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是讨论是否迁都，直学士院孙大鼎在讲到迁都的必要性时说：“天会八年(宋建炎四年)冬，诸大臣会于黑龙江之柳 (御？)林，陈王悟室忧宋氏之再兴，其臣如张浚、赵鼎则志在复仇；韩世忠、吴则习知兵事，既不可以威服，复构怨之已深，势难先屈，欲诱以从，则阴纵秦桧以归。一如忠献之所料，及诛废其喜事贪功之将相，始定南疆北界之区划，然后方成和议，确定誓书，凡山东、淮北之民多流寓于江南，及杜充、张忠彦之家属悉令发还，盖惧在南或思归南，鼓煽摇惑，易以生隙，务令断绝，始无后患。”
一次在蒙古军攻陷复州、顺州时，被俘的金同知县赵子寅、督运天使张元应二人得以逃脱，他们回来后建议遣使向蒙古乞和，金宣宗下旨封赵子寅为直昭文馆，张元应为总天马飞龙十七监。权给事中兼知制诰孙大鼎封还录黄，奏曰：“多事之世，士无常守，外顺内逆，惟利所在。子寅、元应之归，朝廷以其言遣使，遂以为诚，臣深疑之。白天统之中，至今三十年，北兵陷执官吏不知其几多，不知其存亡，传闻戮辱囚苦，皆是求死。独此二人忽然逃归，情态张皇，气貌不改，恐未必非敌之间。古事臣不必言，谨按国史，天会八年冬，诸大臣虑南宋君臣之刻苦于复仇，思有以止之，而势难于自屈。鲁王曰：‘惟遣彼臣先归，因示空 (恐)胁而使其臣顺。遵之，我佯不从，而勉强以听，感可以定。’忠献曰：‘我军初到太原，孝纯见霍安国之使，使来迎降。即得太原，一鼓渡河。取洛阳。围大梁，皆由先取河东，彼此谁不怒之，仇之，如何得位得志？此事在我心中三年矣，只有一秦桧可用。桧初来说赵臣得人心，必将有所推立；不及半年，其言皆验。我喜其人，置之军中，试之以事，外拒而中委曲顺从。间语以利害，而桧始言南自南，北自北。”’
秦桧回到宋朝之后，由于得到高宗的宠信而官运亨通，直至占据宰相的高位。自此，秦桧独揽朝中大权，积极从事投降叛国活动。他代表高宗拜受金国诏书，接受了“和议”，而后为了讨好金人，又以“谋反”之罪杀害了力主抗金的爱国将领岳飞。
绍兴二十五年 (1155)十月，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汉奸秦桧病死临安，谥号“缪丑”。他的卖国行径使他成为千古罪人，为后人所唾弃。
17施琅是不是忠诚
施琅，字尊候，号琢公，清初著名将领。施琅降清后被任命为清军同安副将，不久又被提升为同安总兵，福建水师提督，先后率师驻守同安，海澄，厦门，参与清军对郑军的进攻和招抚。由于“施琅背郑降清”，施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人们对他的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分歧。
从小生长在海边的施琅，拥有一身技冠群雄的武功。顺治三年(1646年)，施琅加入郑成功的抗清队伍，不久成为郑成功旗下最为得力的骁将。
早年时的施琅，拥有要强的脾气性格，常与郑成功擦出不和的火花。顺治八年 (1651年)，施琅对郑成功“舍水就陆”、掠夺军饷的举动提出了异议，引发了彼此间强烈的不满。之后，施琅的部下曾德因犯罪而逃至郑成功处，并在郑军中得以重用。施琅不顾郑成功的意愿，杀了曾德，因而再次得罪郑成功，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郑成功下令将施琅父子三人(施琅及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逮捕起来，投人大牢。施琅用计逃到大陆，可是其父和弟弟却惨遭杀害，施琅被迫降清，任福建水师提督，与郑成功为敌。
1682年施琅率领清军东征，攻克澎湖，打下台湾郑氏王朝。当时的台湾同清朝政府经过多次的谈判都没能达成一致，而施琅作为收复台湾的功臣，对完成清朝的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清奠定现代中国版图，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国家做出了贡献。
在清军人澎湖之时，有人认为施琅可以借此机会为亲人报仇，施琅却以其宽广的胸襟告之，我们的作战是为国为民，而非私事。他还示意他的手下，不能公报私仇。
收复台湾后，朝廷内部对是否留台的问题产生了争论，在施琅等少数大臣的力争下，康熙转变了之前“弃台”的观点，认识到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采纳了施琅的意见，决定留守台湾，治理台湾。
忠，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即要尽心尽力，真实诚意，没有二心。而对辗转于明清的施琅，人们的看法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视施琅为“叛徒”，作为一个臣，他就必定要忠于其主。本是明朝将士的施琅，就得臣服于明朝，臣服于郑氏，乃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辞。台湾本是他的故土，而他却引狼人室，带领着清廷军队攻打台湾，这是对国家的不忠；明清之争乃满汉之争，施琅投身强大的清政府而欺凌弱小的台湾，是对民族的不仁；施琅进攻台湾，打倒郑氏政权，背叛了曾经的君主，是对君王的不义，由此可见是个十足的“汉奸”。
