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中，论述了在中国进行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客观环境和艰巨性。他指出：“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32页）“我们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同上，第335页）从根本上说，民主与法制建设，必然受到经济、文化诸条件的制约。我国脱胎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使得建设高度的民主和法制方面所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几千年封建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民主与法制的传统缺乏，广大群众的民主意识淡薄。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开始时就指出了这种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条件，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艰巨性、迫切性和长期性。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还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历史教训，得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反对封建主义的科学结论。他说：“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作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林彪、‘四人帮’宣传什么‘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我们已彻底粉碎了这个专政。这与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同之点，而且完全相反。现在我们已经坚决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并且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68页）从他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导致“文化大革命”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一是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党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忽视了民主与法制方面的建设，尽管有时也有所认识，但在实际上没有解决制度方面的问题，并且犯过错误。毛泽东就曾说过：“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四十年》，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二是“四人帮”利用了我们的错误，大肆宣扬什么“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可以说，正是在民主法制问题上的偏颇，加上其他一些复杂原因，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因此，‘要防止“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重演，必须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从改革制度着手，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反对封建主义结合起来。
第五，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结合起来，发展了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某些文明成果的思想。
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贯思想，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他们更多地是从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对立来认识问题的，对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论述较少。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注意二者之间的原则区别，又论述了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邓小平从历史发展的意义上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优越于资本主义民主，又从现实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论述了迄今为止社会主义民主还不如资本主义民主完备。
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而且可以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民主的某些具体做法和形式。
邓小平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时指出：“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33页）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同上，第337页）他曾经针对我们干部制度中形成的“能上不能下”的弊端指出：
“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能上能下的。”（《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30页）在讲到资本主义使用人才“不论资排辈”时，他指出：“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
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25页）在讲到建立退休制度时又指出：“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退休制度”，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同上，第387页）当然，邓小平不主张全盘照搬资产阶级的民主。总之，邓小平要求人们，既要敢于批判和坚决抵制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反动性，又应该以自己的博大胸襟，善于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建设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的社会主义民主。
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理论在实践中的发展
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理论在实践中的新发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遵循邓小平关于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的一贯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事业，对民主和法制建设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更高的标准。
（一）始终不渝地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方针
在庆祝建国4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再次强调了以往多次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基本主张，他重申：“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他还指出：“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必然危害社会主义民主。”
1992年3月，在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认真讨论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明确指出：在加快经济建设发展步伐的同时，要“坚持两手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遵循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法制建设的内在联系，论述了民主法制建设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保障作用。江泽民同志指出：“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应当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以巩固和发展稳定的社会主义政治环境，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全党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抓紧制定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和法规，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要把民主法制实践和民主法制教育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这些论述，都是我们在总结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重要结论，标志着我们对于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理论认识和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实践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民主、厉行法制的又一次生动体现。会议通过的决定，把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和目标具体化，同时要求大力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做到改革开放与法律建设的统一。
1996年召开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论证了民主法制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提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一定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通过加强法制建设，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确定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主题。江泽民同志继续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在跨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政治建设方面的目标和要求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发展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思想。
（二）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代表党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针，并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实行依法治国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巨大转变，是党和国家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变，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是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实践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战略决策。从1994年12月至1997年5月，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5次出席法制问题讲座。在讲座期间，江泽民等同志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逐步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张。在1995年1月21日讲座结束时，江泽民指出：我们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领导，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既要领导宪法和法律的制定，又要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严格依法办事。他在1996年2月8日讲座结束时的讲话，更是对依法治国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他认为，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他提出，依法治国就是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就是使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管理经济文化事务：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在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李鹏、乔石等同志也强调了这个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还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载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更加完整准确地说明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它说明：
第一，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具体行使有关管理职能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只是人民群众行使权力的代表者，他们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并且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依法参加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第二，依法治国的客体是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凡是涉及这些事务、事业的人员和组织，从普通公民到国家公职人员，从一般企业事业单位到高级国家机构，都应当受到法律的规范、制约和保护，而国家机构和公职人员的地位十分重要，处于依法治理的重点；第三，依法治国的标准是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必须严格依照体现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来进行。领导人的话不能被当成“法”，任何个人意志都不能成为治国的准则；第四，依法治国的方式，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治理国家，确保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
依法治国方略的确定，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民主的本质，它表明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已被进一步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也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对执政的规律和特点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提高执政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依法治国方略的确定，标志着当代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
（三）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政治体制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当代中国全面改革、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五大从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高度，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
第一，健全民主制度。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加强立法和监督工作，密切人民代表同广大人民的联系。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