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针对当时中国赌博成风、鸦片泛滥的社会颓败现象，王国维在《去毒篇》里调出了一剂解药--宗教与美术。他认为国民患病的原因，于国家，在于不修政治及教育不够普及；于国民，主要是其精神痛苦、空虚除鸦片以外，没有可以慰藉的东西。而国民自身的原因又占主要方面，若不解决这一问题，即便把全国的罂粟种全部烧掉，斩断了印度、南洋的运毒通道，也还是不能改变其民众的萎靡。因此，要根除毒患，除修明政治、大兴教育以提高国民文化和道德素质外，尤其要注意国民之感情。宗教与美术。前者适于下层社会，后者适于上流社会；宗教可以给国民希望，美术可供国民慰藉。
"以宗教代鸦片"，于王国维而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个人本来就不信任宗教。只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可能得到良好的教育。至于美术，包括雕塑、绘画、音乐、文学等，尤其是文学，能给人心灵上的慰藉，所以可以作为他们的"宗教"。
王国维对文学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斥责以文学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乃是对文学神圣的亵渎。他认为大文学家在精神领域的位置高于政治家："生一百个政治家，不如生一个文学家！"他痛切地感到，在重政轻文，只求当世之用的功利驱使下，文学家无不成了俯首听命、唯唯诺诺的拍马屁的能人。
可是，他不是鲁迅，并不是他灵魂的痛苦之深不及鲁迅，而是他生就了和鲁迅截然不同的生命气质。他们其中一个在不同凡响的痛苦中走向了尼采的超人哲学，另一个在自虐自责的痛苦中没入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意志哲学。对于王国维来说，他手持最锋利的解剖刀、身边放置着最精妙的治疗仪器，可他却在为病人手术时迟疑、犹豫，甚至害怕得双手颤抖。他对时代提出的建议，只能是"建议"而已，他不可能将这"建议"转化为暴风骤雨的、"干涉"式的行动。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鲁迅是幸福的，在那个时代中，他是无数人的导师、领袖和启蒙者，时代特意为他留出登高一呼、一呼百应的位置，给他一吐胸中不平之块垒的机会，可王国维只能像一只见不得光的地鼠，朝着自己的内心越来越黑暗的深处挖洞，最后千疮百孔的心坍塌了，成了安置自己的坟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