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福利制度具有一定的刚性特征，一旦建立就很难逆转。因此，我国的医疗保障水平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相适应。无论过于超前还是滞后，都将影响或制约经济社会的发展。
解决13亿人的健康问题，是一道世界难题。以医改为突破口，为13亿人提供高质量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
秘密越多并非越安全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各级政府将迈向一个信息公开的新时代。
保密多、公开少，曾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大特点。长期以来，我们只有保密法，而没有信息公开法，致使公民无法了解政府信息，因为“不公开是惯例，公开是例外”。在改革开放之前，即便是像唐山大地震这样的重大自然灾害，公开发布的信息也仅限于抗震救灾。
然而，一个国家的秘密越多，并不意味着就越安全。因为在信息化社会，公众的信息越闭塞，行动的风险就越大。让一部分国家秘密进入公共领域，反映了政府的开放与自信，体现了对人民的信任和尊重。事实上，让公众了解真相，国家安然无恙。尽管任何国家的信息公开都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制，但是，作为人民的政府，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同时，也应该保障人民的知情权。
从本质上说，政务信息是一种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而不是一种垄断资源。在一个封闭的社会，政府往往将政务公开作为行使权力的一种方式，公民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没有人敢要求政府公开什么；而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政务公开是政府的一种法定义务，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除了政府主动公开的信息外，公民可以依法申请公开其他公共信息，政府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要受到追究。因此，“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扩大了公众了解政府信息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扩展了公民的知情权。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是以对政府信息的知情为前提的。只有政务公开，让公众获取充足的信息，才能激发公众的社会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过去，有的官员担心公众知情太多，会引起社会恐慌和混乱。例如，在非典灾难、松花江污染等突发公共事件中，有的官员错误地隐瞒事实真相，结果引起了更大的恐慌。事实证明，政府只有最大限度地公开信息，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才能唤起民众的力量。
信息公开也是最好的政治“防腐剂”。政府秘密越多，信息越垄断，权力寻租的空间就越大。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欺诈失信等腐败现象，大都是“暗箱操作”所导致的。过去，很多官员习惯于能不公开就不公开，原因就在于此。而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除了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以外的政府信息，原则上都应向社会公开。这就意味着，在政府决策的过程中，所有阴暗的角落都将被阳光照亮。这是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契机，在法治力量的推动下，我们的政府向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迈进的步伐将更大。
当然，信息公开只是迈向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如何在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公民的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才刚刚上路。
摘掉医院的“官帽”
2010年6月，《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发布。《纲要》提出，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意味着，公立医院的“官帽”将被摘掉。
早在多年前，我国就开始人事制度改革，提出取消事业单位行政级别。但是，在“泛行政化”的大背景下，医院的“官帽”不仅没有取消，甚至连淡化也未能做到。这倒不是因为院长恋官，而是因为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过于强大。在中国，“官帽”与利益紧密相连，没有级别，诸事难办。例如，政府不是以贡献论英雄，而是以级别论英雄，财政拨款、科研经费、福利待遇等都与医院的行政级别挂钩。同是三甲医院，院长级别不同，地位相差甚远。因此，谁能不在乎“官帽”呢？
