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康达雅晚期小说更倾向表达下列二元对立关系如印度和英国、穷人与富人、物质与精神等。这一切都互相联系着，有时还互相转换调适。她的小说《沙里玛尔》(Shalimar,1982)将东西方的协调一致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该小说后来在英国出版时题为《快活城》(Pleasure City)。故事主要围绕在印度南方海滨一个遥远的渔村建造一座豪华旅馆而展开情节。这一伊甸园似的旅馆的建设花费了数月时间，将摧毁附近渔村的传统生活，带给人们新的希望或困惑疏离感。它吸引了众多的观光客、艺术家、摄影师和人类学者，还吸引了一些抱着其他愿望来此的人，包括西方人。故事主人公一为《金蜂房》里阿瑟的孙子图里，他负责监督旅馆的建造，一为聪慧过人的十六岁印度打鱼男孩里基。图里常常会受到帝国殖民统治“回声”的困扰，里基则时常与逝世很久的英国传教士密谈对话，那个传教士曾经教育过他，在小渔村世界里唤起过他崭新的惊奇和知识情趣。与《占有》中被嫉妒、贪婪、占有欲甚至仇视所笼罩的卡罗琳和瓦尔米基之间的所谓友谊相比，图里与里基等人之间的友谊可谓至纯无邪、充满敬意，它能带给双方友爱而不用担心伤感和尴尬。在故事的高潮处，英国人和沙里玛尔这个渔村的西化印度人到一个有色情雕像（象征旺盛生机）的福斯特式的山洞前野炊，人们在此发现一个被遗弃的婴孩。东西方界限仿佛被填平，那个深爱里基的天真荒唐的英国人皮尔夫人决定收养这个被遗弃的女婴，并留在印度这个真实世界里。正如大卫?鲁宾所言：“无疑地，玛康达雅想借这一情节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给福斯特的马拉巴山洞一个反讽似的评价。她笔下的山洞不是空空如也、也不具毁灭性，更不产生幻觉，相反，她的山洞充溢着欢呼人类性行为的艺术作品，还提供了一个婴孩，让作为礼物的婴孩和接受者双方都得到拯救。”鲁宾还认为，《沙里玛尔》以极为精炼的素材而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结构，发人深思、引人共鸣，与其说它是福斯特式不如说是莎士比亚式的作品。这是“一首按照莎士比亚晚期浪漫风格而谱写的关于人类之爱的协调与胜利之诗”。里基与图里、孤儿里基与他的养父母、皮尔夫人与里基、皮尔夫人和弃婴等组成一种从未有过的家庭关系，它是“一种自由慷慨、充满爱心人性的家庭关系，这种关系能够填平最宽的鸿沟、甚至包括分离开来的英印鸿沟”。在五年以前的《金蜂房》中，玛康达雅描叙了一种基于英印冲突之上建造一项工程的紧张对立心理，而五年后的《沙里玛尔》却表现了双方的合作意识，人们的心态改变并有所交流融合。过去的苦涩没有忽略或忘记，但它已被减小到合适的比例而变得可以忍受。书中主人公图里的祖父曾经对他说的话可以视为玛康达雅对解决英印复杂关系的一种思考：“我的孩子，印度是个复杂的国家，只有双方融合才能知道她已给予我们什么，而我们又怎样以适当方式回报她。”一旦达到融合阶段，哪一方的文化都不可能保持原样。总之，玛康达雅借这一小说将英印关系的风险降低到最低点，抛弃了许多被印度所迷惑震惊的人有过的绝望情绪。这也是她对英印关系探索的不断超越。
1972年出版的《无处安身者》是玛康达雅的重要作品之一。由于它处于玛康达雅创作期里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中间阶段，实际上，比起上边提到的小说《沙里玛尔》更有代表性，因为它非常全面地反映了玛康达雅关于海外印度人命运及英印关系的一些理性思考而非浪漫设计。印度学者评价说：“在《无处安身者》里，在收养他和自动流亡的国家里，一位漂泊的有色人面临着众多的敌视，感受着强烈的孤独。”他还认为，玛康达雅的作品良莠不齐，这可能部分来源于她描述的真实性问题。“在她所有的作品中，《无处安身者》和《金蜂房》是最成功之作。”《无处安身者》中的主人公斯利尼瓦斯早年生活在南印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对印度独立没有抱任何希望，他和家人在印度受到了英国人和印度同胞的羞辱，因此结婚以后，二十岁的斯利尼瓦斯决定与妻子一起离开印度，定居英国。这仿佛是作者自己生活经历的艺术写照。斯利尼瓦斯在伦敦南部买了一栋房子，两个孩子一个娶了英国女子为妻，逐渐与父母在沟通方面产生了裂痕，另一个成为政府反对者，后在开救护车时被炸弹炸死。斯利瓦尼斯的妻子后来逝世了。孤独中，他与一个没有偏见、充满爱心的英国妇女皮克琳同居。再后来，他患了麻风病。一些英国种族主义分子仇视移民，斯利尼瓦斯在他们的攻击之列。他们将斯利尼瓦斯的麻风病视为东方邪恶危险的一个具体象征。一个狂热的种族主义暴徒弗雷德放火烧屋，斯利尼瓦斯因此身亡，弗雷德仿佛遭到天谴，在放火过程中被卡住，被自己放的火烧死。此即故事大概。
