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妈和C.K.和辛荑和孔丘和庄周和曾国藩的教育构成了我百分之九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老妈和司马迁和刘义庆和毛姆构成了我百分之九十的文字师承。
我、小白和辛荑在燕雀楼喝下两箱燕京啤酒的七年以后，我写完了我第一部长篇小说，破东芝黑白屏幕手提电脑的D键被敲坏了，我右手的腱鞘炎犯了，我又喝了一次大酒。
我躺在仁和医院的特需病房，一个人一个单独的房间。脑子里澄清空，只记得，酒喝得实在太大了。我想，天理昭昭，我坏事做尽，我终于成了一个傻子。
病床靠脚一侧，有个塑料袋子，里面一张硬纸卡，写着：秋水，男，三十岁。入院原因：急性酒精中毒后深度昏迷。我想，纸卡上描写的那个人应该就是我吧，但是我反抽了自己好几个嘴巴，无法了解“急性酒精中毒后深度昏迷”的含义，记不起我这次是和谁喝了多少酒，也不知道所处的地点和时间。
七年以前，我上医学院的时候，常想，我什么时候才能躺到这种特需病房啊，牛逼啊。这个病房在新住院大楼的南侧，四壁涂着让人萌生求生欲望的粉红色，而不是普通医院大楼里那种青苔一样闹鬼的惨绿色。住院楼入口特设下车位置，上面一个巨大的水泥转盘，遮住周围楼宇的视线。我曾经长久地从周围的护士楼、住院医宿舍、医科院基础研究所的窗户里分别望，我想象手中有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枪口伸出窗外，发现没有一个窗口可以射击到特需病房的下车位置。我对战争的经验来自于电影《铁道游击队》、一年的正规军训和Westwood Studios出品的《命令与征服》。《命令与征服》里的狙击手，牛逼啊，石头一样铆进泥土，狗屎一样消失在建筑物中，等待下一个傻逼出现，乓的一枪，一枪毙命。
七年以后，我躺在特需病房，脑海里一片空白，我使劲思考，这是哪里啊？我为什么到了这里？我只想起来，这里很安全，下车的地方没有狙击手能够向我放黑枪。
房间里有一桌一椅一沙发，还有一个洗手间。房间的桌子上摆着一个黑不溜秋的方盒子，里面总有五颜六色的骗子握手开会五颜六色的疯子唱歌跳舞五颜六色的傻子哭哭啼啼五颜六色的妹子脑门儿上统一写着两个字“淫荡”，什么时候打开什么时候有，我想不起来护士小姐管它叫什么了，反正是外国字母。洗手间里没有浴袍和浴盐，门不能完全合上，淋浴和盆浴没有分开，洗手池上没有一个小花瓶插一枝新鲜的康乃馨或是富贵竹。顶多是个三星饭店，我想。
我穿着蓝白竖条的衣裤，棉布的，宽大而舒适，独立床头，窗户洞开，气流在我裤裆来回穿梭。周围进进出出的人都穿白大褂，第一天醒来，我以为是个按摩院。
如果是按摩院，第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是，这里是一个正规的按摩院还是一个不正规的按摩院。我问了三个自己号称是护士的小姐，“有没有推油和特服？有冰火吗？”小姐年纪很轻，顶多二十出头，穿着粉色的衣裳，和墙的颜色一样，偶尔由一个年纪大的帽子上带两道杠的老护士长领头，一大队鱼贯而入。但是她们的衣服不透明，没有金属片片塑料缀珠不闪亮，身材也一般，没有在灰暗灯光下闪鳞光的细白长腿，没有被衣服勒出的幽深乳沟，没有“梦幻几何”、“凯瑟王”、“太阳城”、“金色年代”、“金碧辉煌”，或者“金色时光”里那种大门洞开、列队而出，欢迎激素水平过高人群进妖精洞的阵势。
三个号称护士的小姐给我类似的回答：“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推油，什么是特服，什么是冰火，我们有静脉注射、肌肉注射、椎管注射，有的打麻药，有的不打，但是都要消毒，棉签沾络合碘。你说说看，什么是推油？什么是特服？什么是冰火啊？”这些护士是护士学校刚毕业的吧，腮帮子上细细的金黄的乳毛还没褪干净。老流氓孔建国在我上初中学《生理卫生》的时候，很权威地说过，这细黄的乳毛是处女的典型体征。我学了八年医，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皮肤科学都仔细研读，分数九十以上，还是无法判定孔建国的说法是科学还是迷信。我断定，这里不是不正规的按摩院，其实我也想不起来推油、特服和冰火是什么东西了。
如果这里是正规的按摩院，我就能确定我所在的城市，过去忙得时空错乱的时候，我都是通过机场和按摩院确定到了哪个城市。
我问护士小姐：“老白在吗？小颜在吗？”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在，我就可以断定是北京东大桥的宁康盲人按摩院。小颜认穴准，年轻，出手频率快，从来不偷懒，即使我在按摩过程中昏死过去，手也不停，力度不减。我判断好按摩师的标准，简单两条，第一，能不能迅速让我放屁打嗝；第二，让我昏死。小颜能在十按之内，让我放屁打嗝；能在十分钟之内，让我昏死过去。宁康盲人按摩院就两间房儿，一个房间三张按摩床，必须争取早放屁。晚放屁，你闻别人的屁，吃亏；早放屁，别人闻你的屁，赚了。屁气冲出，身体飘浮在半空，脑子一昏，眼屎流下来。老白一头白色头皮屑，独目，有气力，一双大肉手，一个大拇指就比我一个屁股大。我一米八的个头，在老白巨大的肉手下，飞快融化，像胶泥，像水晶软糖，像钢水一样流淌，迅速退回一点八厘米长短的胚胎状态，蜷缩着，安静着，耳朵一样娇小玲珑。护士小姐说：“老白教授退休了，早上在北海公园五龙亭附近打四十八式太极拳，跳南美交际舞，唱‘我们唱着东方红’。下午上老年大学，学颜真卿和工笔花鸟翎毛。小颜大夫出国了，美国，停薪留职，还是做心脏内科，导管介入，博士后，吃射线太多，流产三次了，最近生了一个傻子，也算美国公民，不清楚以后会不会回来或者什么时候回来。”一定不对，老白和小颜都是瞎子，都是保定盲人按摩学校毕业，学制三年，一年学习，两年实习。
