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戏言
1967年，我出任《星期日泰晤士报》主编仅两个月时，偶然获得的一个想法，让报纸陷入了冲突的漩涡。下面的问题，可以说是冲突的缩影：“真相何时要在国家安全面前低头？”调查的强度前所未有。接下来的八个月，人们都把精力和智慧集中在了两点上：一个男人的意愿和他所背叛的制度。
事情要从杰里米·艾萨克的午餐戏言说起。他稍后成为英国第四台的掌门人，同时也是泰晤士电视台的新闻主管。“真有意思，”艾萨克说，“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间谍盖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麦克莱恩，还有那个变节的菲尔比，都曾在剑桥大学接受教育。”
一回到办公室，我就对布鲁斯·培智说：“我们对这个菲尔比可是知之甚少。”我刚重组了“洞察力团队”，划归培智调配。这样一来，四名记者就能全身心地投入复杂的调查中，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每周推出的一版短篇特稿报道上。
“如果你追寻三人的职业轨迹，或许会发现在剑桥将他们招入麾下的黑手。”我告诉他，“另外，我听说《观察家报》的帕特里克·西尔，正和菲尔比的第三任妻子埃莉诺合作出书。”我要给他稍加动力。
那时，菲尔比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位前外交官，职位不高，后来做了记者。他从驻外事务处辞职十年之后，投向了苏联的怀抱。
我曾在报社图书馆查看过哈罗德·艾德里安·罗素·菲尔比（人称金·菲尔比）的剪报。信息表明，他最早在1955年浮出水面，并成为新闻主题。此时，距外交官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莫斯科四年有余。这也是当时唯一的官方报道。一名议员曾暗示，菲尔比也许就是给他们泄露机密的“第三人”。他的动机和想法一直是一个谜，不过我们稍后找到了答案。
外交部长哈罗德·麦克米兰曾为菲尔比开脱，不久便被赶下了台。但是麦克米兰补充道：“我没有理由判定菲尔比先生出卖过国家利益，他的所谓‘第三人’身份无从考证。前提是这个身份真的存在的话。”
大量的照片，以及稍后菲尔比的一份新闻发布会抄本，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文雅、略有口吃的上层男人。他让记者们拜倒在自己的灰色条纹西装下，俨然一副国家安全牺牲者的姿态。在伯吉斯伙同麦克莱恩叛逃前，菲尔比很不明智地让他的这位剑桥老友留宿在了自己位于华盛顿的房间内。
我们手上有几篇菲尔比从贝鲁特发给《观察家报》的报道，内容多是有关中东问题的。离开驻外事务处，他成了《观察家报》和《经济学人》的通讯记者。1963年初，菲尔比从贝鲁特人间蒸发，留下迷茫的埃莉诺·菲尔比不知其死活。六个月后，他出现在了莫斯科。
这里有一段掌玺大臣爱德华·希斯接受下议院质询的回答：“没错，在他变节前，的确承认了自己曾通过伯吉斯预先通知了麦克莱恩。”除了菲尔比的供认，整件事情出奇低调。一名身份卑微的前外交官和记者帮助友人成功出逃，早年更是和俄国人互送秋波。与权高位重的麦克莱恩和伯吉斯相比，他一度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
那个时代的普遍认知就是如此，直到我们曝光了事实真相才为人察觉。起初，我们推测菲尔比并非伯吉斯和麦克莱恩那样的外交官，而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一员。这一重身份或许让他的地位更显重要。毕竟，他每天都在和秘密打交道，而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只是常参加一些例行的外交事务罢了。那么，菲尔比都在英国情报部门做了什么？他在那里工作了多久？我们的安全部门怎么就让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溜之大吉，并且自己养虎为患了呢？我认为这理应成为报道的主题，菲尔比是故事的主人公。
我们随即开展了可行性分析，我也转告培智人手不是问题。仅仅两个月后，事情就演变成为一场全面调查。6月，中东爆发的“六日战争”曾分散过我们一段时间的精力。战争高峰期，《星期天日泰晤士报》总共有18名记者，分别在英国、美国和中东工作。
培智骨子里就是一个极富活力的天才。一方面，他的澳洲血统让他对英国当权者白眼相看，菲尔比的故事更是坚定了他的鄙夷。“和我们打交道的，”他会这样说，“是一群上不了席面的蠢货，他们正把这片故土拱手送给老迈的出价人。”另一方面，其复杂的内心世界，总是让他对别人的表里不一很感兴趣。培智并不需要他人再三催促他拨开菲尔比生活的谜团。从早到晚，他都会坐在打字机前，烟圈缭绕地将采访记录在案，整理他人的工作，进而汇编成为一部越来越长的备忘录。他把预感变成了假设。我，还有他的主要助手雨果·杨、菲利普·奈特利、大卫·列治和约翰·巴里都沦为了实验对象。
杨为调查织起了一张庞大的政治关系网。奈特利的谦逊和正直让他在赢取信任方面独树一帜。不过，在奈特利面前大谈克格勃总会让人局促不安--他长得像极了列宁。
故事的大幕
故事的大幕开始缓缓升起。我们写信给了斯图尔特·孟席斯爵士。1939年，他接过“C”的衣钵，成为军情六处的主管，最后在威尔特郡退休。孟席斯委婉地拒绝了我们的见面请求，但他补充道：“菲尔比乃一介鄙夫。”有意思的回答，却也抛给了我们一个难题：如何找到与这一介鄙夫有交集的军情六处官员？