有人追捧施琅为“民族英雄”，认为郑成功杀害其父亲和弟弟，是不义在先，那么施琅的降清也就不是不忠。而此时清朝的建立和强大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郑氏坚守的台湾与清朝政府不再是两个民族、两个帝国之间的斗争，而是关乎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不管是满族还是汉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收复台湾，是从大局出发，从整体的利益出发，他维护了中国大一统的版块，维护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所以说施琅是个忠国忠民的有功之士。
也有人认为，评价施琅，不能够因为他投靠清军，就给他背上“叛臣”的罪名，而否定其作出的贡献，也不可因为收复台湾而一味将其尊奉为“忠义”的圣贤，忽视他易主的事实。
历史已然逝去，对于施琅的评价，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而施琅到底是不是忠臣，也自有后世来评说。
18多尔衮的确有叛乱之心
多尔衮（1612.11.17—1650.12.31），即爱新觉罗·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清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完成大清一统基业的关键人物，清朝入关初期的实际统治者。清军入关，清朝问鼎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
多尔衮得祸的原因，史书归罪为他想当皇帝。乾隆帝以为，这是“诬为叛逆”。他明白，中国历史上那些当了皇帝的人，包括他的父亲雍正帝在内，在他们没有当皇帝之前，有谁没有想当皇帝的念头和动作？
想当皇帝的人，为什么当了皇帝就没有罪，没有当上皇帝就有罪呢？问题就在于做皇帝的怎样对待反对派。彭孙贻以为，多尔衮“初称摄政，次称皇父，继而称圣旨”，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没有称谓的皇帝。但多尔衮 “无成谋，拥戴者骎骎，骑虎难下。”这是认为，多尔衮不是毁于政敌，而是拥戴者拍马招摇所致。
多尔衮的一生跌宕起伏，他可谓是个文武全才，但是为何又会在争夺后金汗位之时失败，他是否有意夺取大清帝位，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的关系为何？多尔衮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个不解之谜。
多尔衮死后获罪，残酷而血腥的屠杀，至于多尔衮得祸的原因，史书归罪为他想当皇帝。但是乾隆帝却认为这是“诬为叛逆”。那么多尔衮是真的有叛逆之心吗？
少年得志的多尔衮在努尔哈赤死后，与皇太极争夺后金汗位失败，其母阿巴亥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所谓的太祖遗命而自尽殉夫。得宠于努尔哈赤的多尔衮本是最有可能继承汗位之人，却被皇太极继位，内心的不甘可想而知。多尔衮通过卓著的战功，逐渐获得了皇太极的信任，也正是通过这种信任，他开始逐渐削弱昔日曾打击他与母亲的敌对势力，等待时机，觊觎权柄。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有一件当年审问多尔衮心腹刚林的档案，其中说：“刚林昼夜不断往默尔根王处阿谀奉迎”。多尔衮死后，他在以往的一片“皇父之恩浩荡”的呼声中败下阵来。
多尔衮除去两位主要政敌之后，不久便称皇父摄政王。在此之前，顺治为了安抚多尔衮，已经赐封其为皇叔父摄政王。现在由皇叔父摄政王到皇父摄政王，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意义却相差千里，现在就相当于两个皇帝，多尔衮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多尔衮死后下葬之时，还偷偷将生前准备的黄袍、大东珠、素珠、黑狐褂等放人棺内。而这些东西，也只有皇帝才拥有使用权。
多尔衮生前没有公开称帝，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其实力不能与皇权相抗衡，但是他的种种迹象表明，他确实是有谋逆之心。
如果多尔衮能像李世民收用魏徵那样，那就称得上胸有成谋了。或者退一步说，他生前能在反对派的挑剔监视下，严于律己，谨慎从事，与朝廷大臣之间的距离不要拉得太远，反对他的人就不会那样蜂拥而上，以至于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造成全局的败亡.
