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年前的1942年5月2日，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作过一个精彩讲演，他讲的专题是关于短篇小说的创作。这篇大约六七千字的讲稿，我在1985年读过第一遍之后，又陆续读过五六遍。我敢说，从来没有一篇任何别的作品让我读这么多遍。我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感悟，都在为自己持续写短篇小说加油，加油。一谈到短篇小说，我都会油然想起沈从文先生的这篇讲稿。有沈先生的讲稿在，我不大敢讲短篇小说。请允许我先把沈先生的讲稿概述一下，给自己壮壮胆。
沈先生讲到，当时有人认为短篇小说没什么出路了，短篇小说的光荣成了过去时，再写短篇小说就是落伍，甚至是反动，所写的作品就要受到检查，扬弃。他把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作比，说长篇小说铺排故事不受限制，可以铸造人物，承载社会流变，得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更能从旧小说读者中吸引多数读者。他把短篇小说与戏剧作比，说戏剧娱乐性多，容易成为大时代中都会的点缀物，能繁荣商业市面，也能繁荣政治市面，所以不仅好作品容易露面，即使本身十分浅薄的作品，有时说不定在官定价值和市定价值两方面，都被抬得高高的。就中唯有短篇小说，既难成名，又难牟利，且决不能用它去讨个小官儿做。社会一般事业都容许投机取巧，用小力气收大效果，唯有短篇小说是个实实在在的工作，玩花样行不通，擅长政术的人决不会摸它，天才不是不敢过问，就是装作不屑于过问。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总结出了短篇小说的“三远一近”，即：与抄抄撮撮的杂感离远，与装模作样的战士离远，与逢人握手每天开会的官僚离远，渐渐地却与艺术接近了。
几十年过去了，沈从文也已逝世近三十年，他的这篇讲稿不但没有过时，给我的感觉，它的现实感和针对性似乎都更强烈。在这个新兴电子媒体风起云涌的数字化时代，在市场商业大潮不断推动的娱乐化、实用化时代，短篇小说由于写作难度大，消耗心血多，不易和影视接轨，娱乐性、实用性不强，经济效益低，使得它受到越来越多的轻视和挤压，以致其生长的土壤更加贫瘠，得到的光照更加微弱，生长的空间愈发狭小。原来写短篇小说的作家，现在有一些作家不写了。有的年轻作者绕过了短篇小说的训练，一上来就写长篇小说，还说什么“扬长避短”。写长篇无可非议，但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太好，它容易造成误解，使人们误以为长篇的长是艺术之长，短篇的短是艺术之短。其实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在艺术上各有千秋，谁都不能代替谁。牡丹花代替不了桂花，桂花也代替不了牡丹花。
在一个关于短篇小说的座谈上，我除了向朋友们推荐沈从文的讲演，还斗胆提出，在目前情况下，写短篇小说要具有短篇小说的精神。我把短篇小说的精神概括为五种精神：一是对纯粹文学艺术不懈追求的精神；二是勇于和市场化、商品化对抗的永不妥协的精神；三是耐心在细部精雕细刻的精神；四是讲究语言韵味的精神；五是知难而进的精神。对每一种精神，我都有一些想法，或者说有着切身经验的支持。如果展开来讲，我有可能会把话讲长，把“短篇”讲成“长篇”，所以就不展开讲了。反正我对短篇小说的现状和前景并不悲观。从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看，每期都有一定数量的短篇小说发表。一些热爱短篇小说艺术的作家，仍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和追求。在新起的年轻作家中，涌现出一批有志于短篇小说写作的作家，他们的写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还有一些早已成名的作家，他们在写长篇小说之余，从未放弃短篇小说的创作。莫言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访谈时就说过：“我对短篇一直情有独钟，短篇自身有着长篇不可代替的价值，对作家的想象力也是一种考验。前一段时间我又尝试写了一组短篇。短篇的特点就是短、平、快，对我的创作也是一种挑战。”莫言还说过：“写短篇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大家。”先期设立的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和后来设立的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对于继承中国短篇小说创作的优良传统，表彰当代汉语短篇小说的创作成就，重申短篇小说写作的文化价值，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总而言之，短篇小说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学式样，在顽强地生长着，存在着。犹如在秋风中摇曳的点点山菊，让人们在不经意间眼前一亮，继而驻足观赏，生出无尽遐想。文学评论家陈晓明的判断是，短篇小说的存在，证明着中国当代文学性的存在。