我接着问：“三○一号在吗？或者三号在吗？”如果三○一号在，就是南京的首佳按摩；如果三号在，就是深圳的大西洋桑拿。南京的三○一号体重至多八十斤，多次想义务献血被婉言拒绝，但是手指上有千斤的力气。我喜欢力气大的，回国后两年的咨询生涯，一周九十个小时的工作，毁了我的一整条脊椎，颈椎痛，胸椎痛，腰椎痛，骶椎痛，尾椎痛，脊椎两边全是疙疙瘩瘩的肌肉劳损和肌肉钙化，像是两串铁蚕豆，任何时候按上去，都是硬痛酸胀。火化之后，我这两串铁蚕豆会变成一粒粒精光内敛的舍利子。三○一号按断过一个两百斤大胖子的腰椎。三○一号告诉我：“这不怪我，靠，得了十几年的椎骨结核，自己都不知道，椎骨都是酥的，豆腐渣。”深圳的三号是小说家的胚子，来自湘西，头发稀细，视角、用词和趣味都上路。第一次找三号，我面朝下平卧，过了半小时，三号说：“你有多高？到不到一米八？你的腿真好看，又细又长，是不是经常锻炼，出很多汗？汗出多了皮肤才能这么光滑和紧凑，比我的大腿还光滑，关了灯，闪亮。切下来给我就好了。”接着又说：“不行，毛太多了，长筒丝袜都遮不住，会溢出来。”最后想了想说：“也行，可以刮啊。要是长得快，就索性忍痛拔掉，毛囊没了，就再也不长了。”这三句话，没有一句我能接得了下茬儿，我假装睡死了，白日飞升。我房间里的护士小姐说：“三○一医院在五棵松，不在东单这里。三号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们这里叫名字或者叫同志。”
我没招儿了。我不着急，我在哪个城市，我会慢慢搞清楚。
我仰面躺在床上，床单是白的，干净的消毒水味儿，我的脖子、肩、背、腰和尾椎一点也不痛了，连寰枢关节和腰三横突附近都不痛了，我躺了多久啊？平时，这些地方，手任何时候按上去，都是剧痛。早我一年进入咨询公司的吴胖子，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厉害的时候，面朝上平躺在地板上，双手举着幻灯文件草稿看，看得欢喜，觉得逻辑通透，数据支持坚实，身体还扭动几下，仿佛举着的不是一份两百页的幻灯文件草稿而是一个十几岁百来斤的黄花姑娘。在腰痛不太厉害的时候，他忍痛和他老婆整出一个胖儿子。儿子出生就有十斤，吴胖子说，现在有几十斤了。回家和儿子玩儿，他面朝下平卧，儿子在他背上踩来踩去，整个小脚丫踩上去，大小和力度仿佛一个成年人的大拇指。想象着这个场景，我的口水流下来。我也去弄个姑娘，我也面朝上平躺，我也像举起幻灯文件草稿一样举起这个姑娘，也这样忍痛整个儿子出来，十一斤，比吴胖子的儿子多一斤，我想儿子给我踩背。
我仰面躺在床上，天花板上一圈轻钢轨道，挂输液瓶子用的。估计我已经很稳定地变成了傻子，昨天刚进医院的时候轻钢轨道上挂了一圈十几个瓶子，现在就剩一个了。瓶子里红色澄清液体，不知道是什么。
上《神经病学》的时候，一个成名很早的少壮女神经科教授当众问我：“脑溢血恢复期的病人，可以用什么药？”
“不知道。脑溢血恢复期又要防止再次出血，又要防止血栓，不好弄。”我记得我是这么说的。
“看看这个病人在用什么药？想想祖国的伟大医学。”女神经科教授指了指病房里一个病人。那个病人仰面躺在床上，一脸的老年斑，绿豆大小或是蚕豆大小，一脸讨好的微笑，看完女神经科教授，看我。天花板上一圈轻钢轨道，轨道上挂着一个瓶子，红色澄清液体。
“不知道，我没有学好。”
“想一下，药是什么颜色的？”
“红的。”
“我国传统医学，最着名的药是什么？”
“六味地黄丸，补肾，主治耳鸣，腿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吃，有百益而无一害。”
“让我问得更具体一点，我国传统医学，最着名的药材是什么？”
“人参。”
“那你说，脑溢血恢复期的病人，可以用什么药？”女神经科教授站在我面前，眼睛里充满了兴奋的光芒。
这种绣球我总是接不住。小学的时候，我大声反复背诵一首叫“锄禾日当午”的唐诗，我爸问我唐朝之后是什么朝代，我答不出来。我妈一步蹿到门外，拿进一个大墩布，从门背后衣帽钩上拿了一个帽子，顶在墩布的木棍上。我妈站在我面前，眼睛里充满了兴奋的光芒：“木头上戴个帽子，是什么字？”我不知道，我问：“晚上咱家吃菜肉包子有没有小米粥喝啊？”
“红参。”我对神经科女教授说。
“红在古代汉语里叫什么？”
“也叫红啊。明朝就有红丸案。家里生了女儿，藏了一坛子酒，等她破身的时候喝，叫女儿红。”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