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古为今用的毛泽东，对现代作家及作品的注意力大大低于对古代作家及作品的重视程度。同时也极少论及现代作家。然而鲁迅却是个例外。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之高，评论次数之多，古往今来的中国其他文人无一有此殊荣。
毛泽东是从《新青年》上读到鲁迅的。虽然他们并未见过面，但神交却由来已久，这是因为两人都怀有救国救民、解决中国问题的远大志向。据说在江西瑞金时，毛泽东听人讲，有个日本人认为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对此有所肯定地讲，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毛泽东已经从鲁迅的作品中读到了鲁迅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和主张，读出了鲁迅的心声。
1937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周年纪念日。这天陕北公学召开了纪念鲁迅的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鲁迅》的演讲。这是毛泽东首次公开而全面地评价鲁迅。毛泽东说：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助力。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一贯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站在无产阶级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随后毛泽东详细闸明了“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首先是政治远见。事实证明了鲁迅的政治眼光是非常敏锐的，政治见解无比准确和清楚。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其次是斗争精神。看清了政治方面，鲁迅就朝着一个目标奋勇斗争，决不中途妥协。他痛恨那些不彻底的革命者，更恨那些变节者。他的斗争是永不停息的。再次是牺牲精神。鲁迅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与迫害，不避锋芒，无所畏惧，站在战友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毫不妥协地要痛打落水狗。最后，毛泽东号召大家要学习鲁迅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
毛泽东对鲁迅的全面而高度的评价，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的。当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华北数省几乎陷入敌手，日本侵略军正气焰嚣张地践踏着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时，全面抗战之前就很嚣张的亡国论，虽在抗战开始后短时间内有所收敛，但随着国民党的失败，又老调重弹，起劲地宣扬悲观论调，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在这大敌当前，人心浮动的情况下，毛泽东如此公开评论鲁迅，并强调学习鲁迅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意在鼓励我们的干部战士和全国人民要勇敢地拿起武器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作斗争，要有信心，要像鲁迅先生那样有政治远见，看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光明前途；不要被暂时的困难吓倒，坚信我们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一定会胜利。因而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评价是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鲁迅的作品特别是杂文，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是刺向一切反动派的匕首和投枪，它们都充满了辩证法，许多篇章都运用分析的方法得出结论，使人充分感受到他的辩证明理的魅力。鲁迅的文章体现了不屈不挠的战斗性，主要表现在他将所有射来的箭统统“拿”来，抓住不放，向对方予以有力的还击。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对鲁迅评论的精辟见解中领略到鲁迅战斗性的特点。毛泽东说：“人家说他（鲁迅）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他临死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却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关于辩证法，我们可以从鲁迅杂文中信手拈来。鲁迅在《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这篇文章中批评了文艺界那种因为有点烂疤就要扔掉整个苹果的做法，认为金要“足赤”和人要“完人”的思想是错误的。鲁迅举例说明了人们应正确对待有缺点的文艺作品，要全面、辩证地看待事物和问题。鲁迅的这种观点与马列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论是完全吻合的。这也使他的文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理所当然地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鲁迅留学日本时，先是学医，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当时他想用医道来救国救民，使中国人民抛弃“东亚病夫”的帽子。但是国人面对侵略者残杀自己的同胞的屠刀麻木不仁的心态，使鲁迅认识到要拯救中国，必须唤醒国民。于是他弃医从文，用笔作武器，直接投身于对侵略者和一切反动派的斗争中，以期唤起民众，共赴国难。鲁迅以他坚定的必胜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鼓舞了多少热血志士投入到争取民族解放的洪流中去。鲁迅去世前不久，写了一首诗赠给日本社会评论家新居格。他写道：“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他向日本友人说明，当时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但就在这痛苦之中酝酿着解放运动，希望友人不要以为中国是无声的，东方雄狮即将发出怒吼。这可以说是鲁迅思想的道白，富有政治远见，充满战斗精神。
（曾宪松）
——中国现代教育家蔡元培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出生在浙江绍兴商人家庭。他六岁上学，十七岁中秀才，后连中举人、进士，由庶吉士补翰林院编修。其后，他一面办教育，一面组建“光复会”，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后，他担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并对清末旧学制进行了改革，采用西学制，破除孔学旧习。继之，他旅欧讲学，回国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委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以重任，提倡百家争鸣，支持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青年毛泽东曾师事之，高度评价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毛泽东评点蔡元培孑民先生左右：
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倡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行之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及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之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
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敬颂道安。不具。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此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6—6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毛泽东叩。阳。
——摘自于俊道、李捷编的《毛泽东交往录》第22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