他没有提到诉方是谁，但我们很清楚是英国酿酒公司在捣鬼。
我私下的回复是一封长信。我在信中指出，案件都是一系列民事诉讼，理应由一名法官独自审判，我们已避免了对过失问题的细究。“为了澄清这件事，我遭受了巨大的痛楚。”我写道，“我敦促被告从道义上，而非从法理上重新考虑他们的提议。需要强调的是，这与他们在过失问题上拒不悔认的立场息息相关。”我公开的回复是：我们会继续围绕道义问题展开宣传活动。
宏大的官司
曼彻斯特大学的英国法教授哈利·司垂特，猛烈地抨击了法官对保险精算师有关护理需求和通货膨胀的证据不管不顾，武断确定损害赔偿金的行为。自1969年辛科利夫的判决以来，这位法官所认定的属“无端猜测”的通货膨胀，已经让赔偿金额缩水了五分之一。
大卫·琼斯失去了四肢，他的父亲收到了最高的20 800英镑赔款。让他们感到沮丧的是，这笔貌似不菲的赔偿眼下已经贬值。“要不是因为眼前面临的问题，我早就站在法庭上大声疾呼了……”帕特里克·波普的母亲动情地记录着她勇敢的儿子，他已经接受了42次手术，却没有收到一分钱。其他的报社和电台仍旧是一片死寂，我们也没有收到更多的电台邀请。这让人感到无比沮丧。
就在此时，一位《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读者填补了这种孤立感。周日早晨，杰克·阿什利议员致电我的家中。他双耳失聪，需要通过唇读妻子玻林的转述进行交流，因而我们的谈话稍显缓慢。他于1966年进入下议院，成为一名工党议员。之前，阿什利在兰开夏郡的威德尼斯做过起重机驾驶员，通过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拉斯金学院和剑桥大学凯斯学院学习，并曾为BBC制作过广播和电视节目。当年，他几乎获得了一个内阁职位。只可惜一个耳朵的小手术，最后让他的双耳失聪。他能继续留在下议院，是因为来自身后的支持和人们对他的敬爱。
一日，阿什利坐在洒满阳光的花园里，读到我们关于反应停的报道，此时恰逢他担任各党派残疾人委员会主席一职。在接下来的这个周二，他与培智和奈特利在我的办公室会面，并且问了一些问题。他在最后表示：“那么，就这样决定了。赢不下这场战役，我就不写自传了。”
我重印了那三版报道，并分发给了每位议员、主编和电视制作人。阿什利则致信当时的首相爱德华·希斯，不想却被晾到了一边（法律事件不能由一个工党政府或通过这样的方法干预）。他又致信对此事负责的大臣基思·约瑟夫爵士，得到的答案也基本无异：“这起案件在法庭上进行，所引发的问题就应由法庭来处理。”阿什利试图通过早期动议案收集签名，表明英国酿酒公司协议的缺失，最后也被下院职员长官依法否决。随后，我们又重印和分发了次周的材料，结果仍是无人理会。《星期日泰晤士报》方面，尽管收到了数百封支持我们的信件，但议会和媒体的无动于衷，加上英国酿酒公司的躲躲藏藏，我们引起哗然的愿景怕是要落空了。
詹姆斯·埃文斯的妙计和策略，在此时得到了肯定。他有那么一段艰难的时期，要努力确保报纸版面没有混入任何看起来棘手的法律问题的杂质，保持我们法律责任桥头堡的地位。我插入的几段黑体短评，公布了英国酿酒公司长期以来否认过失的行为，也重申了我们公开信息是支持进行道德层面的讨论。日后，埃文斯和总检察长进行电话通气时，这份谨慎让他得以保持道德-法律差异的有效性。
埃文斯和海瑟林顿达成了一个谅解：如果得到批准，他愿意提供一份报道草稿的副本仅供参考。据此，他们既可以选择放行，也可以寻求法庭裁定。
埃文斯说服我说，这是一个更好的办法，有助于强调活动的道德-法律差异。相比而言，出版活动和承担风险是下下策。10月9日，海瑟林顿致信道：“总检察长命我转告，他已经仔细审视了《星期日泰晤士报》9月24日和10月1日刊布的材料，并不准备对已刊载的内容采取任何行动。”不过，信里还要求我给英国酿酒公司发一份报道草稿。我照做了。不久之后，他们就提出了抗议和申诉。10月12日，总检察长给《星期日泰晤士报》送来了一纸传票。
一场宏大的官司就此拉开序幕，其结果界定了公众利益在新闻自由和法律施用中的天平。听证会被安排在11月6日举行，首席大法官到时会莅临会议。眼下的情况，让我们的报道草稿岌岌可危。不过我相信，一番高院的审理定会让媒体端坐四周，关注审视。于是乎，人人都能加入我们的道义活动，不必瞻前顾后，担心被检举、起诉。
收到信后，我就和身在下议院的杰克·阿什利通了电话。当时，他正前往与下院议长私人约会的路上，准备抗议议会的限制。而我恰逢时宜地告诉了他，总检察长已间接地接受了我们的道德-法律差异。当天下午，下院议长准许阿什利把他言论自由的案例，放在下议院讨论。“道义，”阿什利强调，“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因而没有理由在法庭上等待判决。”下院议长表示，他会在次日做出裁定。