“官本位”的泛滥，导致很多医院出现“学而优则仕”、“重官轻医”的倾向。一个人一旦被提拔封官，不仅手握重权，而且各种待遇都优先。相比之下，那些在临床一线苦熬的专家，无论学术水平多高，地位都要稍逊一筹。例如，一位后勤科长可以有独立的办公室，而一位知名教授却未必有。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很多人不再想做“大医”，而只想做“大官”。医生煞费苦心研究官场学问，而把学术仅仅当成了“应景”，此实乃“官本位”之祸。
其实，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净土，也是技术密集之地，本不该有“官帽”。治病救人，靠的医德医术，而非“长官意志”。一个“官术”盛行的医院，学术必然弱化，专家必然矮化。这不仅不利于人才成长，而且不利于技术创新。因此，取消医院的行政级别，目的就是要淡化“官气”，涵养“学气”，让学术成为主流，让专家成为主体，形成尊重医学规律和医务人员的良好氛围。只有这样，公立医院才能催生更多的优秀人才，创造更多的医学奇迹。
医院取消行政级别，人才成长的路径将会更宽。一个人无论是搞学术，还是搞管理，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地位高低。院长并非高人一等，专家同样一言九鼎。院长摘掉“官帽”，就是一个“管家”，或者说是“公仆”。因此，有志于搞管理的可以瞄准当院长，有志于搞学术的可以瞄准当院士，不必都往一条道上挤。
取消行政级别之后，公立医院将建立理事会、董事会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院长聘任制，从而为管办分开、政事分开奠定基础。例如，山东潍坊市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中，摘掉所有医院的“官帽”，院长由卫生行政部门直接聘任，四年一个聘期，一位院长在一家医院只能连聘两届。配合行政级别的取消，院长实行年薪制，年薪为员工平均工资的3至5倍。同时，建立院长考评奖惩制。在每年年终的全员测评中，有1/5的员工对院长表示不满，则对院长提出诫勉。如果一名院长连续两年被诫勉，或者在一年内有超过1/3的员工表示不满，则被免职。在这样的体制下，院长从“官员”转变为“职业经理人”，责权利统一，一心一意抓管理，公立医院更有活力。
当然，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官本位”已经根深蒂固。取消“官帽”必然触动既得利益者，阻力肯定不小。但是，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推进，事业单位“去行政化”已成大势所趋。因此，公立医院与其“被改革”，不如率先告别“官场”，来个“无官一身轻”。
住宾馆不如住医院
最近，一位农村亲戚来京看病。他患的是眼部良性囊肿。医生开了住院单后，他软缠硬磨，要求马上住院。我以为是担心病情恶化，便好言相劝。谁知，他悄悄对我说：“北京最便宜的宾馆也要一两百元，医院的床位费才28元，能省多少钱啊!”
住宾馆不如住医院，这位亲戚的“小算盘”可谓精明。其实，细一琢磨，医院里类似的现象还真不少，例如挂号费不如停车费、护理费不如修脚费、手术刀不如剃头刀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的医疗服务定价不合理，存在很多弊端。
北京市曾对天坛、积水潭、朝阳、宣武等8家公立医院的医疗项目进行了成本核算。其中，护理费、治疗费、门诊挂号诊疗费、住院诊疗费全部亏损。例如，每位住院患者平均每天的诊疗成本为107元，而实际收费标准为每人每天7元。部分手术盈利水平很高，但多数手术亏损。在亏损项目中，有近半数属于政策性亏损，即医院无法通过加强管理、提高效率而扭亏为盈，需要得到政府的补偿。但是，目前政府每年对医院的补偿比例不足医院总体运行费用的10%。
有人会问：既然亏损项目如此之多，而政府的补偿又是杯水车薪，这些医院靠什么生存？答案很明显，那就是在盈利项目上“做文章”。例如，化验费、检查费、特需病床等属于盈利项目，医院就会通过多化验、多检查、多搞特需服务来获得更多盈利。同时，药品和高值耗材是医院收入的一大“支柱”。一般来说，三级医院的药品收入约占业务总收入的一半，小医院所占比例更高。因此，医生开药越多，医院收入越多，这就是“大处方”屡禁不绝的原因。另外，由于心脏支架、人工关节等耗材利润较高，很多医院都存在过度使用问题。目前，医院盖高楼、买设备，资金主要来自药品和耗材收入。
价格是一只灵敏的“指挥棒”。扭曲的价格，必然催生扭曲的行为。如果医疗服务价格不合理，医疗行为就很难回归理性，最终损害的是患者利益。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提出，我国将适当提升医疗服务价格，降低偏高药价。对此，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一边降价，一边涨价，岂不成了“价格游戏”？其实，“一升一降”看似简单，意义却很深远，因为它体现了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提高技术劳务价格，就是要鼓励医务人员靠技术吃饭，避免盲目趋利，促进合理诊疗。假如技术劳务亏本，而检查卖药盈利，医生自然会滥检查、多开药，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导向。
也有人认为，公立医院都是非营利性医院，具有公益性质，床位费、护理费、手术费低点也是合理的。但是，非营利性医院并不等于不盈利，而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在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医疗服务收费仍是医院重要的补偿渠道，否则就无法正常运行。虽然公立医院的收费应该体现公益性，但至少要盈亏平衡，而不能严重亏本，否则就违背了医疗卫生的基本规律。因此，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既有利于公立医院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维护患者的根本利益。
