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冬里的苦楝树，没了他离开时的繁茂，那时满树还都是碧绿的叶子，这时树上的叶子都落没了，光秃秃的，显得特别枯疏，不过呢，苦楝树的果子，像梳理过的干葡萄似的，还都一串一串地悬垂在树枝上，裹着一层茸茸的雪花，看上去倒是十分有味。
还是自家女人的眼睛尖，乌采芹从生产队分割了一吊子猪肉，往家里走着，看见了苦楝树下的孙天欢，把提在手的肥猪肉往雪地一撂，撒开丫子朝他跑了来，跳到苦楝树下，面对面站在他的跟前，把胳膊都伸出来了，要去抱孙天欢，也想要孙天欢来抱她，可是他们的手都僵在了半空里，拉都没拉一下，乌采芹就哇的一声嚎哭了起来。
儿子孙飞龙、女儿孙飞雁，听到他们妈乌采芹的哭声，从家里飞跑出来。
兄妹俩看见了苦楝树下的父母，一对长高了的儿女，跑出头门后，把脚收起来，站在门口，怯生生的，望一眼嚎哭的母亲乌采芹，然后又去望他们久别归来的父亲孙天欢……长兄孙天乐和他的女人万秀娥，在家中听到动静，也脚跟脚地从他们分家后另开的一扇门里，急急地跑了出来。长兄长嫂没有发愣，他们是欢喜的，欢喜孙天欢在过年的前夕，回到家里来了。因此，他们二话不说，一个拉了孙天欢的手，一个拉了乌采芹的手，并且招呼着孙飞龙和孙飞雁，回了他们的家。
坡头村的人，真是眼冒金星了！
年初的一天早晨，孙天欢和乌采芹把自己穿得像二度婚姻的新郎新娘一样，那么的齐整鲜艳，那么的不同寻常；还有他们的儿子孙飞龙、女儿孙飞雁，就更像皇帝的儿女一般，极端的俊朗，极端的秀美……
惹人眼目的衣裳料子是什么？款式又是什么？在坡头村人的生活经验里是没有的，大家一时还说不清，但他们一家四口脚上蹬的鞋子，大家是都知道的，是下乡到村里来的公社干部都不一定能穿的皮鞋哩！
孙天欢和他儿子孙飞龙各是一双黑色三接头的皮鞋，乌采芹和女儿孙飞雁的则是棕红色的皮鞋，因为打了油，走到街巷上来，便都锃光闪亮，仿佛遗落在地上的太阳和月亮一般。
眼红着的坡头村人，是要打问和猜测了。百般地打问，百般地猜测，都没能从孙天欢的嘴里打问出什么，猜测又不着边际，而且是，过去爱显摆的乌采芹，穿着时新好看的衣裳鞋子，从家里出来了，又回去了，大家也想从她的嘴里知道些底细，同样是什么都没得到。
他俩瞒着村里人，倒也情有可原，可他俩也还瞒着大哥孙天乐、大嫂万秀娥，这让大哥大嫂怨声不断，很有些不可思议。然而，待到大年过去不久，家门前的苦楝树再次开满一树紫色花儿的时候，孙天欢就更让大家百般猜测，也更让大哥、大嫂不可思议了。他再一次地走出家门，走过苦楝树，走到坡头村以外的地方去了。
孙天欢到坡头村以外的地方干什么呢？
他是去抢银行吗？
他是去盗宝、贩卖人口吗？
他是……坡头村的人猜测形形色色，每一种猜想出来，不多久立即就会被否定掉，特别是抢银行、盗宝、贩卖人口那样的行径。
大家猜想着，想他们中某个人或许干得出来，但孙天欢干不出来，借他十个胆，他都干不来。那么，他能干什么呢？大家猜想到后来，有了一个统一的看法，坚定地认为，孙天欢在搞投机倒把。
投机倒把，于今天没有问题的，不仅没有什么问题，甚至还要受到人们的敬重，而在那个时候，可就是大罪了，是要与“地、富、反、坏、右”分子同等论处的，逮住了一顿批判是少不了的，严重者，还要法办判刑呢！
坡头村人有了这样的猜测，并产生这样一个共识后，就耐心地等着他，等他再次回到坡头村来，便毫不客气地把他揪出来批斗了。
那次批斗会，我也参加了，会场就设在孙天欢家门前的苦楝树下。
坡头村人群情激愤，高呼着口号，把孙天欢押在苦楝树下，要他交代在外地投机倒把的罪行。
