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堂与幸福堂
在通化街一条小巷里，有两家毗邻的商店，一家光明透亮，每一根柱子上都写着醒目的大字，它的店名叫“正义堂”。另一家幽深阴暗，从外面完全看不见内部的情形，店招上写着“幸福堂”。
我第一次走过这两家店，就被它们的店名吸引，在这光怪陆离的城市，大部分好的店名都已经被想光了，但古老事物的某些价值标杆反而很少被用来做店招，“正义”或者“幸福”正是如此。以“正义”做标准的是什么店呢？什么店又能带给人“幸福”？
原来，“正义堂”是一家中药铺，兼做跌打损伤的接骨，主人还是个国术家，闲暇教附近子弟习武，在庙会时，就成为宋江阵的班底了。“幸福堂”是一家命相馆，从为小儿命名、看良时宜辰，到婚丧吉庆、吉凶祸福，主人认为一个人追求幸福的根本就是“知命”，知道命运有一些不可抗拒的神秘，然后从命运与宇宙人生取得和谐，这样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
卖药的人是需要正义的，因为来买药的正是最期待援助的人，“正义”在这时成为雪中的炭，失去正义的药店就会成为落井的石头。
习武的人也需要正义，因为武的目的不只在强身，也在济世。“正义”使武力成为止戈，失去正义就成为挥戈的强权。
所以，中药铺和国术馆称为“正义堂”颇能引人遐思，再放大来看，现代的大医院、发展新式武器的科学家最需要的不就是正义吗？遗憾的是，曾在大医院就医的人，都会发现医院里唯钱是问，早就失落了正义。而如果我们看看现今世界的武器大观，更知道世界武力的对峙早就没有正义可言。
至于“幸福堂”更是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每一个人不管生活在古今中外都是在追求幸福，但由于幸福的轨迹不一定符合逻辑，因此对幸福的掌握都感到惶恐。例如，逻辑上说勤俭就能致富，事实上许多勤俭一生的人贫贱以终；例如，逻辑上有情人终成眷属，事实上大部分的有情人都没有好的结局……
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非但没有使幸福跟着发展，反而使幸福的追求失落了。社会学者调查，到命相馆去求教的人，比例最多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一般百姓。在台湾许多高科技工厂兴建地点、方位要由风水师决定，破土的时候要选择黄道吉日，连留学国外的博士董事长、总经理也烧香拜土地公。
舆论都批评知识分子不应该相信命相、风水、地理、时辰，可是，到底人是活在宇宙的一分子，谁敢说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有幸福呢？此所以，命相馆自称“幸福堂”，算命者自称是创造幸福的人也并无不妥。
不相信命运，并不会使一个人的幸福增加，相信命运，也不会减少一个人的幸福，反之，亦然。
幸福，其实不是不能掌握的，对个人来说，知足常乐，反观自照、减少物欲的追求，是幸福的根本条件。对社会而言，多想想别人的幸福，希望能奉献与布施，少想到自己的幸福，期求别人给自己援助与施舍，这样，整个社会才有幸福的可能。
现代社会的一切悲剧，都是因自私的幸福观战胜了大我的幸福观，在大我被大部分人遗忘时，正是正义沉沦之际。
正义，是社会幸福的最大动力；大部分人感觉幸福的社会则是正义得以伸张的表征。
我常常站在通化街的一条巷口，远远看着“正义堂”和“幸福堂”高悬的招牌，沉思着正义，乃至仁爱、智慧、礼谊、和平，一直到幸福的道路，为某些旧价值的失落感到忧心。
转一个路口，就是人声沸腾的市场，鸡鸭的肚肠流了一满地，污水与吆喝声同时飞溅，刮鱼鳞的声音令人毛发竖立，回头一看，“正义”与“幸福”完全被淹没在人潮里。
心里的水银
有一个人搬进新房子，一直因为自己的书房太小而苦恼不已，后来他想出一个方法，就是在书房四周镶上镜子。
初开始的时候，果然觉得书房大了不少，过了一段时间，书房又一天天地小起来。他每天在书房里苦思答案，事实上书房的空间并没有增加也未减少，为什么从前感觉小，装镜子感觉大，现在又感觉小了呢？