民营医院迷上“卖拐术”
2010年，北京东大肛肠医院因虚假宣传和过度治疗被媒体曝光。在这家医院，患者连裤子都没脱，就被要求去做灌肠，不花光钱医生不会放人走。
而在不久前，湖北武汉一家民营医院打着免费“两癌”筛查的旗号，组织大批农村妇女进行体检，医生谎称“可能癌变”，致使很多农村妇女“被手术”。
这两家医院的丑行，不禁让人想起赵本山的小品《卖拐》。一个人的腿本来没毛病，最后竟然被“忽悠”瘸了。事实上，很多民营医院都在扮演“卖拐者”的角色。他们不是把心思用在医术上，而是用在了骗术上，不仅坑害了患者，也败坏了民营医院的声誉。
按照市场经济理论，市场不仅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更是一只“隐形的眼”。“看不见的手”调控价格，“隐形的眼”监督信誉。正因如此，市场竞争者应格外重视声誉，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诚信经济。然而，我国的很多民营医院却陷入一个悖论：一方面要靠市场生存，一方面却在自毁声誉。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从主观上说，很多民营医院的投资者对医疗规律认识不足，把办医院当成了普通生意来做，存在“赚快钱”的心理。其实，开医院不同于开饭馆，开饭馆是做生意，开医院则是做事业，二者有天壤之别。医院是一个知识密集型、人才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也是一个“晚熟”的行业。饭馆经营好了，一两年就能收回本钱；而医院的成长周期却是按“十年”来计算的，收回成本至少需要数十年。从历史上看，协和、同仁、天坛这些“金字招牌”，哪一个不是经过了几十年的积淀呢？而那些把办医院当成做生意的投资者，并不想做“百年老店”。因此，为了快速收回成本，他们往往选择坑蒙拐骗这条“捷径”。
从客观上说，我国医疗领域的市场环境还不成熟，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尚未形成，民营医院面临着其他行业不曾遇到的强大对手。目前，我国公立医院占绝对垄断优势。无论数量、规模、设备还是人才，公立医院都占尽先机，民营医院根本无法望其项背。例如，公立医院不仅有国家财政的长期投入，而且没有税负，可谓“旱涝保收”。而民营医院的最大优惠政策就是三年免征营业税，但所得税并不免除，这和开餐馆没有太大差异。因此，民营医院的成本要比公立医院高得多。同时，民营医院还普遍面临着人才障碍。由于我国医生大多属于“单位人”，自由流动和多点执业的机制尚未建立，人力资源无法充分释放。民营医院即便不惜重金，也很难挖走高端人才。另外，民营医院在科研立项、职称评定、医保定点等方面，都面临着政策歧视。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民营医院只能走“野路子”。
可见，我国民营医院的信誉缺失问题，既有投资者的因素，也有政策环境的因素。而要让民营医院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说，还要靠体制机制改革。只有打破束缚医疗生产力的瓶颈，制定更优惠的投资政策，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民营医院才能走上正轨。我国现有的民营医院几乎都是营利性医院。从理论上讲，营利性医院必须纳税，也可以分红，所以投资者往往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非营利性医院不需纳税，也不能分红，所以投资者往往更注重社会效益。那么，如何才能鼓励社会资本兴办非营利性医院呢？台湾曾制定了一条关键性的政策，就是企业家投资非营利性医院可以抵税。结果，社会资本纷纷兴办非营利性医院。很多企业家把办医院当成慈善事业来做，既树立了企业的公益形象，又享受了抵税优惠政策，一举两得。著名的长庚医院就是成功案例。
要想让民营医院珍惜声誉，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种激励和约束机制，使其有长远打算。因为，投资者一旦有了恒远追求，就不会以牺牲信誉为代价换取眼前利益。
终结“浪费型医疗”
从2011年8月1日起，北京市启动医保付费制度改革，开始按病种分组付费。6家医院将成为首批试点医院，108个常见病列入按病种分组付费项目。目前，北京是国内首个启动医保付费改革的城市。
长期以来，我国的医保付费一直是按服务项目付费。这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医保付费方式，也是一种“浪费型医疗”制度，即医生做一个项目，医保付一次费。医生做得越多、浪费越多，获利就越多。其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多用药多获利。由于我国实行以药补医的政策，药品销售是医院的重要收入来源。如果按15%的药品加成率计算，医院卖10元的药只能赚1.5元，卖100元的药能赚15元。因此，医生自然愿意开昂贵的进口药。本来用10元钱的药就能治好病，医生往往会开100元的药。
多消耗多获利。做一台肺癌切除术，需要8名医护人员花费数小时。然而，按照现行的收费政策，手术费只有一两千元。由于劳务技术价值被严重低估，医生为了弥补亏损，只能多使用高值耗材，致使实际手术费达两万多元。
多检查多获利。一个普通疾病，本来拍张X光片就可以，但医生总是建议做CT、核磁。因为做普通检查利润低，做高端检查利润高。为此，医院纷纷开展“军备竞赛”，引进高精尖设备，以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医院之间的“检查互认”阻力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