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满清自1644年入关，到1911年覆亡，共计268年。这期间，世界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变化呢？时代的潮流究竟发生了多大的转折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世界”。顺应这股时代的大潮，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先后通过各种方式，从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完成了资产阶级变革，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迅速地强大起来。比如，英国通过164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1688年的“光荣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德国于1866年至1871年间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主导下，形成了二元君主立宪制；日本从1868年开始，实行明治维新，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二元君主制；等等。
当此非常之期，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如何应对的呢？如乾隆皇帝，懒得睁眼看世界，沉醉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朝上国”的梦幻中，还继续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试图把中国与世界隔绝开来。
如嘉庆皇帝，虽然睁眼看了世界，但没有看清楚。尽管也做了些修修补补的努力，但却应对不得法，收效甚微。加之先后出现的白莲教、天理教以及苗民起义，他为此焦头烂额，哪还有精力专注于变革图强。
如道光皇帝、咸丰皇帝以及慈禧太后等，虽然看清楚了世界潮流，也知道了自己与列强的差距，但想做任何应对已经来不及了。一方面，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使大清元气大伤，下盘已经虚浮；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列强的大炮已经轰开了国门，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白花花的银子不断外流，等于抽尽了大清的“血液”。此时的大清王朝，想不倒下都难！
大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中对此做了生动的描述：“政治上业已没有法子可以维系，而外力又乘之而入；于是清中叶以后种种的波澜，就层见叠出了。”由此亦可见，面对时代潮流，不仅逆之必亡，落后也必亡！
三
历史就像游戏。每个朝代都像在玩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每当鼓声停花落下，最后接着的，往往就是最大的“倒霉蛋”！明朝的崇祯皇帝如此，清朝的光绪皇帝也是如此。尽管他们的个人素质都不错，尽管他们都具有励精图治的心志，尽管他们也都在夙兴夜寐地努力着，但无奈大势已去，回天已然无力！特别是光绪皇帝，当他从祖宗手里接过“万里江山”的重任时，这个江山已经残破不堪，不仅内有患外有忧，而且上面还有个老佛爷（慈禧太后）在暗中掌控一切。这个皇帝当得确实难！
但千难万难，光绪皇帝还是做到了临难而思、迎难而上，在大清王朝濒临绝境之时导演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和震撼力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一场流血的改革--戊戌变法，亦称“百日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光绪皇帝也称得上是一个英雄，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悲剧英雄。
关于这次变法的具体背景、内容等，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中用一段话做了极为精当的概述，不妨先抄录如下，再分条缕析：
“德宗亲政以后，内受孝钦后的钳制，外面则有不懂事的恭亲王，从同治以来，久已主持朝政，遇事还得请教他。其余军机大臣孙毓汶等，也都是顽固不堪，只有大学士翁同龢，是德宗的老师，颇赞助变法之议。公元1898年，恭亲王死了。德宗乃决计变法。四月，下诏申言变法自治之旨，以定国是。旋擢用康有为、梁启超等，自五月至七月，变法之诏数十下。然而给一班顽固的人把持住了，一件事也办不动。八月初六日，孝钦后突然从颐和园还宫。说德宗有病，再行临朝。说新党要谋围颐和园。把康有为的兄弟康广仁、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杨深秀六个人杀掉。有为、启超逃走海外，于是把一切新政，全行推翻。”
精读以上这段文字，我们不难看出，这场变法运动具有以下四个特点，而从这四个特点上，我们也能够充分认识到其失败的原因。
1.这是一场“以卵击石”式的变革