培智在普通的参考书中觅得了一丝线索。在《名人录》中，菲尔比前后的许多人都被打上了“外交部”的印记。培智将这些名字，同外交部官方公布的外交官名单做了比对，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可能的结果是，这些本来就是情报官员的人在填写《名人录》词条时，搁置了职业生涯的部分：“为英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这显然不能摆在台面上讲。另外一个典型的线索如下面的词条所示：“1950年至1953年，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第一安全官。1958年退休。”有五年的时间不知所踪。
大卫·列治前去拜会了作家西里尔·康纳利。后者曾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书评人，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私交甚笃。1953年，他写了一本有关二人的书《失踪的外交官》（The Missing Diplomats）。康纳利从玻璃橱窗内拿出了该书的副本，页边还标注了信息来源。他对自己卷入的这场新闻追逐战并无不悦。我们通阅了所有涉及战时海外间谍活动（军情六处）和国内反间谍活动（军情五处）的文学作品。
我们开始拨打电话。很多人接通后会说：“对不起，受《保密法》所限，无可奉告。”尔后便挂掉了电话。也有些人会和你大谈特谈，不过大多是些无关之事，比如：为特别行动处（SOE）炸断桥梁，或是替军情五处在干草垛里找德国佬。
当时的菲尔比，是军情六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在前印度军队警察和情报输出之间建立了桥梁。凡是见过他的人，大多对他迷人的结巴难以忘怀。另一些掌握“近况”的人，只愿说个大概。常常有记者跑了一天却颗粒无收，对于他们表示抱歉和失望的措辞我已是习以为常。
我们意识到无法从战后时期获得所需，除非探得一些内幕。在访谈结束时，我们常常会询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或“菲尔比都做了什么”之类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对受访者的访问添油加醋，反正法庭才是需要我们准确信息的地方。信息少得可怜，部分得到证实，部分却被否认，有些甚至仅是一些暗示。但带着支离破碎的信息，我们做了下一个采访，不想竟有额外的收获。手中的信息也开始向周遭辐射。残留信息在不断地汇总。
《星期日泰晤士报》书评人休·特维-罗伯是牛津大学历史学家，他曾在战时从事情报工作，与菲尔比有过一面之交。无独有偶，特维-罗伯也认为他颇具魅力，但稍显冷淡。后来有一天，他们在觥筹交错间谈到了历史分析，菲尔比突然斩钉截铁地说：“要说历史分析，马克思的《十八世纪路易斯波拿巴的雾月革命》可谓冠绝史林。”他比任何拥趸都要欣赏这篇文章。这样的双面生活开始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大卫·列治也曾是剑桥的学生。他重返母校，探寻20世纪30年代的剑桥往事：一群穿着粗花呢夹克、身背法兰绒包的年轻学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愤世嫉俗。其中几位，因为拉姆齐·麦克唐纳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出离愤怒。
列治带回的消息显示，菲尔比早已是一名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剑桥毕业后，他骑着摩托车去了维也纳，左派和法西斯分子的巷斗让他备受折磨。培智致电埃里克·戈迪，试图搞清这个年轻人在维也纳干了些什么。1933年至1934年间，后者曾在维也纳做新闻记者。
列治得到的答案是：帮助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偷渡出国，并娶了其中一人为妻。然而，1934年回到英格兰后，菲尔比却逐渐疏远了左翼观点，加入了一个上流社会的亲德组织，做了《泰晤士报》驻佛朗哥军队的记者，报道西班牙内战。“瞧，他从这时起就建立了新的身份。”培智走进我的办公室，不无欣喜地说，手中还拿着一张1936年菲尔比出席英德联谊会晚宴的照片，“我猜他早在维也纳时就被征召了，并且为俄国人工作过一段时间。”
一名前外交部官员批准了照片的长期使用权。此人是英国圣公会礼文方面的专家，约翰·巴里碰巧在公寓里遇见了他。“天哪，”他说，“为什么没有人仔细阅读我们起草的声明？”这是一行希斯于1963声明中的话：英国“现在意识到”菲尔比从“1946年之前，就开始为苏联当局工作”（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换句话说，他们认定菲尔比在1946后沦为苏联特工，只是不确定具体的时间；稍后才发现，菲尔比早在1946年之前，就开始为苏联工作。1940年以来，他都在英国情报部门做了什么？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比任何时候都要来得紧迫。然而，我们除了战争之外，一无所知。
