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与丁玲，“风”与“玲”的碰撞奏响了动人的“风铃”雅乐，胡风半生坚守对丁玲的一个承诺更是构成了这首雅乐的高潮。然而，1955年，在同一年两人一起陷入厄运之中，难道冥冥之中，“风铃组合”注定要同呼吸共命运？
一诺千金
丁玲与胡风相识于1932年，当时胡风刚从日本回到上海，在“左联”的一次会议上他与丁玲相识，按照胡风在回忆录中的说法，他称自己和丁玲“一见如故”，这充分说明了两人品性之相和、气味之相投。
1936年夏天，丁玲逃出南京的牢笼到了上海，在上海第一个迎接丁玲的就是胡风，久别重逢，彼此都感到非常激动和亲切。在上海转赴陕北前的日子里，丁玲得到了胡风无微不至的照顾，两人建立了一种兄妹般的情谊。此后，丁玲开始把胡风视为生命中最可信任之人，这种信任正是来自于丁玲对胡风的透彻了解。
这一年的秋天，丁玲离开上海远赴陕北，此后，她与胡风一南一北，相距于千里之外。但是，两人仍旧有频繁的书信来往，而丁玲需要在国统区办的事情，往往都托付给了胡风，“抗战”之时，丁玲的稿费也经常由胡风转交给湖南老家的母亲，可见丁玲与胡风的“兄弟”情谊之重。
之后，胡风夫妇代管毛泽东书赠丁玲的《临江仙》手迹并完璧归赵一事，更是成为现代版“一诺千金”的佳话。
1939年底，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陕北的阎锡山、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胡宗南亲帅大军妄图将共产党“包饺子”。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党内许多干部和机构不得不进行战略性的转移。摆脱敌人的穷追不舍需要轻装上阵，丁玲可以扔掉任何东西，但唯有对毛泽东送给她的诗词手迹看的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在为这些手迹寻找一个可以“托付终身”之人时，她马上想到了胡风，于是丁玲托人将这些手迹转交给了正在重庆的胡风。
胡风果然不负所托，他将丁玲寄来的毛泽东手迹放进一只牛皮纸信封里，封面上，胡风用毛笔写上“毛笔”两个字。“毛笔”意即毛泽东之笔迹，可是不清楚真相的人根本不可能猜到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这也是多年来胡风地下工作的智慧。胡风把这个装有手迹的信封藏在自己用来装稿件的小皮箱里，每每随身携带，好似里面装着与自己性命攸关的重要文件。
建国后，胡风与丁玲得以再度相逢，但令人惊讶的是，丁玲竟然没有向胡风要回自己视若性命的毛泽东手迹，难道她觉得手迹放在胡风那里甚至要比放在自己身边更加合理？而胡风对此也绝口不提，两人很有默契。
1955年，胡风被打入“反革命集团”，从此二十余年不得翻身，而他所珍藏的手迹也跟着他颠沛流离。这些手迹先是与胡风的日记、书信等一起被搜走，存进了公安部的档案柜中，而后在胡风被判刑后由其夫人梅志领取回来（领袖的笔迹仍然可以由反革命人士保管，可见当时的管制远没有“文革”厉害）。接着，胡风被羁押到了四川，这些手迹也随着夫妻俩一起经历了蜀道难。在“文革”中，手迹又差点被红卫兵搜走，幸好这些喜欢造反不喜欢读书的小将们有眼不识泰山，竟然将领袖的笔迹连同装有胡风文稿的皮包扔在地上，这些笔迹才得以有幸保存到了今天。
1980年9月，中央宣布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重见天日的夫妻俩决定让毛泽东笔迹物归原主，梅志便托中国作协将之转交给了丁玲。
四十年，一个承诺的坚守，义哉胡风！
风铃组合
胡风的“风”，丁玲的“玲”，合起来就是一个完美的“风铃组合”，一个是理论高手，一个是创作天才，两人的搭配绝对漂亮。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人最早称风铃为“占风铎”，意即用来知风之物。而胡风、丁玲的悲剧之源恰恰是因为他们对风向的把握失准。
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这两个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冤案使得胡风和丁玲几乎同时陷入人生的泥沼中，他们坠落的速度如此之快，着实让场外之人大跌眼镜。
但丁胡二人的悲剧又有明显的区别，胡风是作为政治体制外的人物对政治过于热情，而丁玲则恰好相反，作为政治体制内的人物她却对政治过于冷漠。而最可怕的是，他们身上还都有致命的缺点——不懂政治，这也是后来两人共同的大敌周扬对他们的评价。
