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宗教问题的认识史上，经历了“四个阶段”、“两次飞跃”。我们只有搞清楚马克思的这一认识过程，才能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思想有一个完整的把握，也才能对“鸦片论”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是浙江工商大学宗教研究中心主任陈荣富提出的一个观点。其中“四个阶段”是指：“宗教批判—政治批判—经济批判—文化批判”，“两个飞跃”是指：从历史唯心主义宗教观向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的飞跃，从宗教研究的政治向度向文化向度的飞跃。1843年以前，马克思对宗教进行的主要是纯粹宗教批判。此后，认识到宗教的根源在尘世，关注中心发生转移，从对天国的批判转向对尘世的批判，从对宗教的批判转向对法的批判，从对神学的批判转向对政治的批判。从1844年后，马克思转向对经济的批判，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完成了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和从历史唯心主义宗教观向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认为“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在根本上影响了他们对原始社会发展史和对原始宗教发展史的认识。50年代以后，马克思在研究经济学的同时开始关注文化史的研究，并提出了宗教是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的论断。19世纪70-80年代，出版了许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著作，大量史料证明：原始社会是无阶级社会，原始宗教是原始人类长达10余万年历史的精神支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工具。这些史料应该说给以马克思以极大的震撼。他中断了《资本论》的写作，带着疲惫的身体，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研读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并作了大量摘录和批注。马克思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构成了马克思的文化批判阶段，同时也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实现了宗教观上的第二个飞跃，从宗教研究的政治向度向文化向度转变。当然，马克思没有来得及消化这些材料并写出相应的著作就去世了。好在恩格斯作了一定程度的弥补，在他为继承马克思的遗愿而写的著作中对宗教进行了一些研究，提出了原始宗教产生的认识根源（灵魂不死和万物有灵的观念），归纳了原始宗教的社会功能（提供社会组织结构模式、维系社会集团统一的精神纽带、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等），并把宗教划分为“自然宗教”和“人为宗教”两大阶段。这些研究成果超出了用阶级的、政治的观点看待宗教的旧有眼光，进入了在人类文化历史和生活中研究宗教的宏大境界。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我们必须把宗教“鸦片论”的说法放在它被提出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和个人认识发展过程的具体环境中去把握，切不可夸大它、甚至是对它做绝对化的理解，那不但是对提出者的极大误解，也是对我们自己面临问题的不负责任。这里，需要梳理一下我们获得的认识：一是怎样看待马克思的宗教观？应当说，现在我们对马克思的宗教观的认识大大地扩展了，也大大地加深了。我们看到，马克思对宗教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1844年的那个简单的“鸦片论”的水平上，自那以后，他实现了宗教观点从历史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实现了宗教研究从政治维度到文化维度的转变，他的宗教理论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二是怎样看待列宁的宗教观？现在看来，列宁一方面对宗教的认识有所深化，比如说宗教“最深的根源是贫困和愚昧”，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一方面也有许多自相矛盾和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比如“鸦片基石论”和“斗争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宗教的敌人”，要进行坚决的斗争）等。当然这有其历史背景，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初期面临着极其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局势，而且马克思的许多手稿那时还没有发现，列宁也无从接触。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得科学地对待列宁关于宗教的论述而不能盲从了。三是怎样看待我们自己现在形成的一套宗教理论？应当说，我们现在形成的宗教理论来之不易，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过程，经历了从“鸦片论”到“文化论”，从“斗争论”到“适应论”（指宗教可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两次转变才得到的，弥足珍贵；而且我们只能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向前，去努力探索破解世界性宗教难题的道路。可惜，我们许多同志、包括从事宗教工作的同志对我们已经形成的这些新认识知之甚少，常常还在抱着昨天的理论不放。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这几部分叙述参考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卓新平、唐晓峰主编《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牟钟鉴主编《宗教与民族》第六辑、《民族宗教学导轮》，以及最近几年出版的相关书籍等。
关于宗教发展的规律问题，季羡林做了很好的论述。他的观点是：“用尽可能越来越小的努力或者劳动达到尽可能越来越大的宗教需要的满足。这个规律不但适用于佛教，也适用于其他宗教。”季羡林：《禅心佛语》，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10页。大意是说，宗教要适应社会的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适应群众的生活。只有这样的宗教，才能生存、才能传播、才能发展。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它会日益简化，用最小的支出获取最大的效益。只有这样的宗教，才有前途，才能壮大。总之，宗教发展的规律就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规律。作为宗教上位概念的文化，这个规律是否适用，我没有研究，不敢冒说。但是，一种文化恐怕也需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时代，才能生存、才能发展、才能繁荣。季羡林还讲到一种现象，佛教在印度本土后来难以为继，但在中国获得后来居上的发展（这与中国人的善于理性思维有关），又反过来倒流回印度。这种倒流现象是否也是文化的一种现象，我也没有研究，不敢冒说，但值得思考。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价值得有信心，有信心把我们自己信奉的文化价值推而广之，变成普世接受的价值；同时也得有信心，我们能够把我们吸收的外来的文化加以本土化，提炼它、升华它，反传回它的诞生地，从而成为一种普世价值。我们没有必要去反对一切普世价值，那是没有自信的表现；我们应该有这种自信、也有这种能力，把我们自己信仰的价值变成世界的普世价值。不然，我们还信仰什么马克思主义、信仰什么共产主义？批判普世价值只能是自己对自己的文化价值信仰没有自信甚至是发生危机的表现。
四、关于文化自觉问题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建党90周年讲话中提出，我们必须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出文化自觉问题，这在党的正式文献中还是第一次。这是个大事，标志着党在文化问题上有新的觉醒。我们在30多年前有了经济自觉，走上了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的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现在开始有了文化自觉，按理说，应该也能够产生文化的辉煌；我们还期待在政治上有一个更大的自觉，较快地建设起我们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这里只说文化自觉问题。
（一）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论述