列治前去寻求前同事阿隆·格温·琼斯的帮助，希望借此找到新的突破口。然而，这位前《泰晤士报》国防记者（时任外交部一位部长，人称查尔芬特勋爵）却把列治和培智请到了他的办公室。“你们必须停止一切调查，”他说，“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危险。你们可能会在帮助我们的敌人。”这是官方封杀菲尔比事件的首个信号。
我把此事和相关的调查手段，告知了丹尼斯·汉密尔顿。考虑到他强烈的爱国心，我能理解他此时的不安。如果他真的不来一个长时间停顿，反倒是不正常了。同样，我也不会因为自己仅出任编辑数月时间的缘故，就置我们眼下的调查于不顾，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政府曾对此事瞒天过海，”我说，“我们不知道确切发生了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菲尔比案中一定藏有隐情，也许同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一样糟糕。是时候给情报部门来一剂猛料了。”
“但你如何确定这不会最终帮了俄国人的忙？”他问。
“嗯，我不觉得我给他们的东西在菲尔比之上。丹尼斯，事实是我们被蒙在了鼓里。”
“那要怎么对付《保密法》？”
“我们不能到跟前再做风险判断？”
“你容我好好想想。”
几天后，他就给出答复：“我可以告诉你，过去几天，我拜会了首相和高度保密的部门主管。我告诉他们，你不是一个会损害自己国家利益的人。哈罗德，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杀戮太多了。你能给他们起草一份书面文件，确保我们不会将任何人置于危险之中吗？我告诉他们，你会考虑做出声明的。”
我答应了汉密尔顿。没人愿意为了几条无意的引述，置他人的生命于不顾。他告诉我，已经安排了我和查尔芬特以及丹尼斯·格林希尔的见面。后者是外交部副部长。我在稍后发现，他是连接外交部和军情六处的重要环节。
“但是，你一定要万分谨慎，”汉密尔顿警告说，“不要与任何人提及此事。外交部已是惊弓之鸟，务必妥善处理。”
双重间谍
我和查尔芬特在加里克俱乐部小喝了一杯。他非常爽快。我原以为，汉密尔顿的初衷是让外交部前来释疑。“这恐怕不行，”查尔芬特说，“但是我们不会充当绊脚石的角色。”虽有汉密尔顿为我所做的证言，查尔芬特也足够爽快，格林希尔却依旧认为，我们会受到全线反对。
那年，格林希尔54岁，镇定又不失活力。对襟细纹布衣下的肌肉，让他活像一名美式橄榄球运动员，似乎时刻准备着阻挡跑位。他早年在彼索普斯托福，而非伊顿或哈罗接受教育，之后进入了牛津大学。他并非一个正统的外交部官员。1946年，战时皇家工兵部队的格林希尔上校进入了驻外事务处，开始驻华盛顿并着手运作使馆的中东事务部门。此时，菲尔比和伯吉斯恰好也在那里。
伯吉斯在出逃前，已经成功混入了这个部门。在格林希尔看来，他是一个打着伊顿式领结，整天游手好闲、步履蹒跚的男人。他总把烟灰撒在别人的文件上，还不时地偷喝同事的威士忌，并喜欢讲一些娱乐段子来诋毁名人：“我还从没听说过在相同的阶级里，有假借名人显贵自抬身价的人。”
事实上，伯吉斯是在为菲尔比的行动吸引“火力”。
“你会让他成为一名英雄的。” 格林希尔责难道。
“当然不会了。我们的目的是公开他所造成的破坏。”
“这正是让我们不安的地方。如果你们一意孤行，非要抖出菲尔比的故事，势必会造成更大的破坏。那个叫培智的家伙是谁？他究竟在玩儿什么把戏？”
这是我和格林希尔的第一次秘密会晤。之后的几次见面，地点多选在他的俱乐部。我们在他位于西伦敦的朴素住所和罗素广场酒店也有过碰头。还有一次，秘密会晤堂而皇之地放在了外交部进行。其中讨论的内容大同小异：我们为何要坚持这个破坏性调查？幕后黑手究竟是谁？我顶住压力又不失礼节，本以为能获得一些信息，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凡问到有关菲尔比的问题，他立刻会面露难色。
关于菲尔比在英情报部门的角色问题，我们取得了小小的进展。1947年，他奔赴伊斯坦布尔，出任大使馆的“临时”一等秘书。这无疑是在为他的外派特工身份打掩护。他负责调查与苏联接壤的边境地区。一条来自贝鲁特的消息称，菲尔比在最后几年里，喜欢拿着一幅巨大的土苏边境亚拉腊山的照片展示。此举引人注意的是，照片上的景色只能从苏联那边拍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军情六处允许菲尔比在土耳其充当双重间谍。
他曾返回英国，在一所临近戈斯波特的间谍学校进修。事实证明，菲尔比在手枪射击、徒手搏斗和夜间破坏方面是一等一的好手。加之良好的女人缘，他俨然一副特工007詹姆斯·邦德的样子。格林希尔对此非常反感。另外，众所周知，菲尔比对拉基酒是欲罢不能，就像伯吉斯钟情于泰坦瑞香槟酒一样。
然而，即便我们证明，他曾带着一把手枪在土耳其边境游荡，却仍旧无法解释外交部的惴惴不安。“他们就像果冻一样。”汉密尔顿说，“我们只能看不能碰。”我对此满腹牢骚。
不久之后的两次交谈扭转了调查：小说家兼剧作家迈克尔·弗莱恩碰巧是我的一个朋友。他从剑桥毕业后，去了曼彻斯特的《卫报》工作。他早先打电话给我，说自己的一个老熟人有意进入新闻业，问我是否能和他见面。弗莱恩的暗示相当巧妙：当他提到这个朋友来自外交部时，我立刻心领神会。
此人名叫约翰·沙克尔，时年30岁，为人真诚热心且充满智慧。基于自身专攻领域，他希望得到一个外事岗位，地点最好在非洲。我告诉沙克尔我们只有一个在中东的空位。这样的交谈进行了多次。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对他说：“对了，我们正在调查一位你在外交部的前同事。金·菲尔比这个名字你熟悉吗？”
“菲尔比？”沙克尔面露紧张，随后满脸疑惑地说，“菲尔比？你们想都不要想。”
