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边吟哦一边推敲，让我把这些句子记在纸上，山野里没本子，我手中恰好有份会议文件，这些句子就记在文件周边空白上，密密麻麻的，看不出眉眼。我拿回去整理出来，才成为上面的诗句。
他是有心人，胸中盛满诗情。前些天我帮他找了一份郑永和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稿，他读了兴奋不已，称赞老郑是位真正的实干家，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今天诗人亲临县委会议现场，有了进一步的感受，竟然随口吟出一大篇诗句来。他的诗句概括了辉县当时的态势，描绘了县委在困境中艰难进取的状况，非常符合实际。
我反复地读着，赞叹：“好诗，朴实自然。”
他摇摇头：“是诗吗？不是诗，只是些押韵的大白话。和郑书记比，他才是诗人！他的顺口溜生动活泼又有气派，敢和当年王老九媲美！我还偷了他的句子，精彩的都是他的！”
那天夜里，我见到他伏在桌子上，把我记在文件稿空白处的诗句反复地琢磨，又涂涂抺抺改得模模糊糊。他让我帮他抄下来，抄在我的记事本上。我说这是你的作品，你应该保存起来。他苦笑着摇摇头：“写在文件上面，叫心得体会，不怕别人抓辫子。写到本子上就可能成为毒草，我才不干傻事哩！”
这篇诗稿因此就一直由我保存着，名字叫《登九山》。
郭小川还到过一个名叫拍石头的公社。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发现了一群为改变贫穷貌而敢于献身的无名英雄，他激动了，好似找到了自己的队伍，回到了战斗行列。他要求住下来。
大家好为难，拍石头公社太穷了，没有客房让他住，一天三顿啃黄面窝头。他坚持留下，拱到公社治山治水的工棚里，一待好几天。他跟公社书记孙钊一天到晚泡在工地上，与社员甘苦与共，贴心掏肺，洞察了那条山沟里发生的故事，为那里的人们写下一篇光辉的礼赞－－
太行山里，哪条沟里石头最多？
唉，哪儿都不少，要是把石头变成馍，全山区的人，包管一万年也不会挨饿；要问哪儿石头多，也许要数拍石头公社。
这一带有个古老而又神秘的传说：
拍石头沟里的石头，太阳一照金光四射；一到深夜，好像一下变成鬼怪妖魔，它们互相拍拍打打，声音响彻深沟大壑。
这声音，谁也没有听见过，可都这么说。
新中国成立以后，贫下中农翻身了，气壮山河。一批批的小伙子，偏在石头上横躺竖卧，听了多少晚，什么声音也没有，一片沉默。
传说消失了，人们只恨这石头太多太多，架桥使不着，盖房用不了，运走没处搁。而山洪年年暴发，石头照旧从坡上滚过，石头成了灾害，人们对它一时无可奈何。
这一年，古老而又神奇的传说似又复活，拍石头公社的山沟里，石头的响声大作。治山治水，改天换地的烽火，真把这里的石头烘得金光四射，生气勃勃。
这才是拍石头啊，过去的传说黯然失色；像母亲拍着婴儿入眠，爱得深沉又柔和，但人们用的是钻，是锨，是镐，是炮火；拍打石头，让它按照人的意志重新生活。
治山治水大军，森严地排满大沟小坡，响声四起，轰隆隆，哗啦啦，吱吱咯咯。这块抗日根据地，再现了当年战争的景色；太行山里，火星飞迸，尘烟漫卷，石头起落。
人们把石头拍成大坝，建起水库四座；人们把石头拍成地基，盘山公路通进山窝；人们把石头拍到地底，用好土把它们淹没；大片的田园，代替了石头成灾的干河。
人们把石头砌成渠道，让清清的泉水流过，人们把石头垒成田堰，使梯田整齐而又规则；人们在这过去的石滩上，获得了硕果。
粮食全年跨长江，一季越过黄河。
拍石头，拍石头，于今果然把石头拍成馍！
