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方面，继承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同时，他适应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又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对我国的国情，进行了正确的分析，作出了科学的判断，提出了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的设想，并为我国制定了一整套对外关系新战略、新方针。邓小平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在实践上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邓小平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理论概述
一、邓小平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理论的提出
邓小平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思想的形成集中体现了邓小平一贯的务实风格、求实作风，是在对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准确判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政策的继续。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外交理论形成的指导思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在制定国内政策时邓小平强调的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邓小平同样强调实事求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是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国际形势制定相应的对外政策。1984年8月24日，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邓小平谈到了有关国际争端的解决，指出：
“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1984年2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又指出：“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同上，第101页）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思想，既尊重了我国的实际、香港的实际，又尊重了英国的实际，是从实际出发处理国际关系、国际争端的典范。其他外交政策如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思想等，也都是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实际情况提出来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是邓小平外交理论形成的历史依据。邓小平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过内政外交的许多重大决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重要活动，尤其是代表我党参加了和苏共的多次谈判，是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见证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有着深刻的理解。这是他在新形势下能够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因。他的许多正确的外交政策，就是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譬如，在新时期实行的“不结盟”政策，就是他从过去苏联和美国实行的“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条约组织方式处理国家关系的教训中提出来的。他说，这些方式只会激化矛盾，造成国际紧张局势，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而实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和谁都搞好关系，谁搞霸权就反对谁，则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的国情和国内政策是邓小平外交思想形成的国内条件。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说，这就是“人口多、底子薄”，还有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邓小平说，制定内政和外交政策都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就要求我国的外交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使之为国内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也是邓小平多次反复强调的思想。早在1980年邓小平说就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41页）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是邓小平外交思想形成的国际条件。科学的外交思想的形成不仅需要正确的思想方法，不仅需要依据国情和国内政策的调整，而且需要依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
“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页）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正是依据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提出来的。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发展也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4年到1982年，这是实行“一条线”战略的阶段。1974年邓小平复出后就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国际上与美国建交，与日本、欧洲搞好关系，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对付主要的敌人苏联。
邓小平一贯重视我国的外交工作，从1974年到1982年，当时国际上美苏争霸世界，是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两霸中苏联又是最危险的敌人。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出兵侵略阿富汗，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为了对付主要的敌人，为国内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一方面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另一方面与美国接近，与西欧和日本接近，形成了“一条线”战略。
第二阶段从1982年到1992年，邓小平改变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思想，调整了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不结盟”的外交思想，由原来的“一条线”战略改为和谁都友好，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就反对谁，并且提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
1985年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了这个转变的过程。他说：“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由此可见，邓小平的国际关系与外交战略思想。是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不断变动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提出来的，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这也为我们党以后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方法。
二、邓小平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理论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概括地说，它包括如下内容：
（一）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1982年中苏恢复了副外长级磋商，国际局势趋向缓和，邓小平及时把握住这个变化，逐步改变了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改变了对时代的看法。1984年5月29日，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蕾多时，他首先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思想。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更直接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同上，第105页）世界局势趋于缓和，发展问题突出出来了。发展问题一方面是指世界各国都把经济发展定为基本国策，都在致力于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是指南北关系，是指国际上不合理的经济旧秩序严重阻碍着世界的共同发展。发达国家要提高发展速度和再发展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发展中国家为其提供广阔的投资场所和消费市场。
因此，南北之间有促进发展的共同责任。
这就是已经上升为时代高度的发展问题。
邓小平还认为，发展问题也是与和平问题紧密相连的。和平与发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发展需要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
另一方面，发展有利于和平，如果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难民大量涌入发达国家，也会造成大量的社会问题，也难以谈和平。只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发展起来了，消灭了国际经济中的两极分化，也就为巩固世界和平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世界才有和平。这是和平与发展问题统一性的一个方面。当然，和平与发展不是等来的，而是争取来的。当代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是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地区性的冲突在世界各地不断发生，要保持世界的持久和平，还需世界各国人民的不懈努力。发展问题更为严重，要消除国际不平等的经济秩序，这要涉及到南北国家的不同的利益调整。在这个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世界上，‘要解决发展问题，不仅需要发展中国家作出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也需要发达国家作出让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主权独立的象征，毛泽东就十分重视我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邓小平在新形势下同样重视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他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就是在涉及我国的主权问题上毫不让步，这是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1982年与英国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时邓小平就明确表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他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
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同上，第12页）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当然也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借口人权干涉我国的内政、损害我国的主权。
针对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邓小平在1989年9月4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同上，第320页）在新形势下，邓小平对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还赋予了新的内涵，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和平的政策，是真正的不结盟的对外政策，是“完全的独立自主。”
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指出：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同上，第57页）（三）强调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的关系
鉴于历史教训，在谈到新的对外政策时，邓小平强调的是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的关系。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就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同上，第330页）他又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同上，第330页）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无疑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我们丝毫没有民族利己主义。所以，邓小平在强调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家关系时，为了避免引起误会，他有时也指出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我们的对外政策。这就表明，我国的外交政策已经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限制，适应了经济上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要求，表明了我国的对外政策已经走向了成熟。
（四）提出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
1982年以后，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为了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关系的思想。
1987年美苏中导协议签定后，国际局势进一步缓和，针对各国都在制定新的政策，推动国际新秩序建立的形势，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时又强调了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思想，并且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
1988年9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阁下刚才提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看来，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好久没有谈了，现在恐怕需要重申这五项原则。我们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邻国之间的关系。”（《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的谈话（1988年9月21日）》，《人民日报》1988年12月3日）国际秩序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国际社会的主权国家或国家集团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而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战后形成的国际旧秩序是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本质的不公正、不合理的，是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邓小平所说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包括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国际政治新秩序，包括在世界上，无论大国、小国、穷国、富国都一律平等，都有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和意识形态的权利，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任何国家都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恃强凌弱；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大国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应当停止，应该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代替霸权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