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安事变时，史沫特莱正在西安，迅速通过电台广播及时向世界报道了事件真相。1937年1月，她赴延安，广泛访问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袖人物。这时她的身份已不是《佛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了，而是一名外国新闻记者，她的稿件可以自由播发。她在延安红军总司令部和朱德相会，并作了多次采访，决定要写朱德的传记，不久就动笔，通过翻译来了解朱德的追忆，当记录到1934年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朱德即往前线，史沫特莱只得放下未完的书稿，留在延安。她曾问过毛泽东：“我是留在延安写朱德的传记好呢，还是到前线去报道战争好?”毛泽东说：“这次战争比过去的历史重要得多了。”于是，史沫特莱藏起了笔记本，预备走向前线。
她到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作战地采访，第二年1月又赴武汉，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人员，救护受伤战士，积极募捐支持医护工作，她向世界呼吁国际医疗援助，动员并组织了白求恩、柯隶华等人来华支援中国抗日战争。这年夏天，她受聘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报道中国抗战。
1938年，她完成了第三本书《中国在反击：一个美国女人和八路军在一起》，给人们以巨大的鼓舞作用。当武汉沦陷之后，史沫特莱便走向抗战前线，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抗日战场。有一次在新四军驻地，敌机突然袭来，司令部下令要她紧急疏散，但在她的住地却找不着她，后在战地医院发现她像门神一样怒气冲天地站在门口，坚决不肯离开，定要把每一个伤病员转移出院，把应准备的一切物品搬走之后才肯离开。她的行为表现了一位具有伟大牺牲精神的异国女性的正义和慈爱，正是这种对受压迫兄弟的爱使她一生为无产阶级斗争事业奋斗不止，获得中国人民的衷心爱戴。
1940年，史沫特莱去香港，准备返美治病，同时把在陕北和游击区搜集到的大批材料带回美国，想写成几本书。1941年9月，她回到美国，在美国她继续为援助中国抗战而积极演讲、募捐和写作。在美国，她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人民宣传家，不少英美人士都由于她的经历和宣传才了解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力量，才倾心于人民的正义事业。在美国，她出版了《中国的战歌》（1943年）一书，生动地报道了中国抗战的情况，颇受读者欢迎。书卖了不少钱，但她都大把大把地捐给美国一些进步的团体和中国的抗战事业，加上治病的费用，到后来她仍然非常穷困。1945年她不得不到一座文艺沙龙式的宾馆工作，以图挣钱自理。
这座称为“雅都”的宾馆是以《纽约时报》为主的几个财团捐给文艺工作者们休闲和工作的地方，并提供食宿。史沫特莱去了以后便用她不可抗拒的宣传魔力影响了当地几所大学的一些优秀教授和学生，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进而又影响了“雅都”的经理，一个极保守的女人，使她尽量邀请较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来这里，避免那些反动流氓来骚扰。在这儿，她一边写作朱德的传记，一边又在周围农民中间组织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小组，还邀请美共领导人在当地的支部、小组中作报告。刚开始，反动当局还不敢干预史沫特莱，到后来，他们对她进行监视，最后要她停止活动，说她暗中勾结共产党，宣扬共产主义。她秉直的个性不容忍“雅都”周围的无理迫害，提出严重抗议后，不辞而别。
于是她再一次陷于贫困之中。
她在纽约借住在乡下一对老年夫妇家中，自己种菜、写书、到外面演讲，聊以度日。虽然贫困，但她仍然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文章分析中国的事情，并对美报上诬蔑、歪曲中国人民的言论予以反驳和打击，哪怕很小的事情也决不放过。