这种对书房奇特的感受，竟使他无法安心工作，加上每一转身就看见镜中的自己，日久月深，使他连转身都感到困难了，到最后视进书房为畏途。
有一天，他遇到一位有智慧的禅师，请师父去看他的书房，师父看了后说：“你的书房四周都是镜子，每天只看到自己，没有看到别的事物，感觉当然小了。你抬头看看世界，少顾盼自己，书房一定会大起来，你何不把镜子里的水银拿掉呢？”
那人听了若有所悟，把书房临街的两边打掉，装了两扇落地窗，书房果然整个开阔起来，他每天都站在落地窗前，看外面的景象与人车，到后来他把落地窗前的观赏视为书房唯一的乐趣，竟无法安心坐在书桌前沉思和读书了。他又重新陷入苦恼，最后还是去找禅师。
他说：“师父，您叫我开了窗，书房是大了，但是我现在每天都坐在窗前，不能安心工作了，到底怎么办？”
禅师说：“你何不给心里装上水银呢？”
他茫然地看着禅师。
禅师说：“一个人面对外面的世界时，需要的是窗子；一个人面对自我时，需要的是镜子。面对外面用窗才能看见世界的明亮，面对自我用镜子才能看见自己的污点。其实，窗或镜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你的心广大，书房就大了；你的心明亮，世界就明亮了；你的心如窗，就看见世界；你的心如镜，就观照了自我。”
他又说：“那，我应该怎样办呢？”
禅师笑一笑，站起来把窗关上，说：“有了窗，可以开，也可以关；有了镜子，可以照，也可以不照。”
记得我在读小学时，教室前面有一面比人还高的镜子，上面写着“明心见性”四个大字。那面镜子是用来惩罚犯错的同学，我和同学都很怕去照那面镜子，因为往往一照就是一个小时，一小时只照自己的脸，真让人想念外面的世界，那时我就想：这如果是一扇窗，不知道有多好？
可惜那不是一扇窗，而我们照了半天镜子也没有明心见性，那是由于照镜子时我们想着外面的世界，而看窗的时候我们又迷失了自己。
水银与玻璃的关系真是奇妙，有了它，我们看到自己，没有它，我们看见世界，如何在用不用水银时善于选择，就可以让我们和世界维持和谐圆满，又不失去自在自我。所以善用我们心的水银吧！让它应该流动时流动，宜于静止时静止。
可叹的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不要说善用水银与玻璃的关系，有很多人从没有打开心里的窗和照过心中之镜。我们在餐厅、浴室、电梯都装满镜子，却很少人用心反观自己，在每一幢大楼都装了满满的窗，也很少人清楚地观照世界。我们建造了玻璃与水银的围墙，心窗心镜反而失落了。
珍惜一枝稻草
有一位很想成为富翁的青年，到处旅行流浪，辛苦地寻找着成为富翁的方法。几年过去了，他不但没有变成富翁，反而成为衣衫破烂的流浪汉。
最后，他想起了寺庙里的观世音菩萨。他知道菩萨无所不能、救苦救难，就跑到庙里，向观世音菩萨祈愿，请求菩萨教他成为富翁的方法。
观世音菩萨被他的虔诚感动了，就教他说：“要成为富翁很简单，你从这寺庙出去以后，要珍惜你遇到的每一件东西、每一个人。并且为你遇见的人着想，布施给他。这样，你很快就会成为富翁了。”
青年听了，心想这方法真简单，高兴得不得了，就告辞菩萨，手舞足蹈地走出庙门，一不小心竟踢到石头绊倒在地上。当他爬起来的时候，发现手里粘了一枝稻草，正想随手把稻草去掉，猛然想起了观世音菩萨的话，便小心翼翼地拿着稻草向前走。
路上迎面飞来一只蜜蜂，他想起菩萨的话，就把蜜蜂绑在稻草上，继续往前走。
突然，他听见了小孩子号啕大哭的声音，走上前去，看见一位衣着华丽的妇人抱着正大哭大闹的小孩子，怎么哄骗也不能使他停止哭泣。当小孩看见青年手上绑着蜜蜂的稻草时，立即好奇地停止了哭泣。那人想起菩萨的话，就把稻草送给孩子，孩子高兴得笑起来。妇人非常感激，送给他三个橘子。
他拿着橘子继续上路，走了不久，看见一个布商蹲在地上喘气。他想起菩萨的话，走上前去问道：“你为什么蹲在这里，有什么我可以帮忙吗？”布商说：“我口渴呀！渴得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那么，这些橘子送给你解渴吧！”他把三个橘子全部送给布商。布商吃了橘子，精神立刻振作起来。为了答谢他，布商送给他一匹上好的绸缎。
青年拿着绸缎往前走，看到一匹马病倒在地上，骑马的人正在那里一筹莫展。他就征求马主人的同意，用那匹上好的绸缎换了那匹病马，马主人非常高兴地答应了。