当天晚些时候，阿什利和下院议长在房间会面，二人讨论了一份“道德的”早期动议案应有的措辞。阿什利让他相信了划定界限的可行性。次日，下院议长裁定，只要阿什利的提案事关道义，就能得到他的首肯。这不但吸引了更多议员加入，也让阿什利的关键性提案迅速获得了265个签名，并为一系列议会活动打开了大门。
继续上诉
我很早就预见到了我们在高院的失败。多年的法庭经历，让我深谙其道。法官席那边的问题，我也是心里有数。与首席大法官威杰里勋爵坐在一起的布拉宾法官和米尔福德·史蒂文森法官，也尖刻地评论了几句。
当有人建议说，我们刊登报道只是出于其商业价值时，我要求御用大律师布莱恩·尼尔提出反对。米尔福德·史蒂文森冷漠地回答：“我着手处理的这起案子，依赖于每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我步入证人席，在与法官席平视而对的地方，宣读了一份不短的书面陈述。这让我颇感不适。我本想提供瑞典反应停和解协议的最新消息，不料尼尔提出问题时，被首席大法官所打断。
“真的吗，尼尔先生？我们正在处理一个全新的案子。这跟瑞典的和解协议有何关系？”
尼尔先生：“如果阁下认为这对法庭没有帮助……”
首席大法官说：“现阶段，我真的不认为你有资格引入新的事件。”
我进一步消耗着法官大人们的耐心。总检察长已经仔细考虑过，如果我们的报道刊出，英国酿酒公司就可能会面临压力。为了回应尼尔的一个问题，我对法官席说：“法官阁下，十余载后，我们的法律非但没能伸张正义，反倒给民众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创伤。我是在代表我收到的诸多来信发言。让人倍感不安的是，虽然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但这些受害儿童的父母仍旧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首席大法官：“你在书面陈述中已经说了，这些受害儿童父母处在崩溃的边缘。”
“是的，法官阁下。”
首席大法官：“我们必须明白，这个法庭上说过的每一个字，都可以在明天公之于众。如果我们在这里展开此类事实，就误会了本次的开庭目的。我需要让你知道，书面陈述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你的态度，再给调查施加压力就是错误的举动。”
判决禁止了我们起草的建议。一旦诉讼程序启动，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间的利益天平便失去了平衡。不得“向当事人施压”的要求得以通过，这也是总检察长所主张的，尽管他选择不再起诉我们的报道，并认为这些报道带来了真切的压力。法庭没有对已刊载的报道再作追究，但是他们应该发现，我们在藐视每件事情：“在这起案子中，我们没有看出笃信法律义务和笃信道德义务之间的区别。”幸运的是，一个不同的观点已经在议会中被采纳，案件暂时被搁置了。然而，这无益于法庭早日做出判决。
我们表示会继续上诉。关于这出悲剧，我们发现的越来越多，也鞭策着我们不断工作。能为我们所用的力证越来越多，代表受害儿童家长的法律调查也是全线溃败；被毁掉的人生也越来越多。
1961年，该药物从市场上消失，可留下的问题却刚刚走进我们的视野。就在开展活动前，我们在不同时间里，对少数的受害儿童父母做过采访。但到了9月份，我决定聘请记者玛乔丽·华莱士加入我们的队伍。她拥有一个心理学学位，并曾是一名BBC电视台的导演，加入我们时正在休产假。我希望她对一些受害者父母进行一个为期两周的采访。
十年后，她仍然和反应停的受害家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华莱士写了一本好书，为一部获奖的BBC纪录片创作了脚本。她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人，喜欢提些强硬的问题。投身于这场情感的浩劫，让她背负了巨大的压力。受害家庭开始不断地打电话，向她寻求建议。
她拜访、重访了数百个家庭，他们生活的境况迥异--从肯特的都铎式宅邸、格拉斯哥平房和环路上半独立式住宅，到大篷车和阴冷的高地小屋，应有尽有（有意思的是，还有少数人住在伦敦）。尽管如此，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蜗居在一个搭建在社会边缘的营帐内十载，整日与孤立和内疚为伴；母亲责备自己服用了安眠药片，数段婚姻在重压下分崩离析；少数家庭的经济实力尚能勉强过活。