《无处安身者》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将叙述的场景分为两半，一在伦敦，二在印度，且印度出现在小说中间部分。这样的安排象征了斯利尼瓦斯所代表的海外印度移民们文化心理被活生生撕裂成两半的残酷事实，同时，印度场景在中间闪回似乎可视为印度时刻都在游子心中游弋。印度学者认为，与拉贾?拉奥、乔治?拉明等人一样，卡玛拉?玛康达雅同属关注重塑种族意识的“自动流亡（或曰“自我流放”）的小说家之一”。另有印度学者持相似观点。他认为，玛康达雅和拉贾?拉奥、奈保尔、拉什迪、乔治?拉明等人一样，属于“来自前殖民地的流亡作家”，她与这些作家相同的是，力求描叙“普世的而非某一种独特的文化”。身为“自动流亡”者的玛康达雅将自己的一些真实体验注入了笔下的印度移民困境之描述中，这使小说读来特别真实感人。
奈保尔曾经在自传性长篇小说《毕斯瓦斯先生的房子》中，将同样身为印度移民的主人公毕斯瓦斯一生寻求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的心理状态描写得活灵活现、令人辛酸。斯利尼瓦斯一家人也有拥有房子的强烈愿望。当斯利尼瓦斯终于将房子买好时，他的妻子瓦桑塔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们终于得到了一点东西。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我们可以在这里按照自己习惯生活，虽然这是异乡的环境。住在这里的还有我们的孩子，他们孩子的孩子。”而斯利尼瓦斯却没有这么强烈的感情表现，因为他心中念叨的是返回印度故土，在自己的土地上按照印度传统习惯生活。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的话触动了他的内心：“我们的人，包括你们和我们，当他们来到这里时，都忍受不了英国的食物，那种食品淡而无味，即使他们本地人都承认这点。”两个儿子相继离开家庭自立或身亡后，妻子瓦桑塔逝世了。斯利尼瓦斯百无聊赖，想到了回国。但他却是一个无处安身者，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回家的任何希望。朋友告诉他说：“如果你不坚强，这里没有地方能让你安顿下来。最好离开这个国家。”斯利尼瓦斯激动地回答道：“对呀，怎么不呢？你知道的，我妻子在生前就说过我们应该回国。是的，也许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但是，离开英国这个念头瞬间又让他不禁畏缩起来。作者叙述道：“当他精力充沛时，他曾经对自己许诺回去。然而，当他的精力逐渐不济时，他发现，他不知道要去印度的哪里，或者去印度干什么，因为一切东西都在印度独立运动斗争期间被毁弃了，包括自尊、生计、家庭完整等。当这些强烈的生活勇气缺乏时，离开英国的决心也就不再有了。”斯利尼瓦斯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孤单寂寞地苟且偷生。
在这种情况下，玛康达雅为他设计了一抹生活的亮色。一个同样无家可归的英国女人皮克琳带着一颗真诚而善良的心走进了他的生活。两个同病相怜的人跨越种族界限生活在一起。她告诉他：“如果一个人住在外国，他最好尽量按照当地人生活方式过日子。”因为皮克琳带给了他异国生活的阳光，他的回答带着一种自豪：“现在这已经是我的国家了……我的国家。我在这里比在自己的国家更感到舒适自在。”为此，他们尽量照顾对方习惯，继续着他们难得的平静生活。但是，根深蒂固的印度教徒文化心理使斯利尼瓦斯在回答儿子邀请他过圣诞节时暴露了本性。他告诉已经习惯于基督教世界生活方式的儿子说：“圣诞节只是基督教的宗教节日。