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吹得木门叽咔叽咔响，沈从文走去把木门关上，又回到丁玲面前。九妹抱着刚刚三个月的祖林，在屋的另一头轻轻地走来走去。
在得知胡也频被捕的第二天下午，为了防止意外，丁玲就带着儿子转移到李达家。胡也频被杀害后，考虑到李达家也不安全，沈从文就把丁玲接到自己家里来住。
丁玲的奶水本来是很好的，经过这么些天的折腾，现在只能给祖林添喂些牛奶了，刚刚给儿子吃足，担心会呕奶，就让九妹给抱着走走。
“也频走了，他的许多事情我必须要接着做下去，这孩子，怕是不能带在身边了。”丁玲瞅着儿子，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
“你是准备送他给胡也频家，还是你家？”
“也频那边是流浪演艺世家，最近几月也没有联系上，祖林只能送给我母亲去带了。”
胡也频是福州人，他遇难后，家人根本不了解他惨死的情况，也不知道尸首抛落何方。可是，福州的国民党特务却一直没放过对他家人的迫害，直到胡也频被害八年后，竟还没能放过胡也频的家人，在1939年7月15日，特务再次闯进胡家搜查威胁。对爱子的伤心思念，早让胡也频的母亲失去了生的希望，就在这次搜查之后，胡母自缢身亡。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很快有了一大堆官衔和兼职：从《文艺报》主编到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从全国政协委员到全国人大代表等诸如此类。尽管如此，她并没有忘记胡也频，托人找到胡家的地址，寄去二十万人民币。
胡也频的父亲胡廷玉收到丁玲寄来的钱，回信告诉了自己的近况，又向丁玲询问儿子被害的一些事情。
廷玉先生：
来信收到，知道政府已对你们有所照顾，甚慰。我曾托上海时代出版公司冯雪峰先生汇人民币二十万元，想必也已收到了。以后望大家安心工作，努力上进，为人民服务好了。小频在东北，寒暑假常来看看我，身体不大好，功课还不错。因为生活条件不好，营养很差，而又不得不在读书之中做一些工作，望勿念。寄上他的相片一张。也频是在一九三〇年五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担任常务委员，十一月参加共产党，同月被选为参加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上海文化界代表。正在准备到苏区去的时候被捕，是一月十号。二月七号被龙华司令部秘密处死（机枪扫射），埋于龙华司令部，当时不准取尸（因为秘密的），同时遇难者，共二十余人。因此至今没有取到尸首，另行安葬，情形如此，望勿引起难受。中国革命所牺牲的烈士，千千万万，假如没有先烈的血，如何能争取今天的胜利。因此我们更应该爱护革命事业，爱护今天的人民政府和军队，我们更要努力，否则何以对死者呢？
此致敬礼
丁玲一月二十日
丁玲这封给公公胡廷玉的家书，写在16开对折毛边纸上，毛笔书写，字体清秀飘逸。当年，刚得知自己亲爱的丈夫年仅28岁的胡也频已被军统特务秘密杀害在龙华的荒野地上时，丁玲就发誓说：
我要复仇！……为了可怜的也频，为了和他一道死难的烈士。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
事隔二十年后她给公公写的这封信，仍然透露出那么一种坚定的信念。
沈从文听说丁玲要送祖林回湖南，默默地想了一会儿说：“我送你去。”
“不用，我一个人就行了。”
“不行，祖林才三个月，你一个人，怎么行！”
丁玲不再吭声，感激地点点头，但很快又说：“恐怕还是不行。”
“怎么？”
“这一来一去要差不多一个月，可只有二十来天就要开学了，难道你不用去武大上课？”
听丁玲说这事，沈从文放心地笑了：“在武大憋着也窝心，我还真就不想去了。”
“不行，我不能让你为了我丢工作。”
“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我真不想去了。靠写作也能活下去，为什么还要去受气呢？”
丁玲听了，知道沈从文确实不想回武大，也就不再吭声。但是，钱呢？路费从哪里来！她皱紧了眉头。
之前与胡也频蜗居在上海永裕里十三号三楼的亭子间，俩人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并没有什么结余，三月前又在医院生下了他们的儿子，花费了不少，现在真是囊中羞涩啊！
看着丁玲皱眉头，沈从文立刻明白她是为钱所难，便微笑着说：“钱的问题，我来解决。你只管好好准备准备，待我拿了钱来就动身。”
近年来，沈从文的书尽管一本又一本地出来，可那微薄的稿酬并不能让他的生活宽余多少，他除了要负担九妹的读书生活，还常要接济一些穷苦的学生。
沈从文微笑着从家里出来，一到屋外笑脸就变成了愁脸，他的眉头比刚才丁玲的皱得更紧。
沈从文丁玲，两个人，还有丁玲的儿子，从北京回湖南，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还要给丁玲的老母亲买些礼物，还要多带一些钱回湖南用，不能让她母亲知道也频的事情。
只是，该到哪儿去弄这么一些钱来呢？
沈从文在巷子里溜达着，走来又走去。在上海，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有钱的人，可惜都不是自己。沈从文走了一阵儿，想了一阵儿，发了一阵儿牢骚，终于情不自禁地走进了徐志摩的家，站在了他的面前。