当超重的无肢儿童步入青少年期，抱上抱下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提供的轮椅只是一个简陋的帆布装置，并不是为这样的病痛设计的。他们也无法向医生求助，这些人多因为开出的药物深感愧疚，担心自己会卷入官司中。他们特殊的伤害让医院不知所措，有些地方的员工甚至拒绝提供帮助。
玛乔丽·华莱士发现，赔偿金的分配非常业余和不近人情。有一个失聪且失明的儿童，还罹患了严重的脑部损伤，像这样需要时刻贴身照顾的孩子仅仅得到了6 000英镑的赔偿。这与一名家庭情况良好、上肢短小的女孩无异。矛盾不言自明。
但也有一些反应停的受害家庭，用他们的勇气和努力让这个漠视的社会感到了一丝羞愧。9月的一天，天色昏暗，玛乔丽·华莱士乘火车前往亨廷登。当年的事件中，有五个孩子受到的伤害最严重。她此行的目的，是拜访其中一个孩子的养父母。
这户人家的小屋有上下两层，看起来摇摇欲坠。“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特里。”莱恩·怀尔斯高兴地说，并驱车前往了当地的学校，不料特里却不见了踪影。“哦，你在这里啊，小淘气！” 怀尔斯惊呼道，抱起不过60厘米高、失去了胳膊和下肢的特里。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玛乔丽·华莱士抱着男孩，回答着他一个又一个问题：“你从哪儿来？什么报纸？哟！不是那个！报道有多长？”
回到家中，怀尔斯自豪地展示了一个改变特里生活的发明。他用少量的金属和过去的陆军剩余物资，为儿子打造了一辆“超级跑车”--一个工作原理与叉车相仿的椅子。特里能用肩膀操作一个把手，把自己升起到任何位置，与人面对面地交谈。这也是一部超级小车，他能驾着它穿过家里的窄门，去外面玩耍。特里·怀尔斯很快乐，他和他独具匠心的养父，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
眼下，我们每周都会刊布一个家庭的故事。根据我60年代初在《北方回声报》的经验，没有读者会拒绝这样的报道。有人随信寄来了支票，有人致电询问他们能做些什么。我告诉他们去给英国酿酒公司和他们的议员写信。
《星期日泰晤士报》被卷入了议会活动中。我们向阿什利的各党派残疾人委员会做了简要介绍，我还独自拜会了卫生大臣基思·约瑟夫爵士。在他位于象堡地区的那间幽暗办公室内，我试图让他相信，如果报纸能给英国酿酒公司带去压力，那么同过去十年间因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分发的药物而备受煎熬的受害父母相比，这种压力也是避重就轻的倒行逆施。
约瑟夫和首相爱德华·希斯仍旧立场强硬，坚称政府不能干涉个人纠纷，并拒绝提供一天全面辩论的机会。知名医生汤姆·斯图塔福特、杰拉德·沃恩和一个重要的保守党下议院议员组织稍后向希斯表示，他正在倒行逆施。
宣传活动开始后两个月，事情在9月29日那天达到高潮。工党反对派放下一天的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辩论。我与杰克·阿什利、阿尔菲·莫里斯和埃尔文·琼斯爵士一道，受邀前往哈罗德·威尔逊在下议院的房间，讨论针对英国酿酒公司的提案措辞，呼吁公司直视自己的道德责任，倡导政府为受害儿童设立信托基金。
阿什利在座无虚席的议会里，领导了这次鼓舞人心的辩论。一个接一个的演讲者上前抨击着英国酿酒公司。希斯心软了，他宣布政府会为先天残障人士设立一个300万英镑的信托基金，并在诉讼结束后，为反应停的受害儿童又追加了300万英镑。几周以后，他授意皮尔森勋爵设立一个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负责细查所有的个人伤害问题。
这是一个转折点。想当初我们发起活动的头23天，没有任何新闻机构和电台予以理会。我写信、打电话，并且寄送了每一篇《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的复印件，仍旧不见起色。即便是一个月后开始刊登新闻条目的《每日邮报》，直至活动发起后的8周才做出了社论评论。引燃这团怒火的原因有三：禁止报道、议会辩论和英国酿酒公司的冷酷。
辩论前夕，一则来自公司的回应是最先出现的信号。希斯的议会私人秘书蒂莫西·基特森，在下议院的大厅截住了我。他询问我，在英国酿酒公司做出表示后，能否考虑让宣传活动偃旗息鼓。我给出的回答是“不”。他们的表示不过是把325万英镑的赔偿金增加到了500万英镑。我告诉基特森，所有从实际出发的评估都显示，受害儿童需要2 000万英镑。在下议院的辩论中，500万英镑的赔偿方案无人问津。一时间，我们的活动得以自我维持下去。