在胡风被捕之前，批判的风潮已经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对此几位长者建议胡风：不如找个“闲差事”呆着，闲时搞搞翻译，不要再发什么言，不要再杞人忧天了。这简短的几句话包含的是郑板桥“难得糊涂”的人生大智慧，但胡风置若罔闻。
胡风并不是不懂得其中的利害关系，只是对政治的过度热衷已经使他身上的感性远远压制了理性。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在我自己，是大半生追求这个革命，把能有的忠诚放在渴求这个革命的胜利上面的人，现在身受到了这个胜利，应该在一个作家的身份上站在人民面前拥护这个革命，歌颂这个革命，解释这个革命的。”
比如，1952年郭沫若就建议胡风到朝鲜或工厂去，沉下去，写出作品来，但胡风显然难以接受，他在7月30日的家书中写道：“昨天下午去看郭副总理，谈得很亲热。他劝我，沉下去，到朝鲜或工厂，写出作品来，云。但这哪能做得到？”
而丁玲虽然是党内文艺界的高级干部，但她对政治的认识和把握却一点也不高级，甚至有点幼稚，这从丁玲当年公开说过的几句话就可以看出来：“我是作家，我的气质就是作家的气质。我不喜欢赶浪头。”“读书太清楚，太理智是无味的。”“我这个人是不懂什么条条的，不懂理论。”“你现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么呢？写东西才是自己的。”
丁玲可能有大隐隐于朝的打算，然而现实很快把她的如意算盘击打的粉碎。作为一个身处政治中心的作家，你喜不喜欢“赶浪头”并不重要，个人的力量在海啸一般的政治风浪中微不足道，大浪卷来，你根本无从抗拒，不是随波逐流，就是被大浪淘沙；在这种情况下，“写东西才是自己的”只能是一个谬论，一个天真的理想，一个不切实际的童话。
丁玲或许从时势的变化嗅出了几分秋风乍起的寒意，但她没有预料到厄运会如此之快降临到自己身上。直到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后，《解放日报》上面登载了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先后逮捕潘汉年、胡风的消息，丁玲才意识到大厦将倾。如果说胡风只是一个党外人士的话，那么潘汉年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都远远高于自己，潘汉年如此轻易被打倒，自身就更加不足道了。
7月19日，丁玲写信给远在南方的陈明，说：“周到我家吃了晚饭，谈甚洽，多知道了很多事。在刘处又听了一些惊人消息。回家这几天真是有些感到脑子中事物太多了，简直容纳不下之感。”信中的“周”自然是周扬，在这样一个随时都要拔剑相向的紧张时刻，周扬还能够“抽空”到丁玲家里吃了顿饭，而且两人居然“谈甚洽”，同时周扬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把“很多事”告诉了丁玲，这里面大有文章。周扬的老到与成竹在胸与丁玲的天真和惶恐无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虽然所谓的“风铃组合”纯属我个人的一种文字游戏，不过丁玲和胡风确实在命运上具有某种神秘的关联，这一点就连丁玲自己也意识到了，她后来对人说：“从一开始整胡风，我就预感到有人是不会放过我的！”
实力派与偶像派
在“左联”时代，胡风和丁玲都是鲁迅最忠实的粉丝和学生，他们都高举着鲁迅的大旗行进。然而，在后“左联”时代，两人在思想上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裂痕。
50年代，在胡风饱受批判之时，丁玲就开始刻意和他保持距离，她说：
我对胡风是有警惕的。胡风向我发牢骚，说他被压下去了，我说我们决不会有宗派。我们现在都在中央领导之下，谁也不敢有宗派。
而胡风对丁玲的成见更是不小，称丁玲为“凤姐”，《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掌握着贾府的大权，胡风借此暗指丁玲是和周扬、林默涵一样的当权派。
但胡风还是把丁玲和周扬、林默涵区别开来对待，他认为丁玲是搞创作的“实力派”，不是想当官整人的。在胡风的日记中，他说丁玲在文艺界是“可以合作的”，这也成了后来丁玲遭受批斗的重要证据。
胡风为丁玲是实力派，丁玲又何尝不认为自己是实力派。当她身居高位，却津津乐道于自己的作家身份并为之无比自豪时，这种“实力派”的观点就一览无遗了。这种对自身价值的高度认同也影响了丁玲的价值观，于是，在她眼里周扬成了一个“会演戏的”，并屡屡受到她的冷嘲热讽。
丁玲没有想到，“会演戏的”周扬终将给不会演戏的自己致命的一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