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她的文章《风雨忆萧红》里面说：“人的伟大也不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在黑云压城的情况下，丁玲主动要求到广漠的北大荒去，她充满胆识与预见的这一明智之举，也为她的人生开辟了一条光明之道。如果没有去北大荒，或许丁玲活不到“文革”后。
多福巷悟道
1958年的春节，丁玲是在“寂寞和凄凉”中度过的，三年前，她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反党集团的头目，一年前，厄运再次降临，“右派”的帽子又扣在了她的头上。那时的北京城并没有像现在一样禁止燃放烟花炮竹，但此时的丁玲只能躲在“灯火阑珊处”的多福巷中“斯人独憔悴”，多福巷并没有真的给她带来多福，她的处境更像朱自清笔下的那句话：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春节过后几天，受到丁玲牵连的陈明接到了上面对自己的判决，判决由陈明所属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下发到他手中：撤销级别，保留厂籍，下放到黑龙江密山农场劳动，三天后出发！
相对于陈明，作为“黑帮头子”的丁玲显然更加“罪大恶极”，但她却没有被发配边疆。原来，作为著名作家和全国政协常委的丁玲被认定为“右派”中的“头面人物”，依照规定，“头面人物”不论“罪行”大小，工资和职务只降一级，而且可不必送去劳动改造，就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告诉丁玲：“对你的处分，按‘右派’六类处理，你可以不下去劳动，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
但这样的局面显然不是丁玲希望看到的，首先，这意味着相依为命的夫妻只能大难临头各自飞，彼此失去依靠；其次，丁玲和陈明早就约定要一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或是东北的林区，或是贵州的深山，上刀山、下火海都无所畏惧、共同担当，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两人都有点不知所措。
呆了半晌，陈明问丁玲，是不是把他将被下放到黑龙江的事告诉作协党组一声？丁玲想了想，断然说道：“还是不要说了。说了，也许会照顾我，把你留下来。这不就违背了我们的初衷吗？”
就这样，三天后丁玲在家门口送别了陈明，在离别前的三天里，丁玲和陈明相互规定：不流眼泪，不唉声叹气，振作精神，面对未来。两人互相鼓励，要像年轻时投奔革命一样，“蔑视这时加在身上的一切，傲然踏着为我们设置的荆棘刀尖，昂然前进。”
陈明走之后，诺大的四合院里只剩下丁玲和保姆王姐两个人居住，一片死气沉沉，在这无边的荒寂与沉重中，丁玲展开了与自己灵魂的对话，她写道：
人可以烦闷，可以忧郁，可以愤怒，可以嘤嘤啜泣，可以长歌当哭，……就是不能言不由衷！不能像一只癞蛤蟆似的聒聒地叫着自己不愿听的虚伪的声音。安徒生写过一篇童话，说一个公主被妖法制住了，变成了一个癞蛤蟆，整天呱呱的叫……但我是人，是一个尊严的人，一个认真的共产党人，我怎么能披着一张癞蛤蟆的皮，日夜聒聒地叫，说着不是自己心里的话？……我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作出证明，人民要做出裁决。我应该不必羞愧，我应该无所畏惧，相信自己，扫除迷茫，承担苦难。做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继续用自己的言行，谱写为人民的一生。（《风雪人间》）
在这种透彻心扉的反思中，丁玲终于有了一种类似于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大彻大悟：
不必犹豫了，到北大荒去。……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到暴风雨中，到人群里面去，到火热的劳动中去……冲锋在前，把一切烦恼远远地抛在后边，把那些不值一顾的魔影全部清除扫光。（《风雪人间》）
我丁玲就是丁玲
带着一种“重新做人”的愿望，丁玲向上级请求到北大荒去。作为“党项人”的后代，当年丁玲从上海到陕北，在那里她找到了祖先的感觉。而现在从北京远赴东北，虽然事过境非，但是远离喧嚣、回归荒野的美好愿望仍然让丁玲对充满期待，她甚至以诗意的笔调勾勒出了让自己醉心的东北原始森林景象：
那里大树参天，丛林蔽日，在深邃的绿色世界里，这里，那里，透露出几缕耀眼的阳光。阳光下，小鹿跳跃，溪水低吟，听婉转鸟语，看松鼠跳跃，闻青草的芬芳，采艳丽的花朵，领略大自然的雄伟，萌发无穷的生命之力。
这哪里是北大荒，根本就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世外桃源中人的祖先是为了避战乱而迁居于此，他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切的政治纷争都与其无关，这也正是丁玲远离京城的重要目的。
