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盛传“惟楚有才”。从地理上讲，楚地田野丰沃，湖泊棋布，更有长江贯通首尾，气脉畅达，山川灵秀。从人文上讲，楚地奇才异禀，代有其人，如春秋战国时代的庄子、屈原、宋玉，汉代的庞统，唐代的孟浩然、陆羽，宋代的米芾，明代的李时珍、袁宏道，清代的湖湘学派，现代的闻一多、毛泽东……呈现楚文化特有的浪漫气质与奇特魅力。
现代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正是在这种楚风氤氲的氛围中，于1899年阴历10月22日诞生于湖北浠水县巴河镇附近的陈家岭，本名家骅。闻一多的父亲是清末秀才，国学造诣深厚，曾参加维新活动。闻一多读了五年私塾，10岁那年（1909年）考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属小学，开始接受新式学堂教育和新思想的洗礼。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课，闻一多回到家乡，同乡小伙伴惊奇地发现他已剪掉脑后的小辫子。1913年，14岁的闻一多来到北京，就读于清华园。当时，湖北仅有两名学子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闻一多就是其中的一名佼佼者，在清华学习了九年。这九年的求学生涯被闻一多写进了诗里——
九年的清华的生活，回头一看——
是秋夜里一片沙漠，却露着一颗萤火，越望越光明，四周是迷茫莫测的凄凉黑暗。（《红烛·回顾》）
清华园中的闻一多风度儒雅，刻苦自励，沉默寡言，成绩优异。因为闻一多是同学们公认的“博学之士”，所以在他周围有很多朋友。朋友之一的潘光旦劝他将“闻多”改为“闻一多”，闻一多欣然同意。学习之余，闻一多对新诗、戏剧、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曾自编自演独幕剧《革命军》，绘画作品曾送国外展览。作为“清华文学社”的成员，闻一多偏爱李义山和济慈的诗。认为一首好诗须有浓丽繁密的具体意象。年轻的闻一多钟情于浪漫派艺术，声称诗人应跨在幻想的狂恣的翅膀上遨游，然后大胆引嗓高歌。如同闻一多率真的性格一样，他反对诗歌创作的虚假媚俗，强调诗作必须能够激动人们的情绪，使人们感觉到生活的激流。
在清华园里，闻一多亲身沐浴了五四运动的风暴。事后，闻一多老实承认火烧赵家楼的那一天，自己留在学校作文书工作，拟传单、写标语。闻一多曾深情地回忆说，那是他在清华园最有意义的日子。从如火如荼的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真正领悟了科学与民主的真谛，这为他日后拍案而起捍卫民主埋下了伏笔。
1922年7月，闻一多启程赴美留学。在这一年的春天，闻一多特地赶回家乡，与父亲挚友之女高真举行婚礼。他反对行跪拜礼，改行鞠躬礼。高真是受过师范教育的五四新女性，对闻一多的人品、才情十分钦佩。闻一多不久从美国寄来《红豆之什》，诗中充满对高真的绵绵爱意。
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闻一多潜心学习绘画艺术，主要是学习西方美术理论和绘画技法。极具艺术气质的闻一多徜徉在世界名画的长廊里，发誓要做一个极端的唯美主义者。闻一多在赴美的翌年，转至丹佛珂罗拉多大学美术系专攻油画。他认真研究印象派、抽象派、立体派、未来派等流派的创作手法。稍后，他又转到纽约的一所艺术学院。闻一多曾在纽约办过个人画展，与同仁组织“中华戏剧改进社”。把《琵琶记》、《杨贵妃》等搬上舞台。当年参加演出的谢冰心回忆说，闻一多帮助演员化装，用油画画大屏风，并负责舞台设计。值得一提的是，留美期间，闻一多第一本诗集《红烛》在郭沫若的襄助下由上海泰东书店出版，它标志着中国新诗坛一位年轻诗人的诞生。请听这位新诗人对新诗的见解——“我总以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洋固有的诗。”换言之，他不主张作纯粹的本地诗，但仍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主张作纯粹的外洋诗，但主张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合后产生的宁馨儿。
这是1923年10月发表在郭沫若、成仿吾主编的《创造》季刊上的一段文字，它表明闻一多立志走出一条融贯中西、别求新声的艺术发展道路。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到美国。闻一多以悲痛之笔写了怀念中山先生的长诗，题为《南海之神》。同时，他又为纽约中国留学生举行的追悼会绘制了巨幅中山先生遗像。这一年夏天，闻一多怀着赤子之心回到了苦难的祖国。在《祈祷》一诗中，诗人激昂地写道：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地告诉我，不要喧哗！
9月，闻一多偕夫人、女儿北上，就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央美术学院前身）教务长，同时在北京大学教授外国文学。这时，闻一多尚不足二十七岁。
在闻一多的努力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创办了戏剧系，对于我国现代戏剧（尤其是话剧）的发展有重大影响。闻一多对新诗的热爱在此时表现得格外突出，他发表了名诗《死水》，以及著名诗论《诗的格律》，成为北京新诗坛炙乎可热的人物。
人们公认，闻一多是中国近代新诗坛最早倡导格律的诗人。他认为，一首新诗既要有音乐的美（音节）和绘画的美（辞藻），又要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那么，新诗与律诗在格律上有何区别呢？闻一多精辟地指出：
第一，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式，但是新诗的格式是层出不穷的。
第二，做律诗无论你的题材是什么？意境是什么？你非得把它挤进这一种规定的格式里去不可，仿佛不拘是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非得穿一种样式的衣服不可。但是新诗的格式是相体裁衣。……律诗的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
第三，律诗的格式是别人替我们定的，新诗的格式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匠随时构造。
1926年，闻一多痛失爱女（因病夭亡）。诗人满噙泪水，在诗作《忘掉她》中喃喃自语：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她已经忘记了你，她什么都记不起；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
1927年春，应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邀，闻一多来到武汉，在总政治部负责艺术宣传工作。在蒋介石的屠刀下，大革命以流产告终。闻一多来到上海，与徐志摩等人携手创办《新月》杂志，成为“新月派”代表诗人。1928年1月，闻一多的第二本诗集《死水》面世。诗人对祖国的挚爱、对黑暗势力的控诉，以及萦绕心头的苦闷和忧伤，都在这本诗集中有鲜明的体现。
1928年暑期过后，闻一多来到武汉，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这一年，闻一多年仅29岁。意味深长的是，武汉大学所在的珞珈山原叫罗家山，是诗人为之易名，禅意盎然，美奂美仑。