正好陆小曼也在，沈从文支支吾吾，结果还是让徐志摩夫妇弄清楚了他的来意。
徐志摩和陆小曼从在北京交际场上相识相爱到结婚，徐志摩的父母和一些朋友对他俩的婚事特别是对陆小曼，似乎都不那么满意，然而，婚后的徐志摩与陆小曼却是过得浪漫、开心而惬意。
沈从文看在眼里，很快消除了在他们婚礼上的那点不满，在心里默默地为他们祝福。
听到沈从文又是来借钱，这一次徐志摩竟然显得有些为难。
陆小曼虽然美丽动人，给了徐志摩不少快乐，可她近来常常生病，除去药费，每天作画、写信、会客，跳舞、打牌、听戏的花费也实在太大，而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因为对陆小曼不满日甚，不久前断了给他们夫妇经济上的支援。基于这情况，近年来，徐志摩只好辗转于光华、东吴、南京中央等大学教书，课余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到一九三零年秋，为多赚些钱，徐志摩辞去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在上海、北京两地来回奔波。这样一来，徐志摩一年虽然可以挣到几百大洋，为当时人均年薪的五块大洋百倍，家里却仍然没有几个存钱。
看见徐志摩面有难色，沈从文立刻感到心里非常内疚，连忙故作轻松地说：“我不过是顺道来问问，先生要是为难，我还可以到其他地方去想办法。”
只是，俩人相处了这么久，徐志摩很了解沈从文，想了想说：“我原来好像听你说丁玲写了一本书稿？”
“对。”
“你拿来，我把它推荐给中华书局。”
沈从文听了，轻轻地说：“只是这部稿子的篇幅比较单薄，怕是拿不到几个稿酬。”
徐志摩听了，一时真有些为难了，拿眼睛去看陆小曼。
见徐志摩为难，陆小曼歪着头认真地想了想说：“志摩，你不能去向邵洵美转借一笔钱吗？就说我有急用。”
任何时代，任何行业中，总是有一些特别会赚钱的人，邵洵美虽然跟徐志摩一样是个诗人、散文家，却又同时很会赚钱，他除了写作，还办书店、编辑杂志画报，由于特善经营，是当时文人中最有钱的一个。
听陆小曼提到邵洵美的名字，徐志摩的眼前一亮，很快拨通邵洵美的电话，借了一笔钱转给沈从文。
钱揣在怀里后，沈从文长长地松了口气，他开始与丁玲一道，来考虑这次回家一些细节上的事情。
“我最担心的，是母亲知道也频的噩耗。”丁玲担忧地说，“这样她会受不了。”
“让我来以也频的名义写几封信，待我们离开上海后，由九妹陆续地寄给你的母亲。”
听了沈从文的建议，丁玲点了点头，想了想说：“再拟三份电文，待我们离开上海后让九妹以也频的名义发出来。”
于是他们行动起来，沈从文一连写了七封信，丁玲拟了三份电文。刚把这些做完，有朋友来看沈从文，正是那位喜欢摄影的朋友，手上还带着相机。
“给我们照一张，可以吗？”丁玲拉着九妹的手，问沈从文的朋友。
在这位朋友的安排下，膝上抱着婴儿的丁玲坐着，她的身后右边稍后一点，站着个穿一身朴素旗袍，相貌俊秀的姑娘，这就是九妹。
也就是这张照片，引起了从凤凰考入北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共产党中央第三办公室工业负责人，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刘祖春的注意，为他与九妹的恋情提供了契机。
1931年4月18日，丁玲与沈从文踏上回乡之路。回到常德家中的丁玲，像一个中学生那样把头发分开，穿上母亲喜欢的衣服，强忍痛苦，极力做出天真烂漫女孩的样子。她让沈从文吃饭时陪母亲喝酒，有时还会故意发发小脾气，引得母亲又疼爱又欢心。加上家里不断收到由留守上海的九妹寄出的以胡也频名义发来的信和电报，异常精明的母亲也没能看出丁玲心中隐藏的天大的痛苦天大的秘密。
刚来时就与母亲说好住三天的期限，总算是来到了，丁玲、沈从文与母亲作别，又踏上去上海的漂泊的征途。刚走出门来，丁玲就泪流满面，巨大的悲痛在心底压得太久，她实在有些受不了。母亲可能还在身后，她不敢回头，一任泪水如瀑布般泻下来。沈从文在一旁看着，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掉。
在去上海的轮船上，丁玲靠在简陋的客铺上，昏暗的灯光下，她是那样专心地在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与她从上海归家时照的那张差不多，都是三个人，只是相貌俊秀的九妹换成了白发苍苍的母亲。
丁玲一会儿看着母亲，一会儿看着自己那个对人世还没有记忆的孩子，眼前一片模糊，她擦去泪水，继续又看，如此反反复复。
沈从文一直坐在她的床边，邻近客床上的人，不时朝他俩投来同情的一眼，他们都认为这是一对情感很好的情侣，遇到了什么太让人伤心的事情。
“你不能老是这么伤心。”沈从文说着，自己又忍不住流出泪来，好一会儿才又接着说：“这三天里，我一直担心你会当着母亲的面失去感情的控制，暴露实情。没想到你这么坚强，现在，你应该更加坚强起来。”
“你可知道，这三天我是怎么过来的？我一直想哭，又不敢哭，每天晚上，只能用牙齿咬着被角哭。”
沈从文听着，望着丁玲忧伤的面孔，心里痛得滴血，他的双手抬了抬，真想紧紧地抱住丁玲痛哭一场。
丁玲见沈从文神情木然的样子，知道他并不比自己好受，便擦了把泪水，轻轻地说：“你回去休息吧，我想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