他倒是沉得住气，任凭大家的口号喊破了天，也不承认他搞投机倒把，只说他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他为自己辩白着，就还弹拨着他的胡琴，现场给大家表演起他自编的一段快板：
火眼金睛孙悟空，
跟随师父取真经，
路上遇到白骨精，
悟空有智又有勇，
敢争敢斗敢交锋，
铁棒在握妖雾除，
扫尽天下害人虫。
批斗会开得很不成功，只有猜想，没有证据，而孙天欢又态度自若，脸不红，心不跳，自编自说了这样一段快板，便使批判会不打而败得稀里哗啦，主持人不说散会，大家已经七零八落地散去了。
批斗会没能阻挡住孙天欢出村乱跑的脚步，倒是我出的一个主意，非常轻松地绊住了他的脚。
我那时候，被抽调到人民公社的机关里，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提议孙天欢也到宣传队里来，这是因为，我觉得孙天欢的才华，是适合宣传队的，而且也能提高宣传队的宣传水平。我把我的想法，向宣传队的负责人一说，当即让我回到坡头村，协调孙天欢抽调公社宣传队的事宜。结果非常顺利，孙天欢高高兴兴地跟着我，到公社宣传队来了。
在这里，孙天欢可谓如鱼得水，他后台拉得来胡琴，前台唱得了角色，而更重要的是，他还能编新词儿……那个时候，热火朝天正革“文化”命，旧的戏曲本子都不能唱了，八本样板戏都太大，公社一级的宣传队规模小，拿不下来，就只自编自演一些又精又短的小演唱，快板是其中最简便的一个品种，此外就还有三句半和对口相声。
结合当时的形势，孙天欢现蒸现卖，在宣传队编写了十好几个小段子，其中就有那个他在村子里接受批判时说的快板书，他给起了个《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名称，拿出来正式演出了。
正是这个快板书，在公社所辖的生产队巡回演出，竟然走一处，就能获得一处的欢迎，连演三场几乎是家常便饭。
这样的好处可是不少，使孙天欢不仅浪出了大名声，而且又还饱了他好吃的口福，到哪个村子演出，哪个村子不想着办法给他们做好的吃？割肉烂臊子吃臊子面，发面炸油饼吃油馍馍……很自然地，还要弄几道菜的，有凉有热，再灌几斤散酒，让宣传队的人喝。
孙天欢喝得最愉快，有一次，他一杯一杯地和人碰，把自己碰了一个半醉，拉着我的手，和我转出巡演所到的村子，在荒天世界里瞎逛。他逛着呢，就逛得管不住自己的嘴了，给我说了他一次次走出坡头村的经历。还别说，他真如坡头村人猜测的那样，是在搞投机倒把。他到陕北去，陕北的大红枣儿便宜，他贩在手里，倒运到陕南去，赚一笔差价，又把陕南便宜的木耳、黄花菜贩在手里，倒卖到陕北去，再赚一笔差价……孙天欢说得开心，说着把他投机倒把在陕北陕南的风流韵事也都核桃枣儿倒了出来。
孙天欢满嘴酒气，说：陕北的女子啊，可真是浪！
孙天欢满嘴白沫，说：陕南的女子啊，可真是水！
我辨不清孙天欢嘴里的真假，在他腰上捅了一拳，说：你把你给我说的，敢给乌采芹说吗？
孙天欢躲着我的拳头，说：我给她说了呢。
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说：你真敢？
孙天欢说：这有啥敢不敢的？我给她说了，还让他学习人家陕北陕南的女子，要会喊，喊出来才快活。
我截断了孙天欢的话，说：乌采芹喊了吗？可是又喊你日人咧！
孙天欢大笑起来，我跟着也不能自禁地大笑了。我相信孙天欢所说陕北、陕南女子，都不是没有影儿的谎言，他在这方面，确有别人不及的地方。
就说公社组织的宣传队，他来的时间最短，但是宣传队一个叫梁秋燕的小女子，已跟他眉来眼去，让大家议论纷纷。
他给我说了那么多事，我知道他没把我当外人，而我也以为，他是我推荐来宣传队的，我可以不管他投机倒把的路上如何风流，但他在公社宣传队里的风流事，我是一定要管一管的。