武汉大学似乎构成了闻一多一生的转折点，从前是才华横溢的诗人，此后是功底深厚的学者。而立之年的闻一多割舍了诗的世界，由杜甫这里走进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殿堂，以惊人的精力和速度，完成了《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杜甫》、《唐代文学年表》、《初唐大事表》、《全唐诗人补传》、《唐诗人生卒年考》、《唐诗统笺》、《唐代研究用书举要》、《唐人小说疏证》、《见存唐人著述目录》、《唐代遗书撰人考》等论著。
1930年秋，闻一多应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之邀，出任该校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身穿长衫、面孔瘦削、目光炯炯的闻一多，衔着烟斗，依然过着闲适的学者生活。1932年，闻一多告别美丽的青岛，重新回到清华园，在中国文学系担任教授，时年33岁。从前的留美预备学校已成为“国立清华大学”。十年前的一名留美预备生如今已是知名教授，重归母校，闻一多感慨万千。
当时，清华教授的月薪在三五百元之间，生活优渥。闻一多不用为生计烦忧，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周易》、《诗经》、《楚辞》、《庄子》、《乐府》、《唐诗》之中，学科涉及神话学、考据学、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他所撰写的《诗经新义》、《诗经通义》、《离骚解诂》、《楚辞校补》、《乐府诗笺》、《周易义证类纂》、《庄子内篇校释》等均为独树一帜的力作。“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郭沫若语）
一位名叫冯夷的学生，在《混着血丝的记忆》一文中这样回忆闻一多在清华大学上《楚辞》课的情景，诗人型学者的形象跃然如在眼前——那是初夏黄昏，……七点多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披着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眼镜，穿着黑色长衫，抱着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稿抄本，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起立致敬又复坐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把自己的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的一笑，问道：“那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坦直地接受这Gentlman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神秘的面容。——显然，他像旧中国许多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课精彩，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惮烦向注册课交涉把上午的功课移到黄昏以后的理由。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抗日军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大。联大重要决策多由教授会民主讨论决定，闻一多担任教授会的书记。时局的动荡，生活的清贫，并没有动摇闻一多做学问的决定。他虽然不再写诗，却对诗情有独钟。在《文学的历史动向》这篇重要论文里，闻一多指出：《诗经》的时代是中国文化定型，中国文学定型的时代，此后的两千年间，诗始终是中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从西周到宋的文学史，实质上是一部诗史。但到了北宋，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接力的是小说与戏剧。闻一多依然不能忘怀新诗，他说：太多“诗”的诗，和所谓“纯诗”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与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在一个小说戏剧的时代，诗得尽量采取小说戏剧的态度，利用小说戏剧的技巧，才能获得广大的读者。新诗所用的语言更是向小说戏剧跨进了一大步，这是新诗之所以为“新”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理由。闻一多认为，只有一个世界的文化，因为文化融合是历史的必然。他呼吁大胆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过去记录里有未来的风色。历史已给我们指示了方向——“受”的方向，如今要的只是勇气，更多的勇气啊！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闻一多替人刻图章，同时在中学代课，以补济一家八口的生活。诗人愈显得消瘦和严峻了。
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昆明成为反对国民党独裁、争取民主的大舞台。时代呼唤真的猛士！闻一多终于从书斋里走了出来，走在“一·二一惨案”的殡仪队伍里。闻一多主持祭礼，悲痛地说：四烈士永远安眠在民主堡垒里了，我们活着的，道路还远……在西南联大校友会举行的惜别大会上，闻一多称联大是著名的“民主堡垒”，在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6年7月11日，著名社会教育家、民主人士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战友的倒下，激起闻一多拍案而起，在李公朴追悼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义正严辞的著名演讲——争取民主和平是要付代价的，我们决不怕牺牲！我们每个人都要像李先生一样，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7月15日下午五时半，闻一多离开民主周刊社，与长子立鹤一同往家里走。突然，路旁闪出一帮国民党特务，对闻一多开枪齐射。闻一多倒在血泊中，立鹤大声呼叫着扑在父亲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罪恶的子弹。闻夫人和女儿听到外面枪声大作，急忙奔出家门。只见闻一多全身中弹，血如泉涌，脸色苍白如纸，未及与爱妻道别，就已踏上了不归路。立鹤身负重伤，经抢救终于脱险。
7月16日、18日，在先后为李公朴、闻一多举行火葬的仪式上，昆明万千学生和群众为烈士致哀。毛泽东、朱德特地自延安电唁闻一多家属。周恩来在上海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怒斥国民党政府的无耻卑鄙。延安的《解放日报》、国统区的《新华日报》致电闻一多夫人，赞誉闻一多是“民主领袖、青年导师”。7月26日，延安举行万人追悼大会，朱德总司令首先致词。10月4日，公祭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三先生的大会在上海天蟾舞台举行，周恩来亲写悼词，邓颖超代为宣读——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①①参见王康的《闻一多颂》第44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