“为什么？”
“国防机密通知，女王颁布的。总之你们不会成功的。这可是英国的最高机密。”他随后叱骂道，“菲尔比是个不折不扣的浑蛋。”
沙克尔显然参与撰写了菲尔比造成的损害的报告，但他对此守口如瓶。这无疑让我喜忧参半。为什么菲尔比如此重要？我把沙克尔介绍给了我的副手弗兰克·贾尔斯，他们曾在外交部共事过一次。“我们不能给沙克尔任何任命，”贾尔斯说，“我问他是‘敌’是‘友’，他说是‘友’。”
我让布鲁斯·培智放开手脚，向沙克尔展开攻势。他告诉我们，调查菲尔比在中东的所作所为是浪费时间。除此之外，沙克尔再没提供任何线索。事情一时走进了死胡同。若沙克尔的到来只是为了吓跑我们，那幕后的策划者可能要失望了。因为，他的所言所语吊足了我们的胃口。培智相信，沙克尔确实对菲尔比很厌恶，他也是诚心离开外交部的。他对黑非洲情有独钟，英国与南非的关系让他非常反感。
我给予了“洞察力团队”不少帮助。事情的进展也有了起色。沙克尔抖出爆炸性消息后不久，菲利普·奈特利查到了“约翰·怀特维尔”的真名。“怀特维尔”在1966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英国特工》（British Agent）的书，内容是关于他在35年里作为低级军情六处成员的乏味经历。有传言称，该书曾在《保密法》的监督下做了修改，从而得以出版。
奈特利发现，“怀特维尔”的住所位于东伦敦一家破旧餐馆的上方，四下望去只有两个房间。他的真名是A.莱斯利·尼科尔森，金盆洗手之后背运不断，退休金更是少得可怜。应尼科尔森的要求，奈特利请他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吃了一顿高档午餐。席间尼科尔森大谈他的“老关系”。奈特利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在浪费时间。在不露底的前提下，他开始对尼科尔森旁敲侧击地提问。一次次的挫折让他不再畏首畏尾。
尼科尔森也是一个聪明人，他看出来我们几经努力，仍未搞清楚菲尔比为军情六处做过什么。他很清楚自己病得不轻（尼科尔森在两年后去世），咖啡和第二杯白兰地下肚之后，他礼貌、谦逊地向奈特利和盘托出了菲尔比的故事。
培智和奈特利冷静地走进我的办公室。“你对这个信息满意吗？”培智问道，“1945年，老金被任命为英国情报机构对苏谍报部门的主管。”奈特利接过话说：“一个主持着我们对俄工作的人，本身就是一个俄国间谍。”
要命的背叛
过去四个月，我们的调查同我们所探索的世界有着微妙的相似之处，它们都如昙花一现，也不曾有任何的文字刊载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我们深知，如果菲利普·奈特利和雨果·杨把调查移步美国进行，周遭的环境必定大不相同。既然1945年的菲尔比如此重要，他在1950年后出任驻华盛顿大使馆“临时”一等秘书时，又在做些什么呢？他肯定不是在窥探美国人。
也许我们应当考虑在美国开展调查。毕竟，那是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权利法案》赋予了美国新闻业更多自由，其对待新闻和调查工作的态度，也与英国的习惯大相径庭。18世纪，美国报纸曾为脱离英国独立建国而摇旗呐喊。这对我们吃了白厅一次又一次闭门羹的记者而言，反倒是一种鼓舞，而非震惊。起初我们也并未意识到菲尔比如此重要。
奈特利造访了位于罗德岛的布朗大学。他在那里拜会了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副主管。菲尔比在华盛顿工作期间，中央情报局尚且羽翼未丰。莱曼·B.柯克帕特里克因小儿麻痹症退休后，成为了一名政治学教授。奈特利在询问有关菲尔比的事情时，他一直坐在轮椅上。柯克帕特里克将机密消息和自己对言论自由的热忱结合在了一起。虽然他在细节方面有所保留，但对菲尔比却是毫不含糊：“他是英国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联络官。”
这比奈特利从尼科尔森那里得到的消息更令人震惊。也就是说，在冷战期间，菲尔比插入西方情报组织的心脏地带有三年之久。
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雨果·杨是如鱼得水。他以一名国会研究员的身份进入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并翻阅了各种文件。那里只有一把椅子，周围缺少专门的复印设备，杨更无法将它们带走。好在他可以坐在椅子上，一整天阅读眼前的文件。
他快速地浏览着，突然在一份档案上停了下来--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对美国造成的破坏性评估记录。当年，美国国务院以信函的形式回答了来自詹姆斯·伊斯特兰德参议员的问题。他曾是参议院内部安全附属委员会主席。伊斯特兰德在空白处做了潦草的批注。“扯淡！”他对灾难的外交掩饰如此评论道。
突然之间，杨发现麦克莱恩是一个重要的原子间谍。之前，没有人知道他对于俄国人的价值是什么。麦克莱恩可以接触到铀的采购信息，俄方能借此计算出西方准备制造的核弹数量。
同时，奈特利正坐在北弗吉尼亚州的一间农舍里，与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路易斯·施特劳斯上将会面。施特劳斯对他说：“当初，麦克莱恩进入我们大楼的时候，好在有警卫陪同。否则我终了的那天肯定会更加苦涩。”
