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来的小白猪
李捷鑫
她弯腰摸摸小猪的头，嘴角含着淡淡的笑意，神采焕发，仿佛年轻了许多：“倒是我和你爸生活了40年，居然不知道他有这么好的演戏天才。”
家中小白猪失踪之后，妈一直很气恼。
当初妈决定买这头白猪来贴补家用。爸唠叨半天，说了一大堆。妈气不过了，咬牙用存了很久的私房钱买下。没想到养了几天，因为一时疏忽忘了关猪栅，居然给它逃跑了。妈为此自怨自艾难过了好几天。妈的心情不好，家中静下来，我和爸讲话都得小声小气的。
一个多礼拜后的一天，我在客厅，妈在厨房忙。
突然，“砰”的一声，爸撞开门冲进来。
“看！这是什么！”爸两手举得高高的。
妈双手在围裙上擦拭着，皱着眉从厨房走出来。
“小白猪！”我和妈同时大叫出声。
爸把它送到妈面前，邀功似的：“我在湖边找到它的时候，脖子上还套根绳子，可能是邻近的小孩抓到了养着，玩腻了才放它回来的。”
接过小猪，妈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它满是泥巴的头，竟流下泪来。
爸走过去，一反平日的粗声粗气，温柔地轻揽着她的肩头：“找回来就好了，有什么好哭的呢。”
妈的脸有些红，轻躲开爸的手，擦擦眼泪，掩饰说：“我看看饭好了没有。”
客厅里只剩下我和爸，他把头舒服地靠着椅背。
“爸，可惜这只嫌小了点儿。”
爸猛地从椅子上跳了下来，难以置信地瞪着我。
我笑笑，“昨天我看到你去找古叔幺的。”
“好家伙！”爸一边笑一边摸口袋想找烟，又颓然放下，摇摇头，“我从你妈‘配给’我的烟钱里，东扣西扣好不容易才省下来的‘私房钱’。这下倒好，得戒烟了。”
我走到厨房，妈在炒菜。
“好大的油烟。”她撩起衣襟，擦拭一下眼睛。
“你爸和你说些什么？”
“没有。”
“真的没有？”
我心虚地垂下头：“什么也没有。”
“大概是说这只猪怎么弄来的吧？”妈说，“他也真傻，猪是我养的，怎么会认不出来呢？”她弯腰摸摸小猪的头，嘴角含着淡淡的笑意，神采焕发，仿佛年轻了许多：“倒是我和你爸生活了40年，居然不知道他有这么好的演戏天才。”
离开厨房，背后传来妈的声音：“告诉你爸，衣橱里有我以前替他存的两条‘长寿牌’香烟。”
门外，爸躺在摇椅上，面对着满天云彩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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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最大的享受，莫过于亲情的传递与家人之间的互相疼爱。家给我们留下的最美的回忆，常常是那些最平常不过的对话，最普通不过的东西，比如那衣橱里的烟，比如这头小白猪。
幸福的黄手帕
［美国］彼得哈米莉
她告诉了别人，不久大家全知道了，快到温哥故乡时都紧张起来，看温哥拿出的几张照片，照片中是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他妻子自有一种朴实的美，孩子还很小，照片抚弄得太多，满是裂痕。
几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是在纽约格林尼治碰到的一个女孩子说的。她说当时那些人里有她。此后别人听我提起这件事，便说他们记不起是在哪本书上看到过大致相同的故事，或说听熟人讲过，是那位熟人的朋友的亲身经历。这故事很可能就是那种深藏在人们心底的神秘民间传说，每隔几年，就以不同的说法流传一次。尽管故事中的人物不同，寓意却始终如一。我倒愿意相信某时某地真有其人其事。
他们到佛罗里达去，3个男孩，3个女孩。他们用纸袋带着夹肉面包和葡萄酒，上了长途公共汽车，梦想着金黄色的海滩和海潮。灰暗寒冷的纽约，在他们后面消失了。
长途汽车隆隆南驶，温哥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坐在他们的前面，身穿一套不称身的褴褛衣服，动也不动，灰尘蒙面，使人看不出年纪。不断地咬嘴唇内部，寡合得仿佛处身愁茧，默无一言。
