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文化交流都是双向的，但由于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特殊规律，造成了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严重的“贸易出超”现象。当代印度学者指出：“几乎很难发现梵语同汉语、日语等其他主要亚洲语言的互动交流。中国和后来的日本文化的确受到了佛教及佛教文学的影响。但在印度，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中国文学或哲学施加的任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泰戈尔对中国文化的过滤接受显示出中印文化互动的独特魅力。但泰戈尔之后，在作品中主动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印度作家非常罕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当代印度流散作家维克拉姆?赛特（Vikram Seth,1952—，本文按照印地语发音将其姓译为赛特）是一个典型，他的中国游记、他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译介以及他的中国题材诗歌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他与中国文化结缘是中印文学交流史值得书写的重要一章。但是，作为一位典型的后殖民作家，赛特的中国书写既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也反映了他以西方之眼观察和思考中国的一面。他的中国书写浮现出“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并存的双重形象。本文尝试对赛特的中国书写进行简略的探讨。
第一节赛特诗歌中的中国元素
赛特于1952年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他曾经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1980年到1982年，赛特在南京大学学习中国乡村经济统计，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赛特在南京学习中文，并开始钻研中国古代诗歌。短短两年的中国之行，赛特不仅写出了后来在西方和印度脍炙人口的中国游记，还为他的中国题材诗歌及译诗集《三大中国诗人》打下了语言和文化基础。跨越印度、西方和中国三大文明圈的流散生活经历，给赛特的跨文化写作影响甚大。迄今为止，赛特创作甚丰，成为世界著名的后殖民英语作家。1983年，他的中国游记《自天池出发：穿越新疆西藏旅游记》出版。1985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拙政园》，反映他在印度、中国、美国三地的生活感受。此书使他第一次获得英联邦国家诗歌奖。1990年和1992年，他分别出版诗集《你们那所有入睡者》和中国诗歌翻译集《三大中国诗人》。根据笔者在印度留学期间的观察，许多印度学者正是通过这本翻译诗集领略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魅力。
赛特与中国古代诗歌结缘主要指他的唐代诗歌英译和他在诗歌创作中对中国文化的利用。这里主要谈谈他在诗歌创作中如何使用中国文化元素。
赛特曾经这样阐述过他的译诗动机：“从我不熟悉的语言翻译过来的作品对我创作的影响和我读原文所受的影响一样深刻。某些情况下，译作如此深切地感染了我，以至于我尝试学习那种作品的语言。有时候，那些作品的形式和精髓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生命苦短，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愉快地以俄语读普希金、以法语读莫里哀，以希腊语读荷马史诗。”赛特的诗人品性使他对中国唐代诗歌非常钟情。在他于1981年初版、1994年再版的诗集《画地图》中，就可发现中国文化的影子：“义净”、“杜甫”、“长城”等字眼交织在他的诗歌中。在这部诗集中，作者已经开始试译杜甫的诗《旅夜书怀》，这预示着赛特将在未来的唐诗英译中作得更出色。赛特走直译路线，争取最大限度地传达中国古典诗歌的美。1990年出版的诗集《你们那所有入睡者》中，收入了赛特翻译的杜甫诗《赠卫八处士》。1992年，赛特翻译的中国诗歌集《三大中国诗人》出版。赛特还加了十三页的英文引言，对三位唐代大诗人作了详细介绍。该书选译了王维的《鹿柴》、《鸟鸣涧》、《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十二首诗、李白的《静夜思》、《秋浦歌》、《望庐山瀑布》、《蜀道难》、《山中问答》、《月下独酌》等十一首诗以及杜甫的《梦李白》、《月夜》、《秋兴》、《旅夜书怀》、《兵车行》等十三首诗。赛特的这本译诗集于1992年在英国和印度同时出版，1994年和1999年于印度再版，可见它在印度拥有自己的阅读市场。