这起全国性议题登上了每家报纸的首页，并在每条新闻简报上排名前列。一家连锁超市宣布，将抵制英国酿酒公司的产品。大卫·梅森在提供新闻方面颇有建树-- 一个撤销英国皇家许可的呼吁，一次对美国人拉尔夫·纳德的拜访。不过，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一小群股东，还有伦敦金融城的几家金融机构。
提供这股动力的，是三位“25万”先生：记者托里·莱恩斯、罗杰和萨拉·布罗德。后两位还是奈特利的邻居。他们组建了一个股东委员会，终极目标是挑战以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爵士为首的英国酿酒公司董事会的基本立场。董事会相信，给出去的不是董事会而是股东的钱。麦克唐纳的观点站在法律的角度上，即公司不亏欠受害父母任何东西，因为受害父母的律师输掉了案子。他的这一言论并没有受到千夫所指。
在朗特里·特拉斯特的帮助下，《星期日泰晤士报》从英国酿酒公司买来了32卷股东花名册。我们刊登了数百名大股东的名字，让报纸看起来活像一本电话簿。这也是读者们热切希望看到的。得益于新闻这个行当，我的电话从头天一早到次日凌晨都在响个不停，最后成功地为奈特利招募了6名调查员，协助委员会的工作。
持有股份的地方当局、工会和教堂的电话，快被当地以及其他全国性报纸打爆了。他们大多表示，响应召开一次股东特别大会的呼吁。拿到10%的股东签名要费些时间，他们持有3 600万的股份，这个数字同詹姆斯·埃文斯的分析奇妙地吻合了。
《卫报》致电法通保险公司。作为英国第二大人寿保险公司，他们拥有350万股英国酿酒公司的股份。针对《卫报》的发问，心思缜密的公关部主任帕特里克·泰利奥尔把问题踢给了董事长罗恩·皮特。他总结认为，有影响力的企业应同时肩负法律和道德的责任。他还补充说，英国酿酒公司不但激起了消费者的抵制，还危害到了自身的商业利益。皮特的道德非难，一下子让他成为公众的焦点（他差点因此被盛怒的哈考特勋爵解雇），成了头条新闻。
之后，另外一些大股东、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也加入其中，包括持有35万股的大伦敦议会，许多其他的城市和城镇。
1973年1月3日，英国酿酒公司做出了让步，表示愿意给所有的受害家庭支付总计2 000万英镑的赔偿，比原先的金额多出了近10倍。
可疑的律师
不过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之前有很多事情不对劲，受害父母的律师也非常可疑。我在董事会的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会议，并邀请了杰克·阿什利加入。我们和与会的受害儿童父母，以及来自商业、法律和医疗领域的专业顾问，共同成立了一个联络委员会。最早提出质疑的保险精算师约翰·普雷维特参与并批准了最后的方案：包括1969年的案件在内，英国酿酒公司对所有受害儿童应负有2 840万英镑的赔偿责任。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六的一天，杰克·阿什利打电话说，他发现财政部计划对受害儿童的赔偿金征税。我立刻给次日的报纸写了一篇社论。接下来的一周，新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从政府基金中拿出500万英镑充入慈善信托中，代缴了税款。
反应停儿童的未来终于有了保障。不过，我们并没有停下脚步。如果可以确定让他们深受痛楚的医学和法律弱点，我们就能从中为社会汲取一些持久的益处。新闻自由并非小事，我们的报道草稿还在禁令之下。高院狭隘的观点让人难以接受，并让公共事务的讨论受到单个令状的支配。而在激烈冲突过程中发出的这纸令状，只是流于形式罢了。
上述的想法催生出了两个事件。首先，我花了八年时间，在最高司法层面为我们的案子争取新闻自由。其次，布鲁斯·培智和伊莱恩·波特着手复原反应停历史，以便我们在法律上取得自由后能立刻出版。我们曾宣布，在“未来的一篇报道里”会细究悲剧发生的原委。只是这一等就是四年。
《星期日泰晤士报》曾有一个房间堆满了反应停的文件：有关于始作俑者格兰泰公司的德语文献，装满了三个大文件柜。另外的柜子里，还放有我于1968年从受害父母的药理学顾问蒙塔古·菲利普斯医生那里拿到的英国酿酒公司的文件。文件披露，他们从格兰泰公司获得该药物后，只做了少量的研究工作；收到首个危险警示后，仍然盲目笃信格兰泰公司的声望，继续销售；药物下架前四个月，至少曾有两名，甚至可能是六名澳大利亚雇员发觉了此事；悉尼的产科医生主任威廉·麦克布里德相信，该药物就是导致他所接生的婴儿出现畸形的元凶。
被禁止刊载的报道，囊括了上述所有的信息。1973年初，我们对这些材料展开了独立调查，以验证有关反应停的普遍声明的准确性。公司声称，反应停在当时的知识条件下接受了严密的测试，没有证据显示药物会影响到胎儿。时任卫生大臣伊诺克·鲍威尔的转述、报纸媒体的重复导致了原告律师的轻信，让他们对微薄的赔偿心满意足。