党委书记孙钊活着的时候，他常说：
“主席讲，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烈士们曾用鲜血保卫了这里，并不嫌石头多。今天，为啥不能在石头滩上把社会主义建设！”
公社借用的二十八间民房，白天上着锁，干部和群众在一起，天天在山沟里劳作，他们已经大干了五个冬春，永远朝气蓬勃；现在，在太行山里已经出现了崭新的公社。
孙钊同志刚刚死去，安息在田园中的石窝，但他的革命精神，永远在大地上活着。拍石头沟里的石头，继续变成更好的馍，拍石头的前程，像山上的青天一样广阔……
这就是郭小川吟唱出来的诗句，我认真品味着它，仿佛触摸到一颗怦怦跳动的心灵，窥察到一片贮藏着浓浓情感的胸怀。他的自我评价不错，他是战士。他是一名合格的战士。枪林弹雨中，他拿起枪，为民族的解放冲锋；阴风浓云里，他拿起笔当枪，为那些艰苦创业的普通老百姓呐喊助威。
读着他的诗句，看着他那饱经忧患、枯索消瘦的形容，我心头不由一阵颤抖，风雨雷霆纵然能够摧残剥蚀山岩的外表，却难以阻遏山岩下面汩汩奔流的泉水啊！个人的荣辱没有遮住他的视野，不公正的磨难没有萎缩他的胸怀，莫须有的罪名没能禁锢诗人飞腾的神经，恐怖的淫威难以扼制诗人嘹亮的歌喉。
他又开始歌唱了！
“我这叫诗吗？”
看着我把他的诗句工工整整抄在本子上，他谦和地笑着，又一次认真地发问。
我稍稍迟疑了一阵，没有立即回答。我不写诗，喜欢读唐诗宋词，偏爱元曲的句式活泼，以及充满生活情趣的民间俚句。对他的诗，我不敢随意评论。但我发现，他的诗句很朴实，就像当地人说的大白话，只是将大白话排列组合，加上韵脚而已。更让我惊讶的是他捕捉生活的能力，以及进入角色的迅速，上面那些句子把拍石头的精神写活了，也写到位了。
我便实话实说：“当然是诗了。看似平常不平常，看似简单不简单，你把拍石头神话了，写浪漫了。或许有人因为你的诗，记住这个不起眼的石头沟哩！”
他听了顿时兴奋起来：“应该这样，应该这样，这就是文艺家的责任呀！作家不写东西怎么成？如果不为人民写作还算什么作家？作家不关心人民的疾苦，不理解真实的人民情感，那算什么作家？”
平平常常的话语，闪烁着战士心灵的光辉。
我越发敬重这位战士。他那枯索而又倔强的外表下面深埋着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沸腾的生活对他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他也有战士的志向：活着时，为日月欢呼；倒下时，把新世界建筑。
他拥有战士的理想：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但愿也像硝烟，火药味很浓很浓。
他有战士的乐观精神：我将永远笑着，走向战斗的原野。
他有战士的胸襟：我要像海燕那样，吸取你身上的乳汁，去哺育那比海更深广的苍穹；我要像朝霞那样，在你的怀抱中沐浴，而又用自己的血液，把海水染得通红。
我联想到他以前的诗句，那的确是战士从心中一句句涌出的心里话。那是一个豪放雄健的战士在呼啸。而现在他受伤了，伤的不仅仅是皮肉，而且是伤及内里，伤及神经，这伤使他一下子颓丧下来，陷入孤独、寂寞的痛苦里。
我不知道他以前的生活规律和生活习惯，在那段相处的日子里，我发现他是一个十分散漫的人。他每天都睡得很晚，甚至经常通宵不眠－－他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每天靠服大剂量的安定片入睡。睡不着时，他便趿着鞋，抽着烟，在屋里走来走去，双目盯着地皮，好似审度着往昔漫长的来路，搜索着峥嵘岁月中的美好记忆；又好似丈量着以后的路程，忐忑不安地探测着潜伏的陷阱、暗箭，积攒出一份防备和躲闪的力气……