19曾国藩兵权在握不反之谜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太平天国运动掀起中国农民运动的高潮，伴随着太平天国产生的还有曾国藩的湘军。曾国藩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军，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之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清王朝最具实力的军事力量。而此时清政府的八旗军战斗力早已薄弱不堪，因此曾国藩成为晚清的支柱石。曾国藩身为朝廷重臣，又手握兵权，政客门生满布天下，控制了清政府的半壁江山。
天京陷落之后，李秀成被俘，曾国藩的实力进一步增强。此时的他就像三国的曹操，北宋的赵匡胤。赵匡胤在适当的时机黄袍加身，成为一代帝王，留名青史，与赵匡胤情况极为相似的曾国藩为何没有造反呢？如果他以自己实力强大的湘军为主力，联合李秀成的太平军，抗击清军，成功的机会不谓不大，为何曾国藩会放弃如此好的契机？
一方面，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胡林翼、左宗棠已经开始劝进；另一方面，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军以后，清朝统治者违背了自己“克复金陵者王”的诺言，使得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劝进份子再一次拥戴曾国藩出面，反抗清廷。随后名满天下的学者王闿运也力劝曾国藩造反。面对这么多人的提议，曾国藩依然拒绝。这其中也有他自己的思量。
从曾国藩自身而言，曾国藩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忠君卫道的观念根深蒂固，造反的可能性不大。而且，曾国藩熟读史书，也深知造反会给中国带来极大灾难。晚清时期的中国，列强环绕，已经经不起一点内乱了，过大的动乱只会给带来亡国的危险。而且当时洋务事业蓬勃发展，曾国藩还对实业救国抱着一丝希望，所以把自己大多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中国的建设之中。另外，曾国藩不想做赵匡胤可能还与曾国荃有关，他也不想再重演赵匡胤与赵光义的故事，曾国荃积极劝进，甚至比赵光义更有野心，曾国藩即使黄袍加身，也难保曾国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从实力上讲，湘军虽名义上有30万，实际上曾国藩能调动的仅有10余万人。李鸿章淮军势力早在太平天国未灭之前就独树一帜了，左宗棠自立楚军。曾国藩湘军内部并不团结。而且曾国藩手下几员大将都已自成一派，关键时刻也难保他们不投靠清政府转而对付自己。况且，湘军经过长年的征战，已不复当年朝气，军纪腐败甚至超过当年绿营，战斗力也明显减弱。此外，曾氏集团的下属官宦都是恪守封建教义的地主阶级，也并不愿意与李秀成的太平军势力合作，因为有失他们的声望。
从当时的中国现状考虑，内忧外患，即使打败清政府，坐上了皇帝宝座，曾国藩所接手的江山早已残破不堪，更何况还要面对列强的侵扰。
对于清政府来讲，对曾国藩早已有所防范。咸丰四年，曾国藩自主招兵数万攻陷武昌，就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一介闲官就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对清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反而有芒刺在背之感。所以天京陷落之后，清政府当即派了重兵把守天京，实际也在监视曾国藩。
正是由于诸多原因，曾国藩才会放弃了劝进，反而采取措施，自削兵权，以释清廷之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