长途汽车深夜驶抵华盛顿郊外，停在路旁一家餐馆门外。大家都下了车。只有温哥没下，像在座位上生了根似的。这批青年觉得奇怪，就猜想他究竟是何等人物：也许是船长，是抛妻别家的人，是解甲归田的老兵。他们回到车上，有个女孩就在他旁边坐下，向他自我介绍。
“我们是到佛罗里达去的，”她爽朗地说，“听说那儿风景很美。”
“不错。”他淡然回答，仿佛勾起了想忘却的事。
“要喝点酒吗？”女孩问。他露出笑容，喝了一大口。然后谢谢女孩，又闷声不响了。过了一会儿，女孩回到自己一伙人那里，温哥在点头冲盹。
早上，大家醒来，车已开到另一家餐厅外面，这一次温哥进去了。女孩一定要他一道吃。他好像很难为情，叫了杯不加牛奶的咖啡，那群年轻人闲谈着露宿沙滩的事，他却紧张地抽烟。再上车，女孩又和温哥同坐，不久，他不胜辛酸地慢慢说出了自己的沧桑。他在纽约坐了4年牢，现在获释回家。
“你有太太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女孩问。
“说来话长，我在牢里写信给妻子，”他说，“告诉她我要很久才能回家，要是她受不了，要是孩子老在问这问那，要是觉得太丢脸，就忘掉我吧。我会理解她的。她是个了不起的女子，真好的女子，我说另找个男人，忘掉我吧。我告诉她不必给我写信，她没来信。3年半没有消息。”
“你现在回家，还不知道情形怎么样吗？”
“不知道，”他很腼腆地答，“是这样的，上周我确知可以假释了，又写了封信给她。镇口有棵大橡树。我告诉她，假如还要我的话，就在树上挂条黄手帕，我就下车回家。假如不要我，就不必了——没有手帕，我就不下车，一直走下去。”
“喔唷，”女孩叫了起来，“喔唷。”
她告诉了别人，不久大家全知道了，快到温哥故乡时都紧张起来，看温哥拿出的几张照片，照片中是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他妻子自有一种朴实的美，孩子还很小，照片抚弄得太多，满是裂痕。
他们离镇只有20里了，年轻人都在车右边靠窗而坐，等着看那棵大橡树出现。车厢里气氛沉郁，寂静无声，想到生离之苦，青春虚掷，大家都默然无语。温哥不再眺望，沉着脸，重又流露着出狱犯的神情，像是怕会再遭挫折，先在心理上加强准备似的。
还有10里，还有5里。接着，突然之间，所有的年轻人都离座起立，狂喊狂嚷狂叫，雀跃不已。只有温哥例外。
温哥坐在那里惊得呆了，目望着橡树。树上挂满了黄手帕——20条，30条，也许好几百条，就像旗帜迎风招展欢迎他。在年轻人欢呼声中，这个刚出狱的人离座起身，走到前面，下车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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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长长的一段路，走过去，就要经过家庭的驿站。家庭，是葱葱的一座园，住进去，就要播种亲情和温暖。亲情，是清清的一注泉，饮下去，就会品到幸福的甘甜。虽然，在很多年前、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故事，但每当我们再次重读时，仍会有一种真实的感动。
除夕的大钱饺子
张林
“我……这是咋回事？”母亲疑惑着。这时，当啷一声，一个东西从她的嘴里掉在碟子里，正是那个大钱。于是，我领着老婆孩子一齐欢呼起来：“母亲有福！”
那一年，是动乱的第二年吧，我被划进了浩浩荡荡的黑帮队伍里。那时的黑帮也真是多，可以整班整排地编制起来。我在那长长的队伍里倒不害怕，觉得不孤单。怕的就是游斗汽车开到自己家门口，这一招太损了。嘿，越害怕还越有鬼，有一次汽车就真的开到了家门口。那八旬的老母亲看见了汽车上的我，嘴抖了几抖，闭上眼睛，扶着墙，身子像泥一样瘫了下去。妻子竟忘了去扶持母亲，站在那儿，眼睛都直了，跟个傻子一般。