但是，在这个独特的位置上，菲尔比究竟做了哪些“好事儿”？跟随三个不同的线索，我们发现了一个要命的背叛。这很容易就解释了外交部的神经质。“去查一下阿尔巴尼亚。”柯克帕特里克说。“菲尔比让我们在东欧损失了不少弟兄。”一名前军情六处成员在罗马也这么告诉列治。我们从议员汤姆·德里伯格处得知，应外交部要求，有关阿尔巴尼亚的部分从他的书里被删除了。伯吉斯曾公开抨击西方干涉东欧事务，他写下的这一段，只说明了其中的灾难和珍闻。
隐藏在这些文字背后的，是一个巨大的野心和悲剧。英国和美国曾暗地介入颠覆性活动，以求削弱共产主义在东欧的桥头堡。1947年，英国首先帮助反共游击队潜入阿尔巴尼亚从事突袭和破坏活动，由此揭开了故事的大幕。
1949年，阿尔巴尼亚时局未定，南斯拉夫则已经和苏联决裂。与此同时，希腊的反共叛乱胜利在望。美国人认为，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的垮台，势必会在巴尔干半岛引起连锁反应。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整个计划彻底地失败了。在阿尔巴尼亚运动的大本营美国，把持华盛顿英美特别政策委员会的不是别人，正是金·菲尔比。
通过寻找生还者，我们重塑了阿尔巴尼亚远征队的故事，真相已经被掩埋了17年之久：至少有300人命丧黄泉。一名“洞察力团队”研究员查到一组为英国林业委员会工作的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和流亡开罗的佐格国王的皇家卫队组成了一支小规模武装，在马耳他的游击战中成长了起来。1950年，这支部队通过海路和空路渗透到阿尔巴尼亚，却遭遇了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减员。
“他们早就知道我们要来。”一名幸存者告诉《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调查员。渗入者被枪决，帮助过他们的当地人被强行发配到了其他地区。然而，阿尔巴尼亚行动仍旧余波未平。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变节，菲尔比被召回伦敦接受质询。他们又是如何逃脱这一切的呢？
奈特利和巴里寻求与威廉·司卡登的聚首。这位军情五处的致命审问人，曾让福克斯开口“唱歌”。他们在查林十字车站的一家老式里昂茶馆碰头，颇有勒卡雷的风范。
我们的人稍等了片刻，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中年男人从邻近的桌子蹭了过来，悄悄地加入了交谈。他已在那里有些时候了，一直在聆听和打量他们。他相信自己本能够揭开菲尔比的秘密，只是没有获得机会。
军情五处“平步青云的告密者”和军情六处护短的高层先生们，让菲尔比从夹缝中逃脱。到目前为止，我们掌握的信息是，军事情报参谋局的间谍捕手和军情六处采取了折中方案。军事情报参谋局确信菲尔比有罪，而军情六处对此感到难以置信。毕竟，他在土耳其完成了双倍的危险工作。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背叛他的组织、阶级和国家？
未经过冗繁的审问，菲尔比接受了准司法程序的秘密审讯。当时的御用大律师（QC）、之后成为法官的海勒努斯·米尔莫，曾作为控方律师出席了这个在可胜街军情五处莱肯菲尔德大厦内举行的审判。法律界至今还泛着绝望的涟漪。菲尔比使出了结巴武器，略带嘲讽地从旁证的环孔中溜走。“克星”米尔莫制造的枷锁形同虚设。
现如今，我们知道的已经够多了，是时候停下讳莫如深的试探性调查，开始“精准地”调查和问询政治领袖的活动了。一位保守党大臣告诉我，刚到外交部，就有人告诉他军情六处正在保护菲尔比。就像那位圣公会礼文专家告诫过我们的那样，要“仔细阅读”。
1955年的麦克米兰和1963年的希斯都曾说过，菲尔比已经从“外交部”辞职。这是事实，但并不重要。他的外交官身份，由始至终都是为了给他在军情六处的工作做掩护。贝鲁特是一个让双面重谍再次登场的舞台。菲尔比与《观察家报》雇佣关系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外交部时期。约翰·温德姆是麦克米兰的私人秘书，就麦氏迫使军情六处和军情五处进行人事改组一事，为其做了辩护。当年，军情五处并不受人重视，该处多少利用了改组的时机，让其主管迪克·怀特接过了“C”的大旗。怀特是一名情报官员和职业军官，他一直坚信菲尔比是有罪的。这个任命非常秘密，以致驻伦敦的一名中央情报局新人接手的首个任务就是查清“C”是谁。
顺藤摸瓜
这是一则改组和灾难并存的故事。我不能寄希望于格林希尔和乔治·威戈。后者是军需部长和首相顾问，我曾在唐宁街10号与他有过一面之交。这两人断不会告诉我机构的变化和菲尔比在阿尔巴尼亚惨案中的角色。
汉密尔顿曾经传达过我们的高尚目的，但官方的敌意并未由此缓和。总有人暗示说培智是共产党人。我为此总结了一套标准的回复：“嗯，他已经被安全地关在葛莱氏法学院路的一家劳动营里了。”培智早被禁足在一个X计划的办公室，逼得每个人都像他一样，努力评估手头的现有资源，紧跟日益增多的线索。
到了9月中旬，培智的高水准长篇备忘录已经蓄势待发，内容主要是对菲尔比变节行为和其中原委的研究：一段时期内，是什么让英国情报部门在一个人的意图面前如此脆弱？这无疑填补了20载的空白史。
稍后大卫·列治的工作更是为此锦上添花。电话簿是记者们主要的信息来源。列治在其中查询到了一个姓菲尔比的人，他顺藤摸瓜，找到了“菲尔比.J”--菲尔比第二段婚姻里与艾琳的长子。
约翰·菲尔比住在汉普斯蒂德一间地下室公寓里，身边只有几只阿尔萨斯犬陪伴，他前20年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他曾有志成为一名战地摄影师。