赛特勉力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学，并翻译中国古代诗歌，这使他得到了丰厚回报。他的诗歌明显地体现了唐诗潜移默化的影响。赛特在《江宁之夜》中写道：“一杯茶，还有月亮/青蛙在野草中叫呱呱/一只蝙蝠从金盘/斜飞到银色芦苇的那端/遥远的灯光/筛扬谷粒的声音/孤独的宁静/大雨将至的征候。”仔细阅读某些意味深长的唐代诗歌，就会发现他们对赛特的文化浸润。赛特还以四行诗的形式和简单的意象铺陈进行自己诗歌的中国化实践。如《暗途》一诗：“道路黑暗家已远/而今入眠不舒适/今宵噩梦离你去/明日醒来无忧虑。”
在1985年出版的《拙政园》中，赛特以整整二十七页共十五首诗歌讴歌了中国风情，如《南京的夜》、《杭州公园》、《拙政园》等，从篇目便可见出浓烈的中国文化氛围。1990年出版的赛特诗集《你们那所有入睡者》中，赛特又创作了数首中国题材的诗歌，这显示了中国主题对赛特的吸引力。
总体来看，赛特的中国题材诗歌可以分为几类进行分析。首先是赛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自然景色的描绘，展示了他心灵底版上的“中国风”。例如，《拙政园》第一到九首以及第十四首都属于这一类。第一首《小夜曲》写道：“白色的墙，白色的月光/我漫步在乐音交织的胡同里/有人弹着二胡/庭院地上是两把空椅/仿佛预料我今夜来这里/他微微吃惊地招招手/他熟练的手飞扬起琴弓/我禁不住眼泪往下流/他停下、调音再演奏/梧桐树下一小时/悦己也为陌生人/四海之内皆兄弟。”这首诗是赛特1981年写于苏州的。这首诗是赛特对中国民间生活的梦幻写真，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亲切感受。第二首写道：“木兰花瓣落下来，暗淡、芬芳渐黝黑/躺在空地的地衣上/宁静的庭院有紧挨的石头/和筛子般的树阴。外边的夜空低垂着/水中、镜子和天空的三个月亮/松柏们背靠着星星挺立/茉莉花与栀子花融合了/凋谢的木兰花香。”这里的描绘有些中国古代诗歌宁静致远的意境，恰如王维诗歌中的美丽意境。第九首《晚麦》写道：“黄昏是麦子最好的时光/蛤蟆在高叫/想吃晚饭的孩子们骑在牛背上往家赶/……金黄的麦子低垂着头/在高处的路边那一头/长着没有移植的绿水稻/可我只想看看这麦子。”这首诗写活了中国农村的自然风光和民风习俗，它让人不由得想起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具有中国古典诗歌神韵的还有第十四首诗《杭州公园》：“紫藤枝，紫藤叶，紫花瓣/飘向金鱼涟漪间/待她落定花又坠/下有红鱼游紫藤。”
作为一位诗人，赛特和他的前辈泰戈尔一样，有一颗热爱生活的永远年轻的心。他们往往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一些值得记忆和留心的美丽。例如，赛特在《拙政园》第四首《北庙塔》里写活了中国儿童的顽皮可爱。赛特在诗中以汉语拼音“waibin”和“Ni hao”写出了汉字“外宾”和“你好”，这使诗歌增加了一种中国文化气息。赛特对中国儿童的爱延续着。离开中国多年以后，赛特在《苏州公园》一诗中写道：“木兰树摇荡，那些大而柔软的鲜花/落在垃圾堆上面/老爷爷安静地坐了几小时/孙子在他的膝盖上睡熟/头顶的树遮挡了天空/附近有人打太极拳/一只蝴蝶在他迷糊间飞了过去。”正如李商隐所言：“此情可待成追忆。”这里对普通中国祖孙的描绘，对中国人安居乐业的羡慕，反映了赛特对自己早年中国生活的不倦追忆。
赛特在诗歌中还展示了他对中国民间社会的别样观察，而这些观察有的恰恰命中中国社会某些弊端。例如，《拙政园》第五首“微波楼”写道：“池塘绿如绿豆汤，四尾大鱼/如红椒，在泡沫中穿梭/从某处岩石飞来的野麻雀/警觉地注视这一切。来了两位情人/盯着公园里的鱼儿和老外/他们在爬满地衣的树下又说又抱/还拿铅笔刀在树皮上刻其大名/向后代炫耀（假如树还活着）。”这是对那对情人愚蠢自私举动的批评，而这样的人在当今中国也远未绝迹。《拙政园》第七首《苏州大孔庙》将赛特关于中国现实的一个侧面的思考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首诗是对某些随意破坏文物的人的批判。一般人都知道，印度人有一个优秀的传统，那就是珍视并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赛特学习中国文化，他应该知道中国文化传统的伟大，因此，此处的讽喻诗是有积极意义的，能让今天的中国人三思。
有人说：“赛特不反感流散者的居无定所及其寻根，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感觉不到漂泊在外或文化无根。”《拙政园》“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漂泊者的“诗性阐释”，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就是这样一位后殖民流散作家，他却在中国题材创作中表达了非常鲜明的眷恋意识，他在诗中这样写道：“孤寂的时刻，我意识到/我跑遍世界却积攒了/知识一样繁多的乡愁，因为我发现/一旦来到这古怪的美国/那中国就整个地掠走了我的记忆/感动和激荡心灵的是/那些梓树、大鹊鸟和我的朋友。”赛特在这里使用了流散作家偏爱的一个词汇“乡愁”（nostalgia），这个词表达了赛特与中国深厚的文化之缘。