我担心老母从此会离我而去。谢天谢地，她老人家总算熬过来了。转眼到了除夕。还算万幸，除夕这一天竟把我放回家了。
一进家门，母亲用一种奇怪的眼光打量我，好像我是撞进这个屋里来的陌生人。然后，她一下扑过来，摸着我的脸，像摸一个婴儿的脸那样。最后，她竟把脸埋在我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妻子领着孩子们只远远地站着，好像不好意思往前来，也在那儿哆哆嗦嗦地哭。
“媳妇，快包饺子，过年！”母亲对妻子说。妻子痛快地答应，只是样子有点慌乱。
于是，一家人忙起来，剁馅、和面，孩子们也像上足了发条的玩具车开始跑动起来……节日的味道总算出来一点了。一会儿，全家就围在一起开始包饺子。这时，母亲忽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拍一下大腿说：“哎呀，包个大钱饺子吧，谁吃了谁就有福！”
大钱饺子，我小的时候包过，可我一次也没吃到。现在已经多年没有包了。为了使母亲高兴，我同意了，而且希望母亲能吃到这个大钱饺子。我要真诚的祝福她，愿她多活几年。为了我，母亲已经完全憔悴了。
母亲从柜里拿出个蓝布包，从包里掏出一枚铜钱来，还是道光年间的古货。我看见她颤抖地把这枚古钱放在一个面皮上，上面又盖了点馅，包成一个饺子。这就是大钱饺子了。
我看见，母亲包完这个饺子之后，用手在饺子边上偷偷捏出一个记号，然后，若无其事的把它和别的饺子放在一起。但我已经清楚的记住了这个饺子的模样了。
饺子是母亲亲自煮的。母亲煮饺子最会掌握火候。什么时候煮皮、什么时候煮馅，总是恰到好处。妻子这些年总也没把这项技巧掌握到手。现在饺子要熟了，像一群羊羔一样漂上来。我一眼就看见那个带记号的大钱饺子。
母亲在盛饺子的时候，把那大钱饺子盛在一个碗里，又偷偷把它拨在紧上边，然后把这碗饺子推到我面前：“吃吧，多吃，趁热吃。”我觉得心里一阵热，鼻子也酸疼起来。我怎能忍心吃这个饺子呢？应该让母亲吃，让她高兴高兴。但我一时想不出办法，因为母亲认识这个饺子。
我想那就给妻子吧，她跟我生活了二十年，现在已经是快半百的人了。为了我挨斗，她整天整夜睡不着，心血都快要熬干了，头发也变白了。我趁妻子上厨房去拿辣椒油的工夫，偷偷把大钱饺子拨在她的碗里。等一会她吃到了，我就领着孩子们欢呼。谁知，妻子从厨房回来，看了看碗，呆呆不动筷子。半天，她才抬起头，用一双深沉和感激的眼睛望着我，眼圈都红了。啊！她也认识这个大钱饺子。
妻子没有作声，显得很平静。她吃了几个饺子，忽然说了声：“都快粘在一块了。”说着，就把所有的饺子碗拿起来摇晃，晃来晃去，就把那碗有大钱饺子的放到了母亲跟前。母亲显然没有注意，她的双眼一直看着我，大约有些奇怪，儿子吃了那个饺子为什么不吱声呢。她边看我边吃饺子，突然“啊”了一声，大钱饺子硌了牙。
“奶奶有福！吃到大钱饺子了！”妻子像孩子般喊着。
“我……这是咋回事？”母亲疑惑着。这时，当啷一声，一个东西从她的嘴里掉在碟子里，正是那个大钱。于是，我领着老婆孩子一齐欢呼起来：“母亲有福！”
“奶奶有福！”
“奶奶有福！”
“……”
母亲突然大笑起来，笑着笑着，流出了一脸泪。我和妻子也流了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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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父母是炉，温暖着幼小的孩子；长大了，孩子是树，遮护着苍老的父辈。大钱饺子，是亲情的凝结；大钱饺子，是亲人之间真诚情感的延递。
给妈打电话
爱亚
“妈妈！我要去上课了，妈妈！早上我很乖，我每天自己穿制服、自己冲牛奶、自己烤面包，还帮爸爸忙，中午我去楼下张伯伯的小吃店吃米粉汤，还买油豆腐，有的时候买一粒肉粽……”
第二节课下课了，许多人都抢着到学校门口唯一的公用电话前排队，打电话回家请妈妈送忘记带的簿本，忘记带的毛笔，忘记带的牛奶钱……一年级的教室就在电话旁，小小个子的一年级新生黄子云常望着打电话的队伍发呆，他多么羡慕别人打电话，可是他却从来没有能够踏上那只矮木箱，那只学校置放的、方便低年级学生打电话的矮木箱。