在宣传活动的过程中，曾有评论家高喊：“这是一起典型的医疗教条事件，即认为胎儿会被有效地隔离。”不过他们都错了。《经济学人》、《每日电讯报》的商业新闻主编肯尼斯·弗利特，《律师协会公报》和《星期日电讯报》的佩雷格林·沃索恩都错了。
赔偿金一役数月后，我在布鲁斯·培智的办公室，被一个分子结构吸引住了眼球。此前，培智一直在研究反应停的有机化学，希望能更好地理解灾难产生的机理。他画了一个平面草图，向我介绍了造成这起人间悲剧的原委。科学顾问罗伯特·琼斯更是深入药理学领域。我们也开始搜寻当时的科学文献。培智和波特去了图书馆。毫无疑问，生殖性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完成（英国的反应停是从1958年起开始制造的）。
波特造访了霍夫曼-罗氏在新泽西的实验室，并看到了相关记录。自1944年起，生殖性研究就已经成为例行程序。这家公司是利安眠、安定和硝基安定的生产商。在美国加州的罗利，波特还见到了突破性抗疟疾药物--乙胺嘧啶--的发明者罗伯特·希金斯。他告诉波特，自1950年起，他们就完成了相关的生殖性研究。此外，乙胺嘧啶的工作也是在英国完成的。
我们的名单在不断地增加：霍夫曼-罗氏、莱德勒、伯勒斯·惠康伦敦公司、辉瑞、史密斯、克莱因&弗兰奇和（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1955年，爱德华·佩吉特博士，曾在帝国化学工业公司为一种治疗贫血的药物做过生殖性研究。如果对反应停做过如上所述的生殖性研究，它们或许不能准确地指出产生畸形的类型，但是至少可以指出胎儿有受到危害的可能性。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与反应停存在直接竞争的镇静剂，都在受孕动物身上做了效果测试，结果早已公布。
为什么新闻报纸、卫生大臣还有受害父母的律师，就没能发现受害儿童案件中的优势呢？因为英国酿酒公司告诉他们应该相信什么。
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报纸就像少不更事的孩子，很容易受到蒙蔽。《泰晤士报》、《卫报》的重要报道和卫生大臣寄给受害父母的信件内容，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卫报》的阿尔弗雷德·拜恩博士也坦诚地说，是英国酿酒公司给他提供的信息；我们发现《泰晤士报》的产业通讯记者邓肯·伯恩也嚼了他家的剩饭。
为了弄清卫生大臣形成观点的方式，波特拜访了一位已退休的政府高级卫生官员E.科尼比尔博士。他的真诚令人动容。科尼比尔告诉波特，他在听完一名英国酿酒公司医学顾问的简报后，随即转述给了伊诺克·鲍威尔。
直至菲利普医生去世，我们才开始弄清律师的失职程度。伊莱恩·波特前去看望了他的遗孀，这位老妇人慷慨地让波特查阅了菲利普的文件。波特发现，文件记录了他与律师数年来的交流，该案件的证据搜集和法律援助少之又少。这让本案唯一的专家顾问菲利普感到无比绝望。例如，没有人求助于直接的实验室实验，检查反应停在英国的专利说明书。《星期日泰晤士报》做了，结果实验室的报告表明，格兰泰公司给出的四种检查方法中，只有一种是有效的，这足以证明他们的马虎大意。
好戏还在后头，波特无意中发现了一份御用大律师戴斯蒙德·艾克纳起草的最后选项的复印件。他曾建议受害儿童的父母勉强接受全额损失40%的赔偿金额。艾克纳写道，“没有证据”表明，1958年这些“谨慎小心”的制药厂商曾在受孕动物身上做了药检。他拿到的是错误的信息。另一方面，他的观点表明，前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爱德华·佩吉特博士曾拒绝提供证据。不过，即便他愿意提供也不会有帮助。
波特拜会了佩吉特博士。他身上的头衔颇多：因弗雷斯克研究中心主管、药品委员会和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委员会成员、48本知名出版物的作者或合著者。他告诉了波特一些不同的事情。
首先，除了英国酿酒公司，他不记得与任何人有过接触，酿酒公司也不想要他的证据。其次，早知如此，秉着职业的原则，他会提供证据的。再者，在50年代，他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毒理学家一样，都是在受孕动物身上做药物测试的。关于他本应为其作证的艾克纳的总结，佩吉特说：“我完全否认这种解释。”艾克纳曾说，如果佩吉特出来作证，帝国化工公司就不会在1959年测试一种镇静剂或安眠药。“毫无疑问，”佩吉特说，“作证证词会恰恰‘相反’，任何帝国化工公司适用于孕妇的药物，都会事先在受孕动物身上进行测试，以确定其效果和影响。”