总之，通过上面的简单介绍，我们发现，赛特是当代印度作家中积极正面利用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某种意义上看，研究当代中印文化交流者，如果缺少对他的中国题材创作的研究，显然是有缺陷的。
第二节赛特游记对中国的双重书写
形象学研究首先兴盛于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和德国等地，对异国形象的研究是与比较文学在法国等地的发轫同步的。对异国层面的关照，不可避免地使最初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们将目光落在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上。卡雷主张在研究国际文学关系时，不必拘泥于考证，要注重探讨作家间的相互了解，人民间的相互看法、游记、幻象等。由此，他将形象学研究定义为“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卡雷的高足基亚在1951年出版的《比较文学》中，专门开辟一章“人们所看到的外国”，对形象学研究内容和方法作了说明。基亚尤其注重对于游记之类作品的研究，因为游记包含了很多丰富的文化信息。此后，法国学者巴柔和莫哈等人对形象学原理和方法进行了更加深入系统的探索。形象学主要研究一国形象在异国文化语境中的传播、影响和变异，并分析这些异国形象产生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并发现折射在他者身上的自我形象。异国形象研究对于不同文明之间的自我反省和交流理解有着促进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奈保尔和赛特等人的跨文化书写，特别是他们的印度游记或中国游记值得从形象学原理来思考和阐释。
对于赛特的中国题材创作来说，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他结束中国之旅后于次年即1983年出版的游记《自天池出发：穿越新疆西藏旅游记》（下简称《自天池出发》）。该书出版当年即获西方的托马斯?库克国际旅游图书奖。事实上，赛特穿越了中国四个省（自治区）即新疆、甘肃、青海和西藏。《自天池出发》记叙了中国民间风土人情、山川景观和少数民族宗教生活。本书配有大量的照片，全是作者自己沿途所摄，生动反映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民间生活场景。该书详细地记录了作家的所见所闻，写活了中国内陆地区的风土人情。赛特在记叙中不断穿插他对中国的文化体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评价，形成一幅比较完整的正反交织的中国印象。换句话来说，赛特的游记中浮现出令人亲切的“文化中国”形象和神秘恐怖的“政治中国”形象。因此，他的文本是形象学研究的范本。
在形象学研究领域，法国学者强调研究套话模式等，并将异国形象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即集体无意识的结晶体来对待。形象学的特征由以下关键词来表述。一为“形象”，它包括异国的形象、民族的形象和作家自身特殊感受所创造的形象。二是“社会总体想象物”，社会想象物代表了异国形象的历史层面，它是这个形象在社会、历史、心理和哲学层面的深化。三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如果说“社会总体想象物”是关涉异国形象的平面展开的话，“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就是它的纵深拓展。“社会总体想象物”是理解一个文本或作家塑造的异国形象的关键，它建立在整合功能与颠覆功能之间，亦即建立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的张力上。以上关键词及其衍生的相关原理，构成了形象学解读赛特游记之类的跨文化文本的思想资源。
意识形态具有整合功能，它与套话等紧密相连。与此相反，乌托邦形象在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具有社会颠覆功能。换句话说，乌托邦话语由于向往一个根本不同的“他者”社会，故而对异国形象的表现，是对群体的象征性模式所作的离心描写，它是还异国以相异性。在赛特的中国游记中，乌托邦话语体现在他对中国风土人情的描摹上，体现在他对中国的文化体验上，这是对中国形象的正面描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