新闻大院的住客们都误解了他的孤僻、矜持的性格，都不想亲近他打搅他，都对他敬而远之。他也乐得清净，甘守孤独，从不轻易和人交往。他就那么守在屋里没完没了地踱步，踱累了，和衣靠在被摞上，用被角搭着半截身子，继续抽烟、假寐，什么时候困了，便迷糊过去。
我常常在早晨走进他的屋子，便会发现他这样一副尊容：双腿耷拉在床沿上，被子拖到地下，和衣而眠，上半身靠着被摞，脑勺依着墙头，似睡非睡地打着鼾，手指缝还夹着烟屁股。身边稍稍有点响动，他便会睁开眼睛……
我不忍惊醒他，便轻手轻脚退出来，等他什么时候睡醒了，再陪他去吃饭。
他每天都是最后一个到餐厅吃饭的人，此时，食堂早已打扫干净，收拾利落了。他便默默坐下来，厨房随便给他弄一点，有什么吃什么，他从不挑剔。他吃得很少，默默吃过了又默默走回来。后来，他意识到这样的做派不好，索性不吃早饭了。
我发现了，便和食堂打了招呼，每天都给他留下早餐，他去了便吃，他不去，便托服务员把饭送过来。早饭一般很简单，一碗小米粥，一碟咸菜或拌黄瓜，外加几片炸馒头，送到他屋里并不费事。
他很感激，却从未说过一个谢字。对服务员没谢字，对我也没谢字。
他把早饭用过，便把碗筷盘碟顺手扔在墙角处。每天他都说，要记着把碗筷带回餐厅去，却又每天都忘记。三五天下来，他那屋角便堆放着一大堆用过的碗筷盘碟，好似饭店一角。我又得把服务员喊来，帮他清理、收拾干净。
他这些生活习惯招来服务员的不满和抱怨。有时服务员不愿去他的房间打扫和清理，我便只好从中做些说服、协调，防止闹开了影响不好。
如果这些生活习惯属于文人的懒散和不拘小节，倒也正常。但我觉得这是一种变态，一种不正常的生存环境对他的行为方式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行为扭曲，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习惯－－这些行为习惯，最终成为酿造他生命悲剧的直接诱因。这是后话。
我尽可能理解他，理解他被一种难以排遣的痛苦笼罩着，胸中有一片痛苦的沼泽，他无法逾越。然而，对新闻大院的每一个人来说，这种境遇人人皆有，为什么唯有他深陷其中、魂牵梦萦、难以自拔呀？
有天，我接到交通部潘琪副部长的来信，让我到北京一趟，汇报我准备写长篇小说《大路歌》的情况。潘部长到辉县“愚公移山专业队”视察过多次，对辉县山区公路建设的成绩很重视，对我以此为背景写部小说的想法很感兴趣也很支持，他明显想让我做出点成绩来。他在郑州开会时曾约我谈过一次，给了许多鼓励，让我去北京会面，无非还是鼓励、加油。
郭小川听到我要去北京的消息，就对我说，想求我捎点东西，还说等我临走时再交给我。我自然不会推托，临行前去见他。他拿出一个铁皮暖水瓶递给我，大红色的，印有图案，好像是一枝梅花两只喜鹊，暖瓶沉甸甸的，装满开水。
他脸上现出意外的红润，对我说：“我今天特地上了趟大街，买了这个暖水瓶，想托你捎到北京，亲自交到一个人手里。”
他又塞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有地址和收件人的名字，他没有解释，我也不好多问，只是郑重地揣在怀里，说：“保证送到！”但是，我一路上心里犯嘀咕，这个郭小川，究竟搞什么名堂？几百公里路捎个暖水壶，还装了一壶开水，北京稀罕这玩意儿呀？
我到北京的第二天，抽空去替他送暖水瓶。按照地址找到宣武门，那里有一片宿舍楼，经打听知道这里是光明日报社的家属区，又按照字条上标的门牌号，敲响了一扇紧闭的房门。