“你可以为你的父亲拍张照片吗？”列治问。一个流亡的叛徒与他的儿子，这种辛酸的关系多少会让儿子流露出对父亲与生俱来的感情。约翰·菲尔比不久便远赴莫斯科，并且带回了一张父亲站在红场上的照片。一些我们根据已知事实做出的猜测也得到了证实。“1933年，我接到了打入英国情报部门的任务，”他对儿子说，“不管要花费多少时间。”
“菲尔比是一个无聊的家伙。你们应该放下他，多做些克格勃的文章，”格林希尔说，“这个主题更有趣，我们很愿意提供相关资料。”我告诉格林希尔，我决意尽快公布菲尔比的部分事宜，对克格勃的东西没有兴趣。另外，我也安排了雨果·杨和他见面。
他们在旅行者俱乐部共进了午餐，格林希尔还带来了一个名叫特伦斯·莱基的人。很显然，他不是军情六处就是外交部情报分析部的人，这个部门是在战后为应对苏联的宣传攻势所设。在他们穿过圣詹姆斯公园，返回外交部的路上，格林希尔叮嘱杨有必要把菲尔比描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浑蛋”。
当天下午，杨被安排在了外交部的一间空房里与莱基见面。在此期间，他就像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孩一样，接受着有关克格勃罪孽行径的宣讲，真是漫长、初级而又委婉的一课。几天之后，他又在报社收到了一封未作标记的信，其中包括了一张军情六处推测的、巨大的克格勃结构图。信上没有寄件人的姓名和地址。
杨认为，当局业已放弃了阻止出版的动作，只是努力让菲尔比不要以任何英雄形象出现。如此一来，就能自然地提醒公众，克格勃的魔爪已经伸到了当代英国的大街小巷。然而，9月22日那天，我收到了一则来自广播和报纸国防机密通知委员会的警告。内容是关于英国情报机构的，具体细节如下：
责令你方禁止公布如下内容：
（1）英国情报机构或反情报机构以国家安全为目的，而在英国内外从事的秘密的情报活动。
（2）任何地位或官职的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雇员现在的身份、去向和曾经参与的任务。
国防机密通知只有在委员会的媒体代表同意官方案件需要审查的情况下，才会予以颁布。这似乎在警告我们，《保密法》禁地不得擅自闯入。总检察长也许会在起诉中引述违反规则的条例，但是通知本身并没有法律效力。我决定忽略上述要求。
委员会秘书称，作为摘要的一部分，有关情报方面的国防机密通知会分发给所有编辑。《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铁血律师詹姆斯·埃文斯给我写了一份备忘录，表达了他对菲尔比与国防机密通知之间的关系极度不安。我告诉汉密尔顿，我打算对此置之不理。如果我们接受上述两段的要求，那八个月来的调查势必会付之东流。
另外，眼下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培智起草的“洞察力团队”文稿讲述了菲尔比如何在战时抓住机会，将一名铁杆的爱国者招入情报机构的事情。此人是菲尔比在威斯敏斯特和牛津的校友。20世纪30年代初，二人一起游历过欧洲，此人也深知他过去的主张。这是一则菲尔比笼络个人忠诚的例子。1951年后当菲尔比备受冷落时，以及1959年当他和埃莉诺在霍尔本结婚登记处登记结婚时，此人心甘情愿充当见证人的角色。
问题是，就在我们接近出版时，他仍是军情六处在香港的现任人员。培智为了可信度起见，仍想保留他的名字。对于这可能将英国特工置于危险境地的言论，培智不屑一顾，但在这点上我有所顾虑。培智还认为，把迪克·怀特的名字用“C”代替实在是荒谬至极，对此我表示完全赞同。不过，汉密尔顿则希望二人的真实身份都能够秘而不宣。
我决定开车去兜兜风。目的地是沃里克郡的汉普顿露西。初秋的这天，万里晴空，男主人西里尔·约翰·拉德克利夫的花园让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前上诉法院常任高级法官。远离情报机构的阴影和颠倒黑白，这样的感觉真好。
我此行的目的是寻求建议。拉德克利夫曾主持过众多的安全调查。他曾就权力问题做过里斯讲座。他阴沉着脸，听我为他描述大概的调查结果。我说我在关于出版是否会损害国家安全上广开言路，具体的出版方式目前还在酝酿之中。他没有给出任何意见。
我又询问了他关于姓名保密的问题。他认为在当前环境下，提及“C”的身份并无害处，但是质疑了我们公开现役军情六处官员的明智性和必要性。这无疑坚定了我的判断。
回去后不久，汉密尔顿就接受了我的建议。培智则选择了保留意见。我知道我们距离出版仅一步之遥。私底下，我向格林希尔提到了伊恩·“蒂姆”·米尔恩（他1968年退休后，成为了一名下议院的高级文员）。他坚称这会毁了米尔恩的工作，并会危害到他的生命安全，希望我们放弃手中计划的一系列报道。我告诉他，我不会把米尔恩置于危险的境地。
剩下的就是解决出版时间了。“洞察力团队”还在追寻菲尔比的其他背叛行为。培智也希望如此：“都已经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不差这几周吧？”于是，我又给了他两周时间。从莫斯科回来后，约翰·菲尔比在列治的陪同下，经常造访办公室。一天晚上，他和帕特里克·西尔共进了晚餐。
9月30日星期六18：00，初版《观察家报》摆在了我的桌上，报纸刊登了埃莉诺·菲尔比与间谍生活的故事。18：30，我们的故事也付诸印刷：“‘洞察力团队’披露：英国培养顶尖俄国间谍，领导本国情报机关。”