我试探着说他了：你给我老实交代，你和梁秋燕怎么回事？
孙天欢的酒一下子醒了大半，说：什么梁秋燕，我……我和她没事。
我警告了他，说：没事就好！
5
日子过得真叫一个快呀！
不是孙天欢把我截拦在他家门前的苦楝树下，给我说他离婚的事，他那些陈年老套子的事情，都已埋进时间的灰烬里，化作了虚无。他一说他离婚的事，就又都复活过来，鲜鲜艳艳地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见婚姻说合，见打架拉散。我才不想纠缠在孙天欢离婚的话题里，被他牵着鼻子走，我要找出一句话，把他离婚的话题岔到一边去。
我说：你……还拉胡琴吗？
孙天欢大概没有想到，我会向他没头没脑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但他很配合地摇了摇头，说：早不扯了。
我不想放弃这话头，就说：多好的手艺啊！怎么能放弃呢？
孙天欢就还摇着头，说：那有用吗？顶得了吃？顶得了喝？
过去，他是多么浪漫的一个人，如今变得这么实际，倒是我吃了一惊，很有些不解地看着他，一时竟然不知怎么继续我们的交谈，然而却又怕被他扯进离婚的话题里，心中慌着，脸上就也慌了起来。不过还好，有人来救我了。
从困境中把我救出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孙天欢的胞兄孙天乐，他悄没声儿的，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身后，我一点觉察都没有，直到他出声叫我，我才回头看见了他。
孙天乐说：是治邦吗？
我赶紧应声，说：是我。
孙天乐说：咱村知青，就你还知道回来。
我说：我和人家不一样么，我原本就是咱坡头村人。
孙天乐说：你说得对，你爷爷的坟可不就埋在咱祖坟里。我也老了，也该到祖坟里排队去了。
我得承认，孙天乐说得不错，他看上去的确老了，身子缩得比我返乡插队时几乎矮了半头，脸上没了一点水分，干得像一个蔫核桃，这和拦住我说话的孙天欢，形成了天壤之别，比他小不了几岁的胞弟孙天欢，白白胖胖，头光脸净，倒好像比我返乡插队时相熟的他，还要精神几分，同样又还要风流几分。
孙天乐手里端着个大烟锅，按在嘴里，猛吃了一口，把烟咽进肚子里，憋了一会儿，才让浓得仿佛糨糊似的烟雾，从他的鼻孔里慢慢地嗞出来……他接着说了，说出的话，也像嗞出鼻孔的浓烟一般，把人能呛一个跟斗。
孙天乐说：都是福烧的，不知道自己姓啥叫啥了！
孙天乐这是说他胞弟孙天欢吗？我必须承认，他的话，像刀子一样，直戳戳就是对着孙天欢的。孙天欢也听得懂，他不想听他胞兄孙天乐的指教，拧回头，撂下我们自己走了。
视土地为生命的孙天乐，把他的全部情怀，全都抛洒给了坡头村的土地，因此，还做了几年坡头村的生产队长，直到土地分包大户，他把身上的一切杂事都推了个干干净净，把自己像庄稼一样，种在土地里了，地里种下的是小麦，他就是一棵小麦，地里种下的是玉米，他就是一棵玉米……人不哄地，地不哄人，他这么给村里人说，并且坚信，勤劳可以致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土地极端热爱，也坚信土能生金的庄稼把式，用话把他那个自视为有文化而轻视土地、轻视劳动的胞弟刺走后，他把他的手伸到我的眼前让我看了。
孙天乐说：你看我的手，还像手吗？
我被他这一问，问得眼前直冒火花，心虚心慌得几乎都要站不稳了。
戳在我眼前的那双手，干燥粗粝，像是苦楝树上脱落的一块树皮，胡乱地接在了他的手腕上，变形得十分厉害，骨节大得出奇，厚厚的茧子，就如焊在手上的一颗颗青铜钉帽……我悄悄地把我的手藏到了裤兜里。
这是孙天乐的手呢。他问我了，说：这是为什么？