得知丁玲要去北大荒，作协的负责同志好心地奉劝她：“你名气太大，下去是不是改个名字方便一些？”丁玲斩钉截铁地说：“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丁玲就是丁玲。”
丁玲没有想到，即使她选择离开，仍然有人千方百计地设计陷阱，不让她过上好日子。最让她愤怒的是，当她从作协拿到中宣部署名的一纸介绍信时，上面白纸黑字赫然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可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这与丁玲作为“头面人物”的处理意见大相径庭，当时只是降级，现在变成了取消级别，当时允许其留京创作，而现在去了北大荒创作就不给工资，这摆明是想让丁玲放下手中的笔，从此在文坛消失，政策比小孩的脸色变得还快，这让丁玲怒不可遏！
渐渐平静下来的丁玲还是决定马上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这件意料之外的事情让她北大荒之行更增添了几分“卧薪尝胆”的悲壮，她对自己说：“我下决心，什么也不说，不问，带着这张‘通行证’，壮胆下去，沉在人民中去，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我不相信，北京我是不可能再回来的，天下绝不会就由少数这几个人长期主宰摆弄。”当年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后，留下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路更好，只有神知道。”如今丁玲也可以对在朝的敌对者说：我去北大荒，你们留在北京，谁的路更好，只有神知道。
这年6月中旬，丁玲买了去哈尔滨的火车软卧票，上级委派了一位转业军人作为丁玲此行的“护花使者”，实际上是要押送丁玲去目的地，他跟着丁玲坐软卧。让丁玲哭笑不得的是，竟然连这个押送人员的钱都要她自己出，这就相当于别人枪毙你还得让你出子弹钱，她发牢骚道：“为什么车票钱全要我自己支付呢？按常规，犯人应该由主管司法公安出钱，‘解差’的旅费，更不应该由我这个‘犯人’来支付。”
在那样一个畸形的社会，制度形同虚设。
从丁玲到老丁
6月末的一天，丁玲终于辗转到达了黑龙江密山农场。下了车站，丁玲看到这里人与人之间都是笑容满面，看到有人来都会高兴的走过来说几句话，似乎是故友重逢。这让丁玲不免有些担心：“该不会有人认出我来吧？”她自认为脸上已经打上了“金印”，就像一名古代发配的犯人一样。但丁玲很快就发现，其实她的担心是多余的，根本没有人会在乎她是谁，这里的人来自四海，在这样的蛮荒之地自然就养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对谁都是一视同仁，亲亲热热，有说有笑。
此后，丁玲这个名字在北大荒将被“老丁”这个亲切的称呼所替代，这里的人只知道老丁，而不识丁玲。老丁，是北大荒的人民送给丁玲的至高荣誉，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融入人民之中。
自清朝以来，苦寒的关外北大荒一带就是著名的犯人流放之地。其中最有名的流放犯当属顺治年间的吴江才子吴兆骞。因为科场案无辜遭累，吴兆骞被遣戍宁古塔23年，后经纳兰性德父明珠营救，才得以赎还。纳兰性德之所以倾力相救，据说是被吴兆骞之友顾贞观的一首催人泪下的《金缕曲》“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所打动。除了《金缕曲》之外，当时与吴兆骞有过诗词唱和的大诗人吴梅村也写下了《悲歌赠吴季子》，其中描述了吴兆骞塞外悲惨的生活场景：“白骨皑皑经战垒，黑河无船渡者几？前有猛虎后苍兕，土穴偷生若蝼蚁……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昼相逢半人鬼。”诗里把宁古塔描写的恐怖阴森之极，简直是一个活地狱。
然而，事实上吴梅村从来没有到过宁古塔，这一切都只是出自于他个人的想象。清人李岳瑞在笔记《悔逸斋笔乘》中记载了吴兆骞临终时对儿子说的话：“吾欲与汝射雉白山之麓，钓尺鲤松花江，挚归供馔，采庭下篱边新蘑菇，付汝母作羹，以佐晚飧，岂可得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吴兆骞对于关外的生活不仅不以为苦，反而经常有一种“莼鲈思归”的怀念，渴望回到那里，跟妻儿一起到长白山打猎，到松花江钓鱼，到野外采蘑菇，不亦快哉！看来，我们都误解他了。
其实，众人好心救吴兆骞回来，其结果反而害了他，笔记中说吴兆骞“在边塞久习其风土，江南溽热，反以为苦，卒以肺疾而终。”当然，除了气候环境的不适应，一个流亡塞外23年的人活着回归故里，好心的来问候，好奇的来看望，这些估计都让吴兆骞劳心又劳形，或许这也成为了他早卒的原因。
还是到关外去，那里最简单，最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