报道占据了整整一个头版，上面还附有那张约翰·菲尔比拍摄的照片。照片中，他那故作随意的父亲站在红场上，穿着一件开领衬衫，一只手插在夹克口袋里。我们的故事是一系列报道的开山之作，因得益于众多的资源，在内容上更加优秀。然而，有意思的是，两篇报道的同时出版，多少弱化了影响公众意识的效果。一时间，天下无人不识“金”。
不出意料，《星期日泰晤士报》立刻在新闻界和议会引起了一片抗议之声，甚至盖过了外交部在菲尔比事件上的掩饰行为。其反映非此即彼：要么菲尔比无足轻重，他的故事不值一提；要么他相当重要，甚至谈及他的故事都会危害国家安全。
多家报纸并非出于官方压力，或断言或暗示我们的菲尔比报道完全是一桩“俄国人的栽赃”。1953年退休的“C”斯图尔特·孟席斯爵士称，菲尔比在军情六处无关紧要。然而，很难相信他会派遣一位“非关键”先生前往华盛顿，并且能在中央情报局总部自由出入。弗罗斯特节目就曾对菲尔比以及新闻伦理的问题进行了辩论。乔治·威戈呵斥《星期日泰晤士报》是在破坏英国情报机构的名声。“骗人的鬼话。”罗伊·汤姆森如是说。
叛徒的指控？
出版制造了信息。首版故事见报后，我们便发布了连载声明。不久，我便收到了两封信，所包含的内容，为《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男男女女开启了另一段陌生又反差鲜明的旅程。这第一封信就来自英格兰的心脏地带。
我很好奇下周公布的连载中，是否会包括一宗1945年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事件，我和菲尔比都曾卷入其中。如果有，我的名字也会被提及，我希望能够在出版前首先阅读相关文本。这起事件让我相信，菲尔比既是一名苏联间谍，也是一个极度不称职的工作人员。那时，我采取了我认为恰当的行动。
第二天，奈特利又一次动身前往什罗普郡的偏远地区，最后在一所位于森林内的大宅前停下。当地的郡治安官为我们开了门。随后，这位名叫约翰·里德的前外交官将奈特利领入他的研究。
“1945年夏，我时任驻土耳其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他说，“因为夏天的缘故，我们从安卡拉的大使馆搬到了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一天早上，他们有客人来访。此人名叫康斯坦丁·沃尔科夫，表面上是苏联领事，实际却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的前身，苏联情报机关）的区域主管。他想要叛逃。约翰·里德因为会说俄语，被安排和沃尔科夫面谈，但他并非一名情报官员。
沃尔科夫说，他五个月前在莫斯科进入了苏联情报机构总部，手中有大量情报，愿意借此换取一条去往塞浦路斯的安全通道。沃尔科夫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伦敦的政府部门中有苏联特工，两人是外交部的外交官，另一个在从事反谍报工作。“这看起来是相当重要的资料，于是我用笔记下了纲要。”里德说，“第二天，就让情报员把消息送回了伦敦。”过了好几周，伦敦方面才终于派了一名特工过来，不是别人，正是菲尔比。
“我问他怎么拖得这么久。‘抱歉老兄，’他说，‘可能是出行安排上出了岔子。’”不久之后，菲尔比便两手空空地返回了伦敦。里德尝试再度联系沃尔科夫，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了。一段时间以后，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落在伊斯坦布尔机场。据我们所知，这次造访是计划外和非常规的，飞机落地不久便迅速起飞。随行的还有一具从担架上抬下的人形物体，外面裹着厚重的绷带。
“我特意和一名情报官员取得了联系，转告了我对菲尔比的怀疑。”里德说，“但这之后，就再没有任何消息了。”对这些背叛的回忆，让他的声音不住地颤抖。
第二封信来自金·菲尔比本人！他向我提供了自己的回忆。他在一封电报中，让我们派些重量级的人去商谈。我本人强烈反对出版菲尔比扬言要出版的书中的任何文章，不过看看倒也无妨。
默里·塞拉就是派出的人。他是一个看似好饮酒作乐、实则强硬的澳大利亚记者。之后，他报道了越南战争、攀登珠穆朗玛峰和横渡大西洋等新闻事件，并拥有一份准许观看俄国空间发射的签证。
我请求他去莫斯科拜访一下菲尔比。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菲尔比没有留下任何地址，就算是小菲尔比也不知道。塞拉一到莫斯科就给克格勃去了电话。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菲尔比这个人。他记得菲尔比是一个狂热的板球迷。有时，菲尔比不得不出门取回放在邮局海外邮箱的《泰晤士报》。
“菲尔比先生？”塞拉对一个手拿《泰晤士报》的男子说。
“你住……住在哪……哪……哪里？”熟悉的口吃声回答道。
“列宁格勒酒店。”
“我会打……打电话给你。”
一回房间，塞拉就接到了电话，却只传来一个奇怪的哽住的声音，就像有人试图要说些什么。随后，对方便挂掉了电话。五分钟后，相同的事情再次发生。同样的声音，咔哒一声，然后就是一片死寂。
第三次，塞拉问道：“菲尔比先生吗？”
“请说。”菲尔比异常清晰地回答。
他们安排在位于高尔基大道的明斯克酒店436号房见面。走廊两边站有几个身着蓝色西装、佩戴枪支的男人。“我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暴力行为，都做了预先的防备，”菲尔比说，“你逃不出10米的。”