他跑到小河去提一桶水来给那匹马喝，细心地照顾它，没想到才一会儿，马就好起来了。原来马是因为太口渴才倒在路上。
青年继续骑马前进，正经过一家大宅院前面时，突然跑出来一个老人拦住他，向他请求：“你这匹马，可不可以借我呢？”
他想起观世音菩萨的话，就从马上跳下来，说：“好，就借给你吧！”
那老人说：“我是这大屋子的主人，现在我有紧急的事要出远门。这样好了，等我回来还马时再重重地答谢你；如果我没有回来，这宅院和土地就送给你好了。你暂时住在这里，等我回来吧！”说完，就匆匆忙忙骑马走了。
青年在那座大庄院住了下来，等老人回来，没想到老人一去不回，他就成为庄院的主人，过着富裕的生活。这时他才悟到：“呀！我找了许多年成为富翁的方法，原来这样简单！”
这是一个日本童话，它有深刻的启示意义。生活在这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就像故事中的青年，都想成为富有的人，一般人想到有钱就会富有，层次高一点的人除了钱，希望精神上也能富有。
什么样的人才算富有呢？富有的标准不是财货的多寡，而是以能不能布施给别人来衡量的。能给出去的人才算富有，只能私藏为己用的人，即使家财万贯，也算是贫穷的人！
什么样的人才能布施呢？简单地说，就是“惜缘”的人。因为能珍惜每一个因缘，甚至不弃绝和我们擦身而过的人，才使我们能布施而没有一点遗憾，有遗憾就不能说是富有。
因此，真正通向富足的道路，不是财货的堆积，也不是名利的追求，而是珍惜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件东西、每一个人，处处为人着想，布施给别人。
台湾有两句俗语，一句是“一枝草，一点露”，说明了人的福分是有限的，上天雨露均沾，强求也没有用。还有一句是“草仔枝也会绊倒人”，就是不要轻视小草，小草也能让我们跌伤的。反过来说，一枝草的因缘何尝不能帮助我们呢？
致富之道无它，惜缘、布施而已。惜缘使我们无憾，布施使我们成为真正富有的人。
人格者
一位从年轻时代就以帮人按摩维生的盲眼阿婆，一直住在小镇的郊外，有一天她带着积蓄到镇里找水电行的老板。“陈老板，可不可以在我家前的路上装几盏路灯？”阿婆说。水电行老板感到非常吃惊，说：“阿婆，您的眼睛看不见，装路灯要干什么？”
“从前，我住的地方偏僻，没有人路过，所以不觉得有装灯的必要，加上那时生活苦，也没有多余的钱装灯。现在我存了一些钱，而且从那里过的人愈来愈多，为了让别人走路方便，请您来帮忙装几盏灯吧！”阿婆说。
陈老板听了很感动，只收工本费来为阿婆装路灯。盲眼阿婆要装路灯的消息，第二天就传遍了全镇，所有的人都被阿婆的善心感动了，主动来参加装灯行动，大家纷纷捐钱，热烈的程度超过想象。因为每个人都在心里想着：“盲眼人都想到要照亮别人，何况是我们这些好眼睛的人呢？”
结果，阿婆家外的路灯不但全装起来了，马路扩宽了，通往郊外的木板桥也改成水泥桥，连阿婆的木屋都被用砖头水泥重砌，成为一个又美丽又坚固的房子。
盲眼阿婆做梦也没有想到，只是因为小小的一念善心，竟使得整个小镇都变得光明而美丽，并且燃烧了大家心里的火种，在那装灯铺路的一段日子里，镇上的人活得充实而快乐，知道了布施使一个人壮大而尊严，充满人格的光辉。
后来，盲眼阿婆死了，但是在那小镇上，每个人走过她家门前的马路，立即记起那小屋里曾住过一位伟大的人，一代一代过去，家长总是以盲眼阿婆的爱心作为教育孩子的典范，使得那小镇许多年后还是一个满溢爱心的小镇，少年孩子走过盲眼婆婆的路灯下，在深黑的夜里，没有不动容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的伟大与否，和职业、地位，乃至身体的残缺都没有必然关系，就在我们生活四周，有许多卑微的小人物，他们也像路灯一样放射光明，教育我们，使我们能坦然走向一个有更高超志节的世界。
在台湾乡间，把那些道德节操令人崇敬的人，称为“人格者”，他们生活在各阶层，没有一定的面目，唯一相同的是，他们的人格不可侵犯，不论在多么恶劣的情况下，他们都不出卖自己，并且在处境最坏的时候还能关心别人。一听到“人格者”这句话，真能令人肃然起敬。