1997年初，费老在北京大学的一个会议上，首次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以后经常论述。他认为，所谓文化自觉，就是要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有一个深切的反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知道它的长处短处，怎样才能适应新的时代，创造新的辉煌，并发挥自己的文化在其他文化中所缺乏的独有资源的作用，为世界文化贡献力量；同时也要了解同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文化，它们的来龙去脉和优点缺点，与自己民族的文化进行客观的没有偏见的相互比较，既欣赏自家的美也欣赏人家的美，以人之长补己之短；最后在经济走向全球化的同时，逐步建立起大家具有高度共识的、能够走向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人文世界的文化规则。
费老之所以提出文化自觉问题，既是根源于100多年来中国文化遭遇的危机所产生的中西文化认同之间的长期争论而不得解决，也根源于当代世界经济技术的加快走向融合甚至成为一体，但却在政治上依然各行其是与文化上依然各美其美，甚至是互相仇视互相杀伐；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很可能走向各民族文化的冲突与毁灭，最终殃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而，费老呼吁，人类已经到了文化自觉的时候了，我们中华民族应当首先行动起来，为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人文世界贡献我们的力量。
与此相关，费老把他1990年在东京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文化自觉的过程的概括。通观费老关于文化自觉问题的大量论述，应当说其中包含了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许多远见卓识，极具启发。而且，他说的文化自觉已经包含了文化自主、自新、自立、自强等方面的内容。在我们今天高举文化自觉旗帜的时候，费老的思考无疑是一笔非常宝贵的思想遗产。
这几段论述参考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费宗惠、张荣华编《费孝通论文化自觉》一书。
（二）本人学习文化自觉问题的几点体会
第一，我们应该超越100多年来中西文化认同问题上的“全盘西化论”、“固守传统论”和体用之争，采取文化自觉的态度，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实事求是地坚持和发扬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于现代社会生活有益的东西，抛弃那些封建的糟粕的东西；在对待其他民族文化问题上，实事求是地吸收和借鉴人家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于我们有用的东西，抛弃那些人类中心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世界历史的大尺度和全球人类的大思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第二，要充分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中有许多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其中有些恰恰是别的文化中所没有的，它恰恰能够在解决今天全球遇到的人类普遍性危机中给予启发并发挥作用。如和而不同的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谐中庸的思想、以理服人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等等。当然，问题是如何有效地传播这些思想，传播得容易让别人接受，是一个问题。而这就需要改造我们的文化传播方式，这方面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很成功。但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实力应当有助于文化的传播；因为文化的自信力与传播力总是与经济国力相联系的。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相联系的。过去我们只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没有注意到这个文化问题。实际上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这个化也是不会成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实现这两种结合的产物。比如，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比如搞统一战线，比如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比如提出并实施一国两制模式，都有中国文化的背景和特质的因素在其中。马克思主义继续中国化同样离不开与中国文化的有机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一要正确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二要正确地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搞不好，都会犯错误。对前者我们有过教训，对后者我们也有过教训。解放前的几次“左”的错误，解放后的几次“左”的错误，以及其他错误，既有第一个结合没搞好的原因，也有第二个结合没搞好的原因。我们今后很需要注意搞好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尤其是要防止封建文化在结合过程中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和侵蚀。在毛泽东个人认识的深处，这方面的影响不能说不是很大的。这也是我们党所犯错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四，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同样离不开中国历史文化这个底蕴或底色。我们的新中国，当然是在暴风骤雨的革命中诞生的，这没有问题。但是，在革命中诞生的新中国，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之外，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依然是五千年中国历史文化的继续，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里蹦出来的。当然，与这种历史文化相联系的，既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东西。我们今天依然应当努力发展积极的东西，也应当努力抑制消极的东西。我们现在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破除了弊端丛生的苏联模式，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教训，在实践中走出来的。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破那些东西，立起自己新的东西，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有中国历史文化的底蕴在起作用。在我们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我们以人为本、注重生命的文化理念，我们和而不同、和谐中庸的思维方式，我们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打着自己深深的文化烙印。当然，我们传统文化中那些不好的东西，也同样在我们的周围存在者，这也是不言而喻的，是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去消除与克服的。
第五，在创造中华文化的新的辉煌中，我们同样离不开传统文化这个土地。共产党的先进文化，当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引，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同样不能抛开传统文化的基础，去到荒芜的沙滩上建设这个新的文化大厦。我们只能在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总结自己新的实践经验，吸收借鉴别的文化中的好东西，才有可能去创造新的中华文化的辉煌，并为将来建设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贡献我们的文化智慧。
第六，对于北京来说，要建立文化自觉，最主要的是要建立建设国家文化中心的自觉，坚持中央为北京制定的城市定位，加快国家文化中心建设的速度，提升国家文化中心的质量。北京作为共和国的首都，理应承担起这样一种责任和义务。对国内，应该是全国文化的聚集之地和首善之区；对世界，应该是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代表者和集大成者；在未来，应该是与世界著名文化中心城市比肩的国际文化名城。当然，要做到这一步，现在必须以极大的自觉认真思考这个问题，集中精力抓住文化中心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不放。因为这既是建设国家文化中心的需要，也是实现经济转型、城市转型、科学发展的需要，如果不是这样，过不了多少年，北京将会被人口、资源、环境、交通等瓶颈性问题所围困，陷于瘫痪的边缘。那时，历史和人民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不说，为时就太晚了。有鉴于此，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放弃一些不适合北京长远发展的想法，真正走向以文化建设为中心、以加快建设发达的国家文化中心为目标的文化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