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两张椅子和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公文包，里面装有一瓶伏特加、两只杯子和一把手枪。塞拉问菲尔比：“你对被指控为叛徒做何反应？”他回答道：
没有归处，何谈背叛？我的一生都在按照自己唯一的生命轨迹行走。对我来说，反法西斯战争和反帝国主义战争并无二致……我是克格勃的现役成员。毫无疑问，我们是迄今最好的情报机构。我们继承了菲利克斯·德日辛斯基（创建了契卡这一前苏联秘密警察组织，克格勃的先驱者）遗留下来的高瞻远瞩、耐心忍耐的优良传统。举个例子，当我一开始为苏联工作时，有整整两年的时间，我与自己的接头人每周才安排一次见面，直到确保一切都安全妥当后。我们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机会。
外交部长的明信片
菲尔比带塞拉去了一家餐厅，那里的服务员体格健硕，把身上的夹克绷得好似层层峰峦。“是亚拉腊山，但是哪一边呢？”他冒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提议。“《经济学人》上的猜测很有意思。如果能用布鲁克交换克罗格夫妇，我会时刻准备撤回手稿。如果这是克罗格夫妇获释的必要条件，我很愿意立刻执行。”（1961年3月，克罗格夫妇因间谍罪在英国被判处了20年监禁；1965年7月，杰拉德·布鲁克在俄国被判处1年监禁和4年的劳动改造。）
当我把此事告知格林希尔时，菲尔比出书的想法让外交部焦躁不安。
“你们不能接受这个提议。”
“或许我们不能，但总会有人愿意的。”
“我们不能把菲尔比请到《星期日泰晤士报》来，这就等同于把他放到了百老汇。”
尽管我对菲尔比的未尽之言很感兴趣，但在《星期日泰晤士报》运作菲尔比著书的事宜上，我比格林希尔更冷淡。另一方面，汉密尔顿也在竭力反对。
我的理由有三：其一，我想保持原创报道工作的完整性和纯洁性，我们的尝试已经受够了愚昧和妒忌的玷污。其二，我不愿花费人力和精力，梳理手稿中的谎言和曲解。格林希尔坚称其内容一定会是如此。其三，我没有办法给他一分钱稿费，倘若我这么做了，那就是在酬谢不忠。
我告诉格林希尔我会考虑他的建议。好不容易借着遁词全身而退，我可不想又引起别人的注意。我心意已决，也窃以为格林希尔领会了我的意思。
然而，外交大臣乔治·布朗稍后的行为让我幡然醒悟。丹尼斯·汉密尔顿致电我的家中：“你已经被贴上了叛徒的标签。”
汉密尔顿非常不安。他刚刚出席了罗伊·汤姆森为英美商界领袖举行的晚宴。在介绍外交部长时，汤姆森讲了一个笑话，布朗却并不买账。他一起身，就开始广泛地斥责汤姆森，随后的发言中绝口不提菲尔比，说罢便扬长而去：
不管怎样，《星期日泰晤士报》都是在你的控制之下。如果要我说，我亲爱的罗伊，你但凡能行使一点点控制权，我们都会非常高兴。你和你报纸的行为，正在深深地伤害这个国家。我们中有些人认为是时候停下了，英国不能给俄国人开这个头。我要求你和你的《星期日泰晤士报》认真考虑一下，看在上帝的份上，适可而止吧。
第二天早晨，汤姆森打电话给我：“不要担心乔治。”在晚宴上，他把布朗的言辞称作“一张典型的外交部长的明信片”。汉密尔顿建议我坐进下议院的新闻记者席，这样我就有机会接受来自议会议员的公开谴责。然而，结果却是首相对外交部长的一顿训斥。
我顺水推舟地否掉了菲尔比的书，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不久之后，该书被《星期日快报》连载出版。格林希尔用典型的外交部式回答表示了感谢：“一切都很准确。”
菲尔比案的调查是“洞察力团队”的一块试金石。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小组。尽管我们面对着巨大的资金压力，汉密尔顿或汤姆森却没有任何怨言。相应的解决方法，更是为以后的努力提供了创造力：在未来的15年，我们把主要的工作汇集成书，付诸出版。眼下这本就是今后30册书籍的开山鼻祖。它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并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凭借这种方式，我们得以向公众展示全部的劳动成果，激励员工，并为一些高昂的新闻工作提供经费。
尽管引发了抗议的浪潮，我却从未为菲尔比的调查后悔过。是菲尔比和那些保护他并掩盖自己无能的人，“正在深深地伤害这个国家”。我们的工作表明，阶级团结并非诉诸信任的依据，有太多的秘密让错误和无能成为永恒的主题。
菲尔比一案，让众多无辜的生命就此逝去。作为一名前地方性报纸的主编，这也是我第一次和中央政府如此深入地打交道。它的礼貌谦恭让我着迷，但其奉行的哲学却让我不敢恭维。曝光的往日错误，经由菲尔比一案铸成的大错达到顶峰。外交部或政府认真细致的决议对此无能为力。
逃避和谎言没有真正的理由。然而，新闻界为失踪的外交官奔走疾呼，却是困难重重。对这三个叛徒的任何调查都会让政府寝食难安。我们的调查可谓四面楚歌，且花销不菲。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议员个人容易受到误导，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力，因而很难与执政当局相抗衡。接受公众问责是情报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至少这在美国是被普遍认可的。毫无疑问，菲尔比一案表明，公众问责在未来没有自发产生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