几个月后，培智、波特和琼斯避开律师，就制药厂商组成了一桩理由充分的诉讼案。菲利普·奈特利飞去澳洲与麦克布里德会面，他表示直到40%的赔偿协议达成后，才有人问他索要证据。这一切都可能改变反应停一案的走向。必须说的是，我们在1973年夏中得到的信息，要优于1972年的报道草稿。菲利普医生曾认为，反应停的危害可以根据其有机结构来预知。此前的草稿接受了这个站不住脚的观点。
当然，所有这些消息都被限制在了报社内部。英国酿酒公司提出可接受的赔偿金额几周后，我就在上诉法院，对施加在我们报道草稿上的禁令提出了质疑。干涉又一次站出来指点江山。
主事官、丹宁勋爵、上诉法院法官菲利莫尔和斯卡曼意见统一地推翻了上诉庭的法院令，否定了单个令状必能制止讨论的想法。“除了诉讼案件中的各方利益之外，”丹宁说，“公众利益和新闻业发表公正评论的自由，也是这个国家所关心的。”
这场胜利没能持续太久。尽管丹宁拒绝了此案的上诉许可，总检察长却从上议院赢了回来。1973年5月，唇枪舌剑一触即发。只有五位知名的上议院司法委员进行了审案。响当当的“司法委员”称号和他们的业余作风格格不入：没有假发、没有法庭礼节，还有耍宝的审问方式。德高望重的里德勋爵时年82岁高龄。我十分欣赏他用一招假设噎住总检察长的方式。检察官表示，让一个杂货商用诉讼来换买卖的行为是购成藐视罪的，比如告诉杂货商，除非他提起上诉，否则自己不会再向他购进货物。
“等一下，”里德勋爵说，“如果这个杂货商，在不通知店主的情况下，就擅自停送每周的订单。这样就不是藐视了？”1973年，我前往拿取印好的判决书时发现：“据女王陛下组建之议会法庭之上议院神职贵族和世俗贵族之指令，基于……”我发现五位司法委员整齐划一地宣布，我们的待定报道犯有藐视法庭罪。理由是危害到了相关议题。我真的沮丧到了极点。我们的案子和他们的判决，就像分别行使在上行线和下行线的两辆快车，永远都是从对方的面前一闪而过，模糊不清。
克劳斯议员提及反应停“尚处在诉讼的早期阶段”，有两名议员拒绝承认这一点：有时多数公众能从言论自由，而非故步自封的法律中汲取益处。试想一下，你能在里亚尔托拽住夏洛克，恳求他放弃他的一磅肉吗？只有得到了6：5的法官支持，我们原本就道义的活动才能被定性为合法的，真可谓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事情已过去了12年，在民事责任、药物检查和广告宣传中的公共利益准则方面，我们无法讨论灾难的原因和教训，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施以关心。有哪份判决书能回答下面的问题：为什么《星期日泰晤士报》从一开始就要卷入此事？因为一个由失败的法律体系提供的赔偿，让人难以接受。
法官们总觉着，此案中报纸是在平白无故地给法律找碴儿。西蒙议员说：“细想本案带来的特殊惨状，与阴暗的判决倒是般配。”如此精妙的审视，本来只是现实性的写照，但于我而言，却是一条度量法律之因循守旧的法则。
为了让我彻底死心，法官塔尔博特先生在另一桩涉及英国酿酒公司的诉讼中，对我们做出了不利的裁决。裁定出来后有段时间，我曾告诉英国酿酒公司，我会结束有策略的配合。英国酿酒公司以出版会泄密为由，寻求了一道禁令。在藐视法庭罪的听证会期间，我们不能使用英国酿酒公司的文件。
法官塔尔博特审理了案件。很多“老面孔”在法庭“就座”：阿尔伯特王子和斯特兰吉（蚀刻画案）、弗雷泽和埃文斯（希腊政府案）、萨尔曼工程公司和坎贝尔工程公司（皮革冲压机案）、阿盖尔公爵和阿盖尔公爵夫人（婚姻保密案）。
我们提出了毛巾案（即第一服务公司诉普特利尔案）。在这起案件中，一名雇员披露了不公平的交易。丹宁曾裁定说，在牵扯到公众利益的情况下，这样的机密信息应准予披露。反应停灾难已经让很多无辜者深受其害，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利益显然要高过任何机密。
塔尔博特法官并不认同：“原告（英国酿酒公司）方没有任何犯罪、诈骗或违法行为。在我看来，即便过失罪成立，机密仍要受到保护。”这等于给我们的报道草稿上了两份枷锁--藐视法庭和保密性。
里程碑式的胜利
好在玛乔丽·华莱士前来搭救，对抗这些议员。她曾去过爱尔兰，那里有人数不详的母亲受到了反应停的影响。都柏林外的科隆思嘉，有一座昏暗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房子，她在那里见到了著名爱尔兰法学家肖恩·麦克布莱德。他准备做受害父母的代理人。“我有个主意，”他告诉华莱士，“我和欧洲人权委员会的法官共事过一段时间，很清楚他们对新闻自由的观点。我认为《星期日泰晤士报》能够为人权打个大胜仗。”英国自1953年起，就加入并服从于《欧洲人权公约》。虽说公约已经签署生效，却还没有写进我们的法律。这则在对抗希特勒的战争中诞生的公约，是我们觅得援手的希望。