记得我的父亲过世时，在墓地上，一位长辈走过来拍我的肩，对我说：“你爸爸是一个人格者。”这句话使我痛哭失声，充满了感恩。我想，一个人如果被称为“人格者”，他在这世界就没有白走一遭。
在农田、在市场中、在许多小人物中间，有许多人格者，才使台湾乡土变得美丽而温暖，他们以生命直接照耀我们、引我们前行。
可悲的是，进入商业社会的台湾小城，人格者一天比一天难找了。是不是让我们现在就来立志，一起来继承“人格者”的传统呢？
安息
家附近有一户人家在办丧事，用蓝白条纹的塑胶布棚子把整个红砖道拦阻起来，白天的时候那座塑胶棚子黑暗而安静，那户人家的铁门也拉了下来，使人感到哀伤而肃穆。
一到晚上，铁门拉开了，塑胶棚子也灯火通明了，棚子面对大马路的一边装了两个大型的扩音喇叭，几乎是非常公式化的，黄昏的路灯刚亮，扩音喇叭就传出清脆的女声：“喂，喂，卖古（麦克风）试验！”然后传来口吹麦克风的呼呼声， 一直到试验无误为止。
那麦克风的音量一定是开到极限了，因为我住的地方离那里有一百多公尺之遥，却吵得连家里唱机放出的音乐都为之黯然失色。
夜晚从塑胶棚子放出的，有各式各样的“卖古”，先是来一段道士的法螺，接着是凄怆的音乐，然后是哀伤的骊歌，有中国调子、东洋歌、西洋音乐，南腔北调，无奇不有。接下来则是流行歌曲的播放，例如《你侬，我侬》、《酒干倘卖无？》、《心事谁人知》、《一只小雨伞》、《雨夜花》、《三声无奈》、《望你早归》等等，有一次还放了《王昭君》与《苏武牧羊》。
到晚间九点以后，哭调开始了，丧家的家属大概请来了“五子哭墓”的团体来哭唱，男女老少轮番上台哭唱，仔细听来，一会儿扮成未亡人唱着：“我君，路途遥远，请你保重。”一会儿扮成儿子唱：“阿爹，你撇下我们，忍心离去”……有各种不同角色和台词，唯一相同的是声调凄怆，令人心惊毛悚，透过麦克风，那职业性的哭喊封锁住整条街。
这样要哭到晚上十一点左右，我原来以为是放录音带，有一天忍不住去探看，才发现全都是“现场演出”，那哭墓团来赚这声泪俱下的钱，确是引人鼻酸，怪不得个个唱得愁眉苦脸、声嘶力竭。
每天节目差不多一样的进行了很多天，街坊邻居起先是同情，后来是无奈，到最后都感到厌恶了，“那死人的家要哭到什么时候呢？”有人这样问起来。
谁知道呢？哭的并不是家属，家属都是沉默地坐在灵堂两旁，非常安静而哀伤，倒是被那音乐及哭墓的团体弄得有点像荒谬剧剧场，死者的相片挂在正中，每天都看着同一个时间开场的演出。
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来访，坐了半天，突然问道：“你们这里还有人搭棚演歌仔戏吗？”
我告诉他，是丧家的仪式。
朋友是对地方戏颇有研究的人，突然用力拍着椅背说：“这五子哭墓团一定是歌仔戏团员组成的，听他们的七字调唱腔，唉呀！唱得真是动听啊！”
我们两个人就站在阳台上，以黑色的天幕为背景，用路上的灯光照明，仔细聆听从麦克风传来的悲哀的哭声，我们听见了一个人的死亡，听见了家属的哀伤，听见了戏台的没落，听见了因缘的离散，也听见了风俗的变迁。
在这整个演出里，使我感到难以接受的是什么呢？我自己反省着。
当然，丧家是没有错的，他们在亲人逝去的时候，一定是手忙脚乱，只有包给外面的人来办理丧事，包办的人请来乐团、五子哭墓团、麦克风，家属也只有接受了。
包办的团体也没有错，他们会办出这么错综复杂、别具一格的丧事，应该也不是自己的创见，而是从俗，反正大家办丧事都是这样，循例办理就是了。
错的就在这种形式，像这样低俗、粗鄙的形式是谁创造出来的呢？这种坏形式创造出来后普遍地被使用，又是为什么呢？在这里，生活的品质、文化的省思就有值得检讨的一面——养生送死本来是人生的大事，为什么不能有更好的形式？
朋友拍拍我的肩膀说：“所以，人生前应该多积福德，生前如果不积福德，死后很可能子孙不哭，卖给五子哭墓团在街头哭呢！”
朋友虽然带着玩笑的口吻，却使我心情真正忧伤起来，积福德是为了生前，而不是为了死后，但对于文化的提升与改造，对于智慧的开启与清明，不是一个人的福德所能为力，而是整个社会都积福德才有希望。
在文化沦落的时代，我们不能期待子孙，而要期待自己往好品质、好格调的方向走，否则，子孙有什么希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