我想回答他，却无法筹措出一句话来。
孙天乐也不等我措辞，他说：都是勤劳的结果！
我不能自禁地“哦”了一声，虚弱得仿佛突染大病。
孙天乐把他的手抽了回去，继续着他想说的话。他说我算是明白过来了，人世上都说勤劳致富，但你睁眼去看，勤劳的人多了去了。我不勤劳吗？还有坡头村如我一样的人，谁不勤劳呢？再是出门打工的人，像鸟儿一样站在脚手架上，恨不能剁了自己的手，剁了自己的脚，都砌在城市的楼房上，把楼房越砌越高，越砌越漂亮，他们也该是勤劳的人，可我们和他们，谁又致富了呢！我们在土地上像牛一样勤劳，我们没能致富；他们进城打工，他们也没能致富。
返乡插队在坡头村的时候，我所见到的孙天乐，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就只知道干活，麦收了种秋,秋收了种麦，拉牛犁地，赶马拉车……他有做不完的农活，让我感觉他这个人，把嘴里的话都咽进了肚子，消化后，再经过吸收，以一种神异的方式，传递到他的手上，让他的双手来代替他的嘴巴说话了。
我忘记不了，返乡插队在坡头村最初的日子，我把小麦和韭菜分不开……我就这么懵里懵懂地下地劳动了。
其时正值春季，坡头村的男女老少，干的都是春锄的活，每人一把小锄头，扛到责任田里来，一字儿排开，把麦行里的杂草锄掉，好使麦苗儿在春风的吹拂下，起身摇旗，不受干扰地奉献一季丰收。
这个活儿不重，但却熬人，且有一定的技术性，我混杂在大部队里，刚好与孙天乐比肩，但见他手里的锄头，在泛得虚泡泡的土壤里，仿佛银光闪亮的鱼儿，睁着圆鼓鼓的眼睛，瞄着杂草，又稳又准，一棵一棵，干净利落地就消灭掉了。而我却不能，锄头在我手里，就如一只认生的小鸡，在麦行里乱啄，啄准了草灭草，啄偏了草伤麦，特别是一些与麦苗儿混生着的杂草，我干脆一点办法都没有。听任杂草与麦苗儿共生共存，争夺水分和营养。
孙天乐看见我的作为，他没说我做得不对，只是不断地回过头去，帮我几手。
我看得出来，他帮我的每一手，都是对我锄草动作的一次示范，譬如他把腰下得很深，弯下去的脑袋，几乎贴上了麦苗儿；再譬如杂草麦苗儿混交而生，他就不用锄头，而是伸出手来，拽着杂草拔下来。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我们插队知青最需遵守的任务，我跟着孙天乐，在他手把手的影响下，很快就能春锄了。
不善言语的孙天乐，事隔多年，居然这么能说。他不是“人老话多”那样的多话，造物弄人，他是长年累月的劳动，有所思有所想，累积在胸，不吐不畅，才突然倾泻而出的。
果然，在他一阵翻江倒海地倾泻后，迅速沉默下来，不再多言多语，垂头丧气地摸出他的旱烟袋，在烟袋里使劲地挖着，很瓷实地装了一锅烟，咬在嘴上吃了起来。孙天乐吃得一嘴比一嘴紧，从他的鼻腔和嘴巴里喷吐而出的烟雾，像是烧着了一截湿树桩，浓浓地缠绕着他，让我一时看不清他的真面目。
我俩相对无言，透过他烟雾蒸腾的身影，我看得见他的家，以及与他相邻的胞弟孙天欢的家……如果没有相邻，就没有太多比较，相邻在一起，便大不一样，让人看得惊心动魄，甚至想要发出一声慨叹：唉！
孙天乐的家还是我在坡头村返乡插队时的老格局，黄土墙、黄土房，日深年久，比之以前，似乎又颓废了许多。坡头村不独孙天乐的家保留着原来的样子，许许多多的家庭，都保留着原来的样子。唯一不同的是孙天欢，他原来的黄土墙推倒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两层的楼房，以及红砖到顶的围墙，这在一片黄土墙、黄土房的坡头村，便有一种鹤立鸡群般的特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