1973年1月，我代表泰晤士报业公司、我本人、布鲁斯·培智、菲利普·奈特利和伊莱恩·波特，向委员会申诉我们在第10条条款下的权力被剥夺。按照该条款，人人享有表达自由的权利，公共机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干预接受和传播信息、思想的自由。
尽管后来詹姆斯·埃文斯离开《星期日泰晤士报》到汤姆森集团任职，却仍对此保持了浓厚的兴趣。我们的法律工作则由安东尼·惠特克接手。他在牛津大学念的是法律，是英国温彻斯特学院的校友和格雷律师学院的成员。如果说詹姆斯·埃文斯是一个光滑的圆环，那么安东尼·惠特克就是一条紧绷的铅垂线，忽冷忽热。他的上个东家是无“法”事可做的《星期日镜报》，对于这宗欧洲案件的复杂性他大呼过瘾。
他的首个任务就是让我们的案子得到受理。申诉到欧洲委员会的案子中，只有不到5%的案子会被受理；绝大多数都以缺乏根据或无权处理为由，被拒之门外；一少部分案子则会为双方调解。
这是一个慢活。直到1974年9月，政府才出来反对我们申诉的合理性。直到1975年12月，安东尼·惠特克才踏上前往斯特拉斯堡的崎岖旅程。他私下里驳斥了政府的御用大律师戈登·斯莱恩的观点。后者用第10条条款大做文章：一个民主社会为了保护他人的名誉权、“维持司法权威和公正”而设立的必要限制，对言论自由一样具有约束力。惠特克引用了1974年的费尔默-卡梅隆调查，该调查旨在主张改革英国藐视法庭罪的相关法规，从而达到自由讨论的目的，特别是在民事案件中，比如反应停案。
欧洲委员会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来研究本案。在这期间，我接到了一个难以拒绝的提议。“我刚刚和无遗嘱财产管理者办公室通了电话，”惠特克突然闯进来说，“总检察长说了，如果我们收回申诉，他就会要求法庭撤销针对我们的禁令。”眼下，只有一小部分反应停案子有待解决，按照原先禁令的逻辑，一个和一百个没有什么区别。
这真是180度的大转弯。如果我接受提议，耽搁已久的悲剧溯源分析就能得以公布。原先被禁止的报道，大部分由英国酿酒公司的文件组成，而塔尔博特颁布的保密禁令把这些文件按得死死的。我们的特稿小组更是提供了令人难忘的调查结果。
我回绝了惠特克。我们要继续在欧洲的斗争。这也就意味着，反应停的报道要继续推迟，但是距离所有案子都尘埃落定的时日不远了。欧洲的案子远比披露悲剧的始末来得重要。如果我们败下阵来，不过是和上议院的裁决继续纠缠。然而我们一旦胜出，新闻自由将会迎来更大的解放。如此一来，任何类似的丑闻想要遮遮掩掩，都将是难上加难。
我们在两件事上都没有等太久。首先，总检察长践行了他的提议，只是没有经过我们。他请求首席大法官威杰里勋爵取消1972年由他颁布的禁令，这么做的目的无疑是向委员会示好。剩下的四个案子，威杰里只用了一个四分钟的听证会就结了案。1976年6月27日，我们刊登的一份6页报告以翔实和严谨的手法，纪实性地描述了案子的原委。这也是受害父母一直期盼的。其次，1977年5月18日，欧洲人权委员会以8票赞同、5票反对的结果，认定束缚我们言论自由的枷锁违反了公约的第10条：
在一个民主社会，如果任何形式的官方调查不能满足公众利益澄清某些重大事件的诉求，必须至少允许其通过其他途径表达出来。只有最恳切的理由才足以证明当局确实是出于公义阻止相关信息对事件的澄清，否则都应被视为对公众的欺骗。
在欧洲人权法庭的国际法官团面前，一场全面审判即将展开。1978年4月，御用大律师安东尼·莱斯特与安东尼·惠特克一道参加了口头辩论。一年之后，也就是1979年4月26日，我在斯特拉斯堡列席旁听，见证了“《星期日泰晤士报》事件”的结论宣读，这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一天。
20名欧洲法庭的法官已经过了深思熟虑。他们环半圈而坐，都是些学富五车的人物。听完判决书的最后一句话后，表决开始。结果是9人反对，11人赞同：“违反公约第10条的情况属实。”反对的声音中，就有来自英国的法官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爵士。这就意味着上议院的禁令侵犯了我们言论自由的权利。另外，本着人权公约的精神，英国藐视法庭罪的法律不得不放宽限制。
1982年，一条议会法案对此重新定义，并且“尚在审理”的起点也发生了变化。传票不再是开始的标志，取而代之的是一起案件确定审理的时间。如果这则法律能早些确定，反应停的丑闻也不至于埋藏了如此之久。
