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以彭定康为代表的英国政府在过渡时期制造的障碍，中国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基本法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例如，当“直通车”的前提不复存在后，全国人大宣布港英当局在过渡时期建立的三级政制架构（立法局、行政局、区议会）到1997年6月30日终止，届时为了弥补可能出现的法律真空，我们要成立临时立法会，这就粉碎了港英当局企图把既成事实强加给未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梦想。
由于英方的不配合，使香港回归变得困难重重。为了实现政权顺利交接，全国人大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
在预委会工作的基础上，1996年1月26日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着手具体筹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事务。在一年的时间里，筹委会完成了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选举产生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和临时立法会议员以及就香港原有法律提出处理意见等重大任务。对于香港政权交接和平稳过渡有关的重大经济问题、庆祝香港回归的有关活动安排等，也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意见。筹委会主任钱其琛在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筹委会工作报告中欣喜地指出，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导下和广大港人参与下，筹委会的工作取得了顺利进展。第一任特区行政长官和第一届政府的组成获得了广泛好评，香港的回归大局已定，形势令人鼓舞。
1997年7月1日是一个世人瞩目的时刻，一个永载史册的时刻。香港经历了百年沧桑后，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在这令人激动的历史时刻，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一国两制”构想的正确性以及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此付出的努力和智慧。
香港回归后的第一年中，令港人满意、同时获得国际公认的，是中央为保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真正落实，坚持不干预香港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中央派出的机构和驻港部队，以及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都严格依法办事，对特区工作积极支持而不加干预。香港广大永久性居民以当家作主的精神，遵循“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规定，已成功地建立起一个适应香港社会的政治架构。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在基本法铺设的轨道上正常运转。1998年5月举行特区第一届立法会选举。这次选举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按照人大“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进行。选举制度由特区自行决定。整个选举自始至终在公开、公平、廉洁的原则下进行。投票率高达53.29%，投票人数达148.9万人，均创香港有选举以来的最高纪录，表现了香港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和支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信心和决心。
“港人治港”以来，在经济上碰到两大难题。一是来自外部金融风暴的猛烈冲击，被形容为“第九级的经济大地震”；二是港英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量隐患逐渐暴露出来，“港人治港”受到了严峻考验。
特区政府基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及大量的外汇储备，沉着坚定地予以反击，保持了港元汇价基本稳定，联系汇率屹立不倒。这不仅对香港本身，对中国内地、对亚洲其他国家、地区乃至全世界都有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香港也分享了祖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有的权利和尊严。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崇高地位，香港在国际上受到更多关注。香港对祖国建设的作用更大，两制互补互利更加有效，出现了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的共同繁荣的局面。
1993年3月31日全国人大通过广泛征询和吸收澳人意见制定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此为起点，澳门进入了后过渡期。
在此期间，中葡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两国在澳门问题上的合作得到加强，过渡期各项工作一直紧张有序地进行，人们的参与热情和对澳门前途的信心大为增强，广大澳门同胞广泛深入开展了基本法的推介工作，积极参与敦促解决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官方地位等问题。1998年5月5日澳门特区筹委会在京成立。筹委会的任务，是负责筹备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有关事宜，包括制定第一届政府、第一届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具体产生办法。1999年5月15日由推举委员会推举产生第一届行政长官人选何厚铧，后经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何厚铧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二）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新主张新举措
新一代中央领导不遗余力地推动两岸关系向积极方向发展，江泽民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都重申了我们的一贯立场和政策。1989年9月29日他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这是我们的基本政策。”（《-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112页）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再次指出，“形势的发展，把结束两岸分裂局面，实现祖国统一的任务更加突出地摆在全体中国人民面前，一切有志于国家统一的党派、团体和仁人志士，都应该以民族大义为重，增强紧迫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对国家统一负有重大历史责任。”（《-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的新春茶话会上作了著名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俗称“江八点”。江泽民在讲话中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了八点看法和主张：（l）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2）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3）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首先，两岸达成一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4）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陆保留使用武力的权力并非针对广大台胞，而是对付中国统一的外部干涉和“台独”。（5）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6）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7）两干一百万台湾同胞都是中国人，尊重台湾民众的生活方式、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其合法权益。（8）欢迎台湾当局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解决。江泽民的八项主张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解决台湾问题政策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体现了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的决心和诚意，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
鉴于台湾李登辉当局拒绝和谈、限制交往、在国际上推行“双重承认”和“两个中国”的政策的行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993年8月31日发布了《台湾问题与中国统-》的白皮书。《白皮书》明确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人民日报》1993年8月31日《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白皮书》对台湾问题的现状、症结、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与主张作了全面阐述。
新的党和国家领导坚持了我国政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积极推动两岸经济文化交往和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中国政府希望和平统一祖国，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1995年10月和1996年3月面对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猖獗和台湾当局制造两个中国的行径，我军在台湾海峡进行了海军海上演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演习。演习的成功，显示了我国维护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
1997年9月12日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对祖国和平统一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一国两制”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实，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实行‘一国两制’，有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针对台湾岛内分裂倾向的发展和某些外国反华势力的干涉严重阻碍和平统一进程的事实，十五大报告再次重申：“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分裂，反对外国势力干涉，绝不允许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要努力用和平方式实现统一，但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图谋的。”十五大报告表达了海内外全体中国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共同心愿。
1998年5月11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开对台工作会议，这是1990年对台工作会议以来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指出，随着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的即将解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崇高愿望，是党和国家极其重要的神圣的历史使命。会议要求，全党要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实力，在此基础上全面发展两岸关系，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三）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
“鉴于美国同台湾问题的特殊关系，我国政府在坚持”一个中国，前提下与美国政府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原则的言行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同时也积极谋求改善中美关系。1997年10月27日应克林顿总统邀请，江泽民主席赴美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如何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台湾问题达成重要共识。美方重申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承诺今后要严格按照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来处理台湾问题。1998年6月30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访华期间再次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1998年11月25日至30日，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
26日，中日发表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宣言》指出：“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江泽民在《宣言》发表后对记者说，日方再次就台湾问题作出重要表态，应该说，在如何处理台湾问题上，中日之间已经有了充分和明确的指导原则。台湾问题作为中国的内政，事关中国主权和统一大业。正确对待和处理这一问题是中日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以上外交活动，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创造了必要的国际条件。
我们相信，不管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道路上还有多少艰难险阻，在“一国两制”思想的指引下，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祖国的完全统一和民族的全面振兴一定能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