我本人写短篇小说多一些。从1972年写第一篇短篇小说开始，我已经操练了四十余年，积累的短篇小说有二百六七十篇。比起外国的一些作家，我写得并不算多。契诃夫活到44岁，写了近千篇短篇小说。莫泊桑终年43岁，写了三百五十多篇短篇小说。欧?亨利活得岁数稍大一些，活到48岁，发表的短篇小说也有几百篇。仅从作品数量上看，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写作是多么勤奋。不过我心里也有些打鼓，这几位写短篇小说的大家，他们怎么连50岁都没活到呢，是不是写短篇小说特别消耗人的生命呢！我的创作成就当然不能和他们相比，但让我感到幸运的是，我不但活过了50岁，还超过了60岁。一个人的岁数超过了一个甲子，才写了不到三百篇短篇小说，的确不算多。
其实除了写短篇小说，我还写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写了二三十篇，长篇小说已经写了七部。在长、中、短三种小说中，王安忆认为我的短篇小说写得好一些，她给我写信，鼓励我多写短篇小说，说写短篇小说是需要一定数量的。我的短篇小说不管发表在哪里，她几乎都能看到。在给我的小说集写的序言中，她写道：“我甚至很难想到，还有谁能像刘庆邦这样，持续写出这么多的好短篇。”在分析原因时，她说了三点，一是灵感，二是锻炼，三是天性。比起灵感和锻炼，她认为天性更为重要，说我的天性里似乎有一种与短篇小说投合的东西。王安忆所说的天性，让我觉得有些神秘，我的天性里哪些是与短篇小说投合的东西呢，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被誉为“短篇小说圣手”的林斤澜老师，对我写短篇小说亦多有提携。他为我的短篇小说《鞋》写过短评，还为我的短篇小说创作写过综合性的评论。他说我不吹萨克斯，不吹法国调，吹响的是自己的唢呐，是短篇小说写作道路上的“珍稀动物”。还说我“出自平民，来自平常，贵在平实，可谓三平有幸”。还有雷达老师、崔道怡老师、李敬泽等，对我的短篇小说创作都多有鼓励。他们的鼓励，使我坚定了持续写短篇小说的信心，我对他们心怀感激。
有媒体记者跟我探讨短篇小说，问短篇小说的特点是什么？它与中篇、长篇相比，有哪些主要区别？我知道回答这些问题是很难的，弄不好就会像盲人摸象，以偏概全。但人家把问题提出来了，你不回答又不好，我只得硬着头皮回答说，短篇小说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虚构性，极端的虚构性。它是心中栽花，平地抠饼，在现实故事结束的地方开始短篇小说意义上的故事，在看似无文处作文。我借用汪曾祺评价林斤澜短篇的话，“实则虚之，虚则实之，有话则短，无话则长”，来表明自己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我还试着对何谓“有话”和何谓“无话”作了解读。我理解，所谓“有话”是指别人已经说过的话，已经写过的故事，已经表达过的思想，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的事情。所谓“无话”呢，是指别人还没有说过的话，没有写过的故事，没有表达过的思想，现实生活中尚未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既然“有话”了，作家就应当少写，或者说不用写了。而“无话”的地方，才是作家施展身手大有作为的地方，才符合创作的本质性要求，实现作家创造性写作的愿望。
至于短篇小说与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区别，我们当然不能以量化的标准，仅仅以小说的字数来衡量，相区别。我打了一个比方，说长篇小说像大海，中篇小说像长河，短篇小说像瀑布。“大海”波涛翻滚，雄浑壮阔。“长河”迂回，曲折，奔流不息。“瀑布”飞流直下，直捣龙潭。这三样东西虽说都是水质，但它们有着不同的形态，不同的任务，不同的审美效果。有作家朋友说，有的短篇小说可以拉长，可以拉成中篇小说，甚至是长篇小说。可是，能不能从一部长篇小说里取下一块，变成短篇小说呢？我的体会是不能。因为短篇小说有着特殊的结构，特殊的肌理。写短篇小说有着特殊的取材方式和思维方式。（待续）
[ 作者系北京作协副主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