这天，黄子云下定了决心，他要打电话给妈妈，他兴奋地挤在队伍里，队伍长长，后面的人焦急地捏拿着铜板，焦急地盯着说电话人的唇，生怕上课钟会早早地响，而，上课钟终于响起；前边的人放弃了打电话，黄子云便一步抢先，踏上木箱，左顾右盼发现没人注意他，于是抖颤着手，拨了电话。
“妈妈，是我，我是云云……”
徘徊着等待的队伍几乎完全散去，黄子云面带笑容，甜甜地面对着红色的电话方箱。
“妈妈，我上一节课数学又考了100分，老师送我一颗星，全班只有4个人考一百呢……”
“上课了，赶快回教室！”一个高年级的学生由他身旁走过，大声催促着他。
黄子云对高年级生笑了笑，继续对着话筒：
“妈妈！我要去上课了，妈妈！早上我很乖，我每天自己穿制服、自己冲牛奶、自己烤面包，还帮爸爸忙，中午我去楼下张伯伯的小吃店吃米粉汤，还买油豆腐，有的时候买一粒肉粽……”
不知怎么的，黄子云清了下鼻子，再说话时声嗓变了腔：
“妈妈！我，我想你，好想好想你，我不要上学，我要跟你一起，妈妈！你为什么还不回家？你为什么还不回家？你在哪里？妈妈……”
黄子云伸手拭泪，挂了电话，话筒挂上的一刹那，有女子的语音自话筒中传来：
“下面音响10点32分10秒……”
黄子云离开电话，让清清的鼻涕水凝在小小的手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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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常常使我们碰壁，有了母亲的关心和呵护，再痛的伤口也会愈合；人生时时让我们快乐，但缺少了母爱的信赖支持，再开心的日子也会变得难熬。一个电话，说了一个心碎的故事，表现一段心疼的柔情。
背后那双眼
尤今
听到这话，眼前立刻浮起一个瘦小的背影。她站在垃圾桶前，把信一捆一捆地往下丢，长长的脸，满满的都是怨；细细的眼，湿湿的都是泪。可是，这女孩，没有想到，她的背后，有一双充满关怀的眼睛，如同照明灯一样，为她照亮前面的道路。
那一年，我读中二。
清楚地记得：当时《南洋商报》有个服务版，每周都拨出一定的版位，让读者免费刊登“征求笔友启事”。
我是个终日把自己囚禁于文字的女孩——既爱读，也爱写。握在手中的那管笔，仿佛藏了千军万马，老是呼啸着想冲出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却是个木讷口拙而又孤僻离群的人，因此，以笔交友，对于社交生活一片空白的我来说，充满了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力。
一日，鼓起勇气，以“漪佩”为名，拟了一则“征友启事”。
两周过后的一个早上，才踏出房间，便听到爸爸喊道：
“过来。”
指着报上的那则征友启事，问道：
“这漪佩，是你吗？”
爸爸那张好像“发霉面包”的脸，使我本能地起了战栗性的惧怕，以细若蚊子的声音应道：
“是。”
接下来那一周，信件惊人地多——不是一封一封地飞来，而是一叠一叠地涌来，信箱几乎都被撑破了。
爸爸坐在身边，拆信、读信，然后，成堆成堆地用橡皮筋子捆起来，表情肃穆地嘱我拿去丢掉。我倔强地忍着眼泪，照他的指示做。信从十多层楼上往垃圾桶扔下去时，发出了闷闷的声音，我明显地感觉到悲哀像一阵黑黑的风，冷冷地掠过我挂了一块铁的心。
以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件事一直是我心里很大的一个疙瘩。它连同生命里许多快乐与不快乐的事儿深深地埋葬在我记忆的底层里。
事隔30年，在接受资深记者黄丽萍小姐的访问时，爸爸忽然提起了这件尘封已久的往事，说：
“我怕她误交损友，所以，不让她回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