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利·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牧师家庭，年轻时曾在多伦多大学攻读生理学、生物化学。24岁时，一战爆发，他应征入伍，远赴法兰西战场，从事战场救护。战争结束后，他回国从医。在胸外科方面享有盛誉。1935年，白求恩加入加拿大共产党，次年曾远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争。1938年，他又带领医疗队来到中国，支援中国抗战，曾亲切会见毛泽东，后奔赴晋察冀抗日战争前线，带领“流动医疗队”救护八路军伤病员。1939年11月，白求恩因医治伤病员手指感染患败血症不幸逝世。毛泽东称其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
【毛泽东评点白求恩】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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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成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1939年），1890年3月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雷文赫斯特镇的一个牧师家庭里。在这个家庭里，还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和一个弟弟。其父马尔科姆·尼科尔森·白求恩是长老会的牧师，其母伊丽莎白·安·古德温在结婚前当过夏威夷的传教士。
童年时代的白求恩就是一个颇具冒险精神的孩子。有一次，他跟母亲一起上街买东西，回家的时候，母亲突然发现孩子不见了，焦急地四处寻找。几小时后，警察把白求恩送回家来。母亲问道：“亨利，你上哪里去了?”“我想知道迷路是什么滋味。我告诉警察，我迷路了，然后他就送我回来，真好玩。”那时，白求恩才7岁。“西进运动”给加拿大带来了新思想，被基督教视为亵渎圣明的进化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进入了学校的课堂，进入了白求恩的课本。诚惶诚恐的父母认为是家门的不幸，为抵销达尔文学说对白求恩的影响，便把宗教的“福音书”夹在白求恩的课本里。白求恩发现后，便把一本《物种起源》悄悄地塞在父母的枕头底下。这激怒了母亲，使得那本《物种起源》在厨房的炉火中燃为灰烬。然而，对上帝创造人的传说持有怀疑态度，这种态度在白求恩的头脑里开始扎下根。
长老会牧师的收入并不高，一家人生活比较节俭，特别是在白求恩和他的弟弟进入大学后，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上大学的费用。为了筹集学费，白求恩在轮船上当过火夫，在食堂当过侍者。1909年，白求恩进入多伦多大学，选修生理学、生物化学等课程。两年后，多伦多市的工人教师协会到多伦多大学的学生中征聘教员，要求担任教师的人要到伐木工人中，一面同他们一起参加劳动，一面传播文化和宣讲基督教教义。在安大略北部的怀特菲舒附近，他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0小时，晚上还有一至两小时的初级班教学；星期天去教堂做礼拜，报酬每月20美元。第二年的3月工作期满，他又回到多伦多大学继续学医。每当他回忆这段生活时常常引以为自豪，这不仅仅在于通过劳动锻炼了他的体魄为后来成为外科医生奠定了基础，而且更在于，与此同时也养成了他热爱生活、同劳动人民密切联系、并为他们服务的优良品质。
白求恩刚满24岁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再过一年时间就可以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他，因加拿大宣布参战，白求恩毅然放弃学业应征入伍。在法兰西的战场上，他作为战地救护队的担架员，在枪林弹雨中，没日没夜地把浑身血污的伤员从战壕抬到救护站。这是一场人类互相残杀的不义之战，使欧洲陷入灾难和血泊中。在一次战斗中，一颗霰榴弹炸伤了白求恩的左大腿，由于失血过多，使他在法国和英国的医院里躺了六个月。伤愈后，白求恩回国重入大学学医。对于这段经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这场屠杀已经开始使我感到震骇了。我已经开始怀疑这是不是值得?在医疗队里，我看不到战争的光荣，只看到战争的破坏。”
战争结束后，白求恩在欧、美各国实习。1923年秋，在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的会员考试期间，他结识了一位22岁的英国姑娘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两三个月后，他们结婚了。次年冬，白求恩在美国的底特律市的闹市区正式挂牌行医。由于他在医学的基本功方面下过苦功夫，用动物和人体进行过多次解剖，制造过内脏的各种模型，对人体结构熟悉得几乎闭上眼睛也能摸到准确部位，因而医术高明，很快受到各阶层人士的欢迎。对于付不起诊费的病人，他分文不取。
由于日夜操劳，结核病侵袭着白求恩的左肺。20世纪30年代，结核病就像今天的癌症一样被宣布为“不治之症”。躺在病床上的白求恩也感到死神正向他逼来，他看着守候在身边的弗朗西丝说道：“亲爱的，我快死了，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得谈谈……你来日方长，我要求你跟我离婚，走你自己的路。”从此，白求恩倾注全力与肺病搏斗。一次，他在医学杂志上看到对肺结核还处在试验阶段的人工气胸治疗法。白求恩愿意拿自己做试验，试验的成功使他终于战胜了肺结核，重返医界并集中研究胸腔外科。看到皮鞋匠用钢剪轻巧地把鞋钉剪掉，他受到启迪，后来发明了肋骨剪等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的30多种外科器械。他还在医学刊物上不断发表文章，在美洲大陆胸外科医生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提出突破常规的独到见解。所有这些使他轰动了当时的欧美医界，成为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他担任过美国、加拿大一些大医院的胸外科主任，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聘请他任卫生部门顾问，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邀请他当会员。他的发明使他获得许多荣誉头衔和褒奖，但他依旧在不停地探索。
在探索寻找肺结核的病源时，他发现病理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的密切关系，并指出：“任何治疗肺结核的办法，如果不把人看作一个整体，看作是环境的种种压力之下的产物，就非失败不可!”导致结核病更深层的原因是一种社会性的细菌，这种细菌比结核菌更顽强、更能使人致命，它就叫“贫穷”。因而他提出，我们到人民中间去，把医药直接送给贫民，取消挂牌行医，改变整个医疗制度，到每幢房区里去，到每个农庄去，挨家挨户，把医药送到最需要的人们那里去。
1935年，白求恩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这表明，他不仅仅是一个医学专家，而且是一个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6年，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爆发，白求恩决定放弃现在职业，奔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他不分昼夜地抢救伤员，发现有些伤员不是死在战壕里而是死在从前线到后方的运输途中，其死因是由于失血过多，因而他提议在火线给伤员输血。他亲自设计了一辆旅行车，车上装着冷藏鲜血的设备和输血器械，载着马德里人民志愿献出来的血浆，在战地组织输血，就这样白求恩创造了战地医疗史上的崭新记录，伤员的死亡率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五。
1937年，白求恩返回北美洲，在加拿大和美国公开演讲，为支持西班牙人民进行呼吁、募集援款。这时，日本法西斯在中国领土上开始了新的屠杀，当他得知从中国传来的消息时无比愤慨，决定要以手术刀为武器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抗击日本法西斯强盗。1938年1月8日，在加美共产党的支持和国际援华委员会的安排下，他带领医疗队从温哥华启程来到中国。
经过20天的行程，白求恩抵达武汉。在武汉，他亲眼看到国民党的军队横行霸道，欺压百姓，一些从前线回来的伤兵，披着血污的军装，拄着拐棍在街上流浪。空袭警报拉个不停，日本飞机来时，街头巷尾乱作一团，一旦警报解除，爵士音乐马上便从歌舞厅里弹奏出来。当结束这段旅行到达延安时，他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在日记中他写到：虽然延安是全中国一个最古老的城市，我立刻觉出它是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城市。在汉口，我所看到的是一片混乱和优柔寡断、昏庸无能的官僚政治的种种令人灰心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