1948年，香港《华商报》记者采访她，问她：“中国人民斗争即将到来的胜利将在国际上产生什么影响?”史沫特莱以她深远的目光预测到这一胜利的重大影响，她满怀信心地回答说：“世界将因此而改观。由于中国是亚洲的心脏，中国革命的胜利将最后宣告殖民地奴役制度的灭亡，并将给予全世界人类辛勤的努力以无比的鼓舞。……中国革命的胜利将给予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尼、缅甸以及印度这些国家的人民以新的希望，新的力量；不用说，这种希望和力量也将给予欧洲的广大平民。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人民一谈到中国人民胜利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感到自己充满信心和希望。……”史沫特莱已经把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希望表达得很充分，她早已将自己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融成一体。
史沫特莱的正义行为，遭到美国当局的仇视，1949年2月，她被指控为“苏联间谍”，使她的活动和言论受到限制，房东不敢租房给她住，演讲受到控制，文章很难发表，史沫特莱这时多么向往在中国和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相处的日子啊!那时她虽然也住窑洞，吃野菜、穿粗棉布衣，可心情是何其自由舒畅，处处是友爱，时时都体现了大家庭的温暖。于是她写信给在中国的友人，表达她想来中国的愿望。可是，美国政府不许她来华，一次次申请被驳回，她感到异常苦闷。惟一给她安慰的是听到中国传来的好消息，那时这位50多岁的老太太就兴奋得睡不着觉。
美国的客观环境日益恶化，史沫特莱深感再无法呆下去了，她想到流亡国外再辗转来到中国的办法。几经周折，她总算获准出境，但护照却是有限制的，只适用英国、法国、意大利三个国家，而且有效期只有一年，这无疑阻止了她从香港到中国的路。史沫特莱仍然离开了美国，前往英国伦敦。
1949年11月到了伦敦后，她的行为仍受到限制。英国听命于美国，对进步人士严加监视，史沫特莱只得整天关在家中，写作《朱德传》。恶劣的环境、令人窒息的政治迫害、对中国人民的热切渴望，很快使史沫特莱的身体垮下来。她经常生病，生活又相当艰苦，然而她对中国革命事业一丝一毫都没有失去热切的关怀。1950年3月，她写信到中国，要求把她在战时所购的1900美元的美国战时公债换来购买建设新中国的人民胜利公债。这种精神使中国人民深受感动。
不久，她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终于被贫病双魔击倒，逝世于英国牛津。遵其遗愿，她的骨灰安葬在中国。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墓碑上，朱德同志亲笔为她题词：“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史沫特莱去世后，她为朱德写的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时代》于1956年出版，它再一次告诉了人们，这位美国女性把自己和中国革命事业紧密联系的崇高精神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作者点评】
史沫特莱一生贫困，从贫困中奋起，在贫困中逝去，但她获得的精神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对被压迫民族的深切同情，表现了她原始的追求自由的理想，而直接投入到中国革命斗争中去，则体现了她自觉的为正义事业而奋斗的精神。只要是革命斗争需要，她都能放弃自己的私利而毫无畏惧地冲向前去，一位异国女子的牺牲精神，产生了多大的鼓舞作用啊!她在返美就医的过程中，时时刻刻把中国革命斗争挂在心上，为中国抗战不遗余力地呼吁、筹款，表现了一位正义者最高的精神品格。史沫特莱出生于劳动人民家庭，自幼在矿山长大，那种嫉恶如仇、伸张正义的性格贯穿着她的一生。当她在美国臭骂一些躲在美国的中国文人时，她心中充满了愤慨。她看到中国的贫弱，也看到中国的落后和愚昧，但她更看到中国革命领袖及他们所领导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及广大进步知识分子所蕴藏的无比巨大的革命力量，这种眼光是她从最底层的劳苦生活中锻炼出来的，也是她不懈追求正义而磨炼出来的。她为革命事业特别是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不仅奉献了她的写作与演讲才华，也奉献了她的青春和生命。而最重要的是，一个弱小女性走向伟大的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最形象地向全世界揭示了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道理。她的去世是美英反动派迫害所致，也正因为她的去世才说明一切反动派对革命正义事业的恐慌，对共产主义的害怕。当史沫特莱的骨灰由千里迢迢的英国运到北京安葬时，她终于实现了来到中国的愿望，这一壮举，使山河为之默哀，天地为之动容。她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她的精神和品德在中国人民心中永远闪烁着璀灿的光芒。
（刘海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