连敲几遍，那扇门才吱咯开启不足半尺宽的一道缝隙，里面光线昏暗，透过门缝可以看到一张女人的面孔，四分之一张脸，还有一只眼睛。女人的脸色很苍白，眼睛散出警惕漠然的光，扔来一声冷漠的问话：“你找谁？”
我赶忙回答，清晰地说明来意：“我从河南辉县来，受郭小川之托，给杜惠送点东西！”
话音未落，那道门缝砰然闭合，那面孔没了踪影，门里传来一句冷峻的回话：“你找错人了！我不认识郭小川！”
我木然站在门外，尴尬半天。那扇门冷如石壁，无声无息，我只得哑然退去。按照字条上所标，又向邻居打听，人家相告：“你找对了，住在里面的正是你找的人，她如果否认就没办法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再无勇气去敲那扇门，只好提着水壶怏怏而去。
北京归来，我对郭小川有愧嘱托，艰涩地向他叙述了寻人送物的经过，并把暖水瓶交还他，也算完璧归赵。
他听了我的讲述，腰杆顿时弯了下来，伸出双手接过暖水瓶，紧紧搂在怀里，眼圈浮出浓重的潮红，嘴唇哆嗦着，挤出一句声音嘶哑的话：“专员，你见到的是她，她是我的妻子，她……还是不能理解我呀！”
他的周身一阵颤抖，“砰嚓－－！”暖水瓶摔在地上，水泼洒了一地，破碎的玻璃屑四处飞散。
他呆呆站在那里，木偶泥塑一般，冷若冰霜。那天的晚饭他没吃，坐在椅子上一支接一支地猛抽香烟。我到食堂做了碗面叶给他端来，好生相劝，他才吃了半碗。
他的沉默让人害怕，我担心他伤心过度会出意外，不敢离开去休息。直到夜半时分，他才解释说：“专员别见笑，我平常不是婆婆妈妈的人。我和妻子关系不错，她是记者、知识分子，运动中和我划清界限，可以理解。你去北京那些天，恰好是她的生日要到了，托你捎个铁皮保温瓶，我想了好久啊！看上去外表是铁，冷冰冰的，肚子里是热的，一腔沸腾的热血啊！这番心意她应该懂的，能够看出来的，可是……唉，她怎么说不认识我呢？难道对我失去信心啦？她应该听你讲讲情况呀……”
他就这么几句话，反反复复，念念叨叨，不厌其烦。
我对他们夫妻之间的事一无所知，他也不愿展开话题，我无法猜测，无法对话，也无法劝解，只能隔靴搔痒地安慰几句。但能看出，他对妻子很在乎，对他们的关系很看重。他精心设计的故事让我演砸了，他表现出来的是那般揪心扯肺的痛苦！由此推测，后方的缺失，爱情的失衡，是造成他生命悲剧的重要因素。
我们相处的时光，他没有和我谈起他的家庭生活，只是偶尔谈起他有个儿子郭小林，郭小林在河北某地插队，如果有可能，他想把儿子调到辉县来。他看到这里好人多，古道热肠，乐于助人。
我很赞同他的想法，并且表示愿意帮助他。我想，如果儿子能来到他身边，他便不再孤独了。
他果然写了信去，不多天，他儿子便来了。
这是个极清瘦、纤细、文弱的小伙子，不足二十岁，个头超过他父亲，气质、风度却逊色很多。他戴一副样式陈旧、质量很差的近视镜，好像度数不够，看东西还要眯缝着眼。他的面色和他父亲一样青灰、病态。留着短短的青年发式，茅草一般发黄，穿一身学生服，蓝颜色都洗白了，肩头还打了补丁，一看就知道是个没人照应，被生活的风霜侵蚀了少年风华的可怜人。
他挎着个破挎包，干瘪瘪、皱巴巴的，他很局促地站在那里，接受父亲的问话。他垂着脑袋，几乎是问一句答一句，略显口吃。不见父子相见的温情，两个相处有点像上级对下级的盘查。
郭小川把小林介绍给我，托我照应。我便把他带回家里，从枕头下面翻出一套没有挨身的劳动布工作服送给他。他倒不拘束，当场换过穿在身上。当他重新站在郭小川身边时，得到一连声的惊叹：
“哦，像个人了！像个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