我不想庆祝它。你尽可与别人去庆祝。”稍后，在回答皮克琳的问题时，他再次显示了文化认同的心理危机。他告诉她说：“人们意识不到，当他离开自己国家时，有多少东西被活生生切断抛到身后。那些人们当时压根儿没有想到过的东西忽然就变得不可思议和重要起来。”善解人意的皮克琳附和道：“微不足道的东西也很重要。”她还告诉斯利尼瓦斯：“可以有所补偿的。如果某人被斩断了母文化，常常存在另外一种文化可以吸收利用。”他的回答是：“但是你明白，我们，也就是说，我妻子与我都认为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上述对话显示了玛康达雅关于后殖民时代海外印度移民文化身份认同困境的艺术思考。印度学者曾经说过：“流亡不仅意味着移居者从自己领土向他自认为更满意的国度的身体和地理旅行，还意味着他与母国割断了精神和象征的联系。”斯利尼瓦斯的心理危机恰恰属于流亡困境的自然反应。斯利尼瓦斯的身份危机非但没有缓解，反而不断升级。在日趋严峻的种族歧视压力下，皮克琳也被迫接受了斯利尼瓦斯属于劣等种族的观念，而后者也日益认识到横亘在两个种族之间的天然差别和巨大鸿沟。这使他百感交集。斯利尼瓦斯的内心独白如是展开：“我是一个陌生人。我被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作者紧接着的叙述是：“印度几乎可以视为一种慰籍人心的空气，放松一下他那紧张的肌肉。”斯利尼瓦斯穿上了印度传统服装，他告诉皮克琳：“要是我在印度的话，我就穿这些衣服。”对方提醒他的话将他拉回到冷冰冰的现实世界里：“但你不在印度，现在你是在英国。”他回答说：“这里的人们不会允许的。这是我错误的想当然……我将被扫地出门，这是他们想干的事。我是一个英国的外来者。当然，实际上我是一个印度人。”可以说，异乡人的感觉伴随了斯利尼瓦斯的悲剧一生，这是后殖民时代失去家园的海外印度移民共同的悲剧，但似乎也可视为“自动流亡者”玛康达雅的内心独白。
玛康达雅不光表现了印度移民的困境和文化无根的悲剧意识，还以大量的篇幅揭露了一些英国人对移民的偏见、歧视和迫害。这一创作旨趣在十多年后拉什迪的《撒旦诗篇》对英国海关歧视移民、虐待移民的揭露中得到呼应。一些无知的英国人对东方人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如小说中的格拉斯夫人在谈到东方人的服饰穿戴时说道：“东方妇女不会穿戴，不是吗？这是大家的一致看法。到头来她会非常难看的。”而在英国与法国侵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事件爆发时，斯利尼瓦斯的反应是：“这是枪炮外交，东方世界过去一直就这么称呼它。”他还认为，那些国内的英国人“必须一起承担英国的罪恶感”。这说明斯利尼瓦斯东方性格的一面。也许正因为如此，弗雷德等人欲除掉斯利尼瓦斯这颗眼中钉。弗雷德当面对他挑衅道：“我一直在寻找你。”他还称斯利尼瓦斯为“黑杂种”（black bastard），后者坚决反抗说：“我不是！”弗雷德虽然后来一把火烧死了斯利尼瓦斯，但是他自己也没有逃脱被大火烧死的厄运，这仿佛象征种族歧视的黑色大火不仅毁灭了印度海外移民，也毁灭了种族歧视者自己。这体现了玛康达雅艺术思考的深度和力度。在小说最后，皮克琳悲痛欲绝。格拉斯夫人本不愿看一下斯利尼瓦斯的尸体，但迫于情势，只得应付一下场面。她假惺惺地安慰皮克琳道：“亲爱的，哭出来吧，这样你会好受点。”她还告诉对方，不要太在意这件事，并不要自责。皮克琳的回答是：“自责？我为什么要自责？我只是关心他而已。”这一结局似乎预示了安妮塔?德赛在《鲍姆加特纳的明白》中为在印的德国边缘人雨果所安排的惨淡结局。在种族歧视的悲剧面前，玛康达雅还是留给世人一点希望的亮色。她让人明白，黑白二分的世界里，还有人性和同情存在，这使读者、也使海外印度移民不至于过分灰心绝望。印度学者A. K. 辛格认为，玛康达雅的文学世界是二元对立的世界，主要包含了东方与西方、个人与社会、种族与种族、理想与现实、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等系列的冲突对立。此言不差。玛康达雅对于后殖民时代印度移民命运和英印关系的艺术思考的确体现了上述旨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