这个“卵”，就是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主要成员都是一帮“清流”和下层官员，如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以及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锐等，他们手中掌握的主要是“笔杆子”，也就是文件起草和舆论宣传的权力。这个“石”，就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主要成员都是一帮实权人物，包括恭亲王奕、孙毓汶、荣禄等，他们手中掌握的是“枪杆子”和人事权。用纯粹的“笔杆子”去对付“枪杆子”，就像拿鸡蛋碰石头，其结果是，鸡蛋必然破碎，石头不过表面受污而已。这一点，钱穆先生做了精辟的分析：
“康有为系一工部主事，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无权无位。而以军机四章京居间传递信息。要以内面一个有虚位、无实权的皇帝，和外面一无名义、无权位的不相干人来指挥操纵全部政治之彻底改造，其事自不可能。”
2.这是一场内容广泛但又无涉及根本的变革
说它内容广泛，是指自“四月下诏申言变法自治之旨，以定国是”后，光绪皇帝立即启用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自五月至七月，变法之诏数十下”。而据笔者统计，在这期间，光绪帝颁布的有关新政的“上谕”，不只几十道，而是一百多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其中，在政治方面，提出鼓励民间创办报纸，允许士民及各级官员上书言事，裁撤闲散衙门等；在经济方面，提出保护和奖励工商业，鼓励商办铁路、矿务，在沿江、沿海、沿边地区自开口岸，奖励科学发明等；在军事方面，提出使用西式枪炮，培养海军人才，实行团练等；在文教方面，提出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设经济特科，创设京师大学堂等。
说它无涉及根本，是指这一百多项改革举措，却没有触及三个根本问题。
（1）政治体制问题。当此之时，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已成为世界潮流，而清政府死死地抱定中央集权的帝制，无异于在涛涛洪流中抱定了一株已经枯死的朽木，能撑多久？
（2）制度问题。任何一项改革要实施有效，必须要有一套忠诚且服从于自己的机构去运作执行。变革中，康有为曾提出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制度局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在旧的官僚机构外另起炉灶，以彻底摆脱牵制，顺利推行新法。遗憾的是，这一策略由于光绪帝的优柔，没有落实。
（3）土地问题。从三千年的历史教训看，大凡农民起义，都是由土地兼并严重引发的。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最广大农民的支持。而康有为等的改革，却没有涉及这一最根本的问题，即当时天下民众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因而，改革也就失去了广大民众的支持，成了真正的“书生政治”。
3.这是一场“纸上谈兵”式的变革
由于时间太短，加之改革派手中没有实权，因而，这场改革“给一班顽固的人把持住了，一件事也办不动”。最终的结局尽管很惨，但也简单：一是“八月初六日，孝钦后突然从颐和园还宫”，捏造了一个光绪帝有病的理由，把他圈禁起来，自己重新临朝；二是捏造了一个“新党要谋围颐和园”的理由，把康广仁、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杨深秀等六君子抓起来杀掉了。康有为、梁启超两人跑得快一点，逃走海外，总算留得“青山”。于是，中国近代史上最短命的一次改革就这样彻底失败了。
其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作为改革总导演的光绪帝没有掌握军政实权。而历史的规律是，一个没有真正掌握实权的人悍然发动一场改革，其实质就等于是一个拿着“空枪”的战士去战场冲杀，其结果只能是一幕撕毁的“悲剧”。
4.这是一场既无充分之条件准备、又无周详之条理规划的改革
其时，康有为作为这场变革的总设计师，愿望是良好的，心情是急迫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故力主“速变、全变”，恨不能一夜之间造出一个“新中国”。可历史的经验是，要“速变、全变，惟有革命”。而当时具备了革命的条件了吗？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引经据典地做了分析，他说：
“宋神宗、王荆公在熙宁时，尚不能速变、全变，清德宗之强毅有力远不如宋神宗，康有为之位望资历远不如王荆公，如何能速变、全变？康氏所以主张速变、全变者，以谓非此不足救亡。此等意见，亦仍与数十年前人一色。从前是只为自强而变法，现在则只就救亡而变法，均是将变法降成一个手段，没有能分清观点，就变法之本源处逐步走上轨道。”
他接着分析说：
“大抵当时变法，牵一发，动全身。苟求全变，势不能速。若使有统筹全局之君、相，慎思密虑，徐以图之，庶乎有济。而清室诸帝，自咸丰以下皆非其人。以大臣言，智虑气魄足以胜者惟一曾国藩，既已老于兵旅封疆，未能对整个政局一展其抱负。李鸿章继曾而起，智局气量已不如曾，清廷亦从未用之中枢，使有一统筹全局之机会。事势推荡，遂使康有为以一局外之人，而来发动整个政局之改革，其事固必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