这是欧洲法庭首次复审上议院的判决。一场险胜让我们发现，针对《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禁令不成比例。“总检察长是在弃帅保卒。”惠特克说，他指的是法庭对威杰里1976年撤销禁令的评论，“这种情况下撤销禁令，让人不禁要质问，当初颁布禁令真的有必要吗？”
欧洲法庭的裁决，非但越过了反应停案，更是否定了我们陈腐的藐视法庭罪法律。判决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并没有过多强调新闻的出版权力，而是把重心放在了个人获取可能影响到生活、自由和幸福的信息的权利上面。它赋予了我们一件抗衡当时英国众多审查制度的有力武器。
对个人权利的强硬态度，能够影响到很多方面。官僚主义、公司或工会的权力，以及根据普通法做出的判决，正在将这个国家的自由生吞活剥。美国公民有《权利法案》的佑护，而我们的案件却没有这样的成文作参考。在英国，很多自由依赖于由法官意愿决定的普通法判例。有时，碰到丹宁这样的人，自由能得到坚定的捍卫；有时自由会被拒绝，经常受到恫吓，总是要面对立法机构的干涉。
我们取得胜利后，斯卡曼勋爵表示，把欧洲公约与我们自身法律相关联的做法无可置辩。这是英国法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后院起火
《星期日泰晤士报》内洋溢的喜悦很快被一个严酷的现实泼了冷水。就在我们为了自由在外殊死搏斗时，我们自家后院却起了火。印刷工会，更准确点说是一撮激进分子，在不负责任地搞破坏。时值1977年7月欧洲委员会交回提案，我们把被禁止的报道草稿加进了附录，使其得以刊布。星期五中午，我从斯特拉斯堡传来的电报里，得知了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我要求报纸增加尺寸。
全国印刷协会的印刷机操作工人需要另外6个人，来建立一组101人的工作人员团队和资方做斗争。他们稍后表示，已经来不及再做召集了。星期六印刷开始时，9家印刷出版机构中有8家投入运作。《星期日泰晤士报》无法做到全国覆盖，此时正值整个反应停宣传活动的高潮。
午夜，我坐在办公室向工会委员会苦苦哀求。他们的领袖是个叫作维克·邓的人，他个头不高，却很结实，有些沉默寡言。辩论持续了40分钟，他们要求资方提供额外招募工作人员的费用，仅需300英镑一周。而我则恳请他们能把这些禁锢多时的报道送到所有读者的手中。他们多数人表示了同情，但仍没有让第9家印刷出版机构恢复运作。我恳请他们能加班加点，利用手边的8家机构尽可能多地生产。我本以为都能成功，结果却损失了54万份印件，占整个印刷数量的1/3。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我们在欧洲法庭赢得了反应停的胜利，《星期日泰晤士报》却没有做任何的报道。泰晤士报业公司在1978年的行业混乱中，搁置了出版发行工作。此举主要是为了控制印刷车间的游击战，恢复文书工作表面的高效性。极具说服力的巴里·菲茨帕特里克，是工会在这方面主导和使绊的人物。全国印刷协会的印刷机操作工，是印刷车间中断和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
全国印刷工人协会的印刷辅助工则是另一个原因。该协会的领导人是肤色古铜、整日龇牙咧嘴、一脸贪婪的雷吉·布雷迪，此人乐于一战。这两方的工人总在互相掐架，并和资方过不去。一周周，一月月，所有部门、数百人的工作被丢在了一边。4月，资方出面恳请双方恢复正常工作。此时损失的印件已经达到了350万份。到了9月份，数字又增加了三倍。我们从《星期日“时”报》变成了《星期日有“时”报》（The Sunday Sometimes）。
成年的搁置解决不了问题。我试图为资方和工会觅得一块中立地带，事实证明它太不稳定。1979年11月，在损失了近4 000万英镑后，我们恢复了出版工作。挫败和心碎也接踵而至，关键部门的小规模战争仍旧在持续。《星期日泰晤士报》损失了数百万英镑和报纸件数。
1980年8月，《泰晤士报》的记者举行罢工，要求涨薪21%。到了10月，印刷车间的争吵口角，让我们损失印件20余次，总共有400万家庭受到了影响。整个10月，布雷迪和邓都在为了待遇差异喋喋不休。10月12日，《星期日泰晤士报》损失报纸78.8万份。泰晤士报业公司的管理层做了例行抗议。10月18日，我们又损失了32.8万份。
周六晚上，我心情沮丧地准备回家时，门卫这样问我：“先生，事情不会是要继续吧？”我考虑再次向印刷车间的工会工人请愿，并决心与之对抗。不过，似乎已没有人再关心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