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布瓦拉1927年生于德国，父亲是波兰犹太律师，由于纳粹法西斯迫害犹太人，1939年举家逃亡到英国。她在那里接受教育并以英语写作，同时成为英国公民。1951年，她与一个印度拜火教徒（祆教徒）建筑师结婚后，随即移居德里，在那里定居二十四年，并抚育了三个女儿。她在印度期间，创作了九部小说中的八部，还创作了四部短篇小说集和多个电影剧本。1975年，她离开印度定居纽约。贾布瓦拉创作丰富，是当代后殖民小说家中的佼佼者。人称其为“重要的后殖民小说家”。贾布瓦拉的早期小说主要描写印度人，到了后来，她开始越来越关注在印欧洲人的命运，这与她自己的双重身份有关。有人认为，贾布瓦拉作品具有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喜剧风格，实际上她的作品并没有多少喜剧成分，相反，其作品的悲剧色彩倒是非常浓厚。奈保尔曾经这样评价贾布瓦拉：“深入印度社会内部，且以一种能让人接受的评价来对其进行断言的唯一作家就是普拉瓦尔?贾布瓦拉，而她是欧洲人。”贾布瓦拉的代表作为1975年出版并获得当年布克奖的长篇小说《炎热与尘土》（Heat and Dust）。除此之外，她还创作了《在印度之外》和《热情的本质》等作品。本章以《炎热与尘土》为重点，对贾布瓦拉的印度书写某些侧面进行探索。
关于贾布瓦拉的国籍归属问题，英国学者大卫?鲁宾认为，她被大多数印度和西方论者归入拉贾?拉奥、M. K. 安纳德、R. K. 纳拉扬等人的印度英语作家之列，实际上，她自己并不这样认为。鲁宾认为，贾布瓦拉不应该被“视为印度作家，她实际上属于英印作家写作传统。那些英印作家以外来者的优越意识带着挑剔和常见的傲慢眼光看待印度”。1974年，贾布瓦拉告诉别人：“实际上，我生来就是一个被置换的人。”她的话揭示了她与奈保尔等文化心理被置换的后殖民作家的共同点。同一年，在接受别人访谈时，对方问她是否愿意被视为印度作家，她的回答是：“不，我怎么会呢？我不是印度作家，对吧？这一事实无可动摇。因为我的出生背景、祖先、传统都不同，我与印度作家的写作姿态不同。如果我必须被视为哪一类作家，我宁愿是那些书写印度的欧洲作家中的一员。”这清楚地表明，贾布瓦拉并不认同印度文化身份。大卫?鲁宾在他的著作中将其归入英国作家之列，考虑到她早期的英国公民身份和英国生活经历，这样做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考虑到她曾经身为印度公民，且大多数印度学者均视其为印度英语作家或印度海外作家进行研究，因此，本章仍尊重印度学者的惯例，将贾布瓦拉纳入印度海外作家之列进行研究。当然，这也不妨碍将她归入英国作家的行列进行研究。笔者在拙著《英国文学中的印度》便是如此处理的。这也是印度海外作家或世界流散作家给研究者带来的魅力所在。
有的学者认为，贾布瓦拉在书写印度的作家中非常独特：“一方面，她属于吉卜林、福斯特和保罗?斯各特等英印作家的搭档，另一方面，她又可以与R.K.纳拉扬、安妮塔?德赛和卡玛拉?玛康达雅平起平坐。她既是非印度的外来者，又是众所周知的自己人，印度大家庭中的一员。”这里说的是贾布瓦拉的优势所在，即外位视角和内在视角并存的双重视角。大卫?鲁宾认为，贾布瓦拉“不仅从印度流亡，还曾流亡到印度。因此，她处于一种永远的流亡状态”。贾布瓦拉在短篇小说《感受印度》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为了到印度而来到这里。我想在印度改变自己。”鲁宾和贾布瓦拉的话提醒我们，分析贾布瓦拉的印度书写，必须先弄清楚其身份意识。这可从她的自述入手。
1966年，贾布瓦拉在为自己的短篇小说集《感受印度》（An Experience of India）所写的引言“我在印度”中，非常坦率地讲述了自己对印度的真实感情和印象。有人评价道：“‘我在印度’试图勇敢而诚实地解释她对这个国家的感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她仍然住在印度。这篇文章得到西方的普遍青睐，但在印度常常遭到严厉的批判。”这篇文章是这样开始的：“我在印度几乎度过了自己全部的成年生涯。我先生和孩子们都是印度人。我不是，并且我身上的印度性逐年减弱。”这第一句话就让人了解到她对印度复杂暧昧的心绪。贾布瓦拉接下来叙述道：“印度在人们身上反应强烈。有的讨厌它，有的喜欢它，而大多数人二者皆备。”她认为，接受和体验印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往你会在一个地方停止以保护自己。印度是一个太厉害的国家，欧洲人的神经承受不住。这里存在一个印度体验的循环，西方人往往都会掉进其中：“第一阶段是狂热期，印度的一切都棒，第二阶段里，印度的一切并非都那么出色，第三阶段里，印度的一切都令人生厌。对有的人而言，循环到此为止，而对其他人来说，循环重新开始。我已经一次次经历过这种循环，感到自己被拉进一个轮子，不断旋转再旋转，七上八下，不停颠簸。”在这样一种痛苦心理的循环状态下，贾布瓦拉毫不隐晦地说：“然而我必须承认，我对印度不再有兴趣了。现在我关心的是我在印度，有时灰心地将它归结为我在印度生存着。我最好再坦率一点。我之所以在印度只因这里有我最深的人类联系。如果没有嫁给印度人，我想我永远都不会来这里……我知道我属于错误地住在这里的人。”贾布瓦拉与奈保尔早期的印度印象非常相似，她说：“印度最明显的事实是，它非常贫穷落后……谁能对此视而不见？天知道。我曾经试过。”印度人对此已习以为常，也许这与他们相信人的再生有关。作者话锋一转，说这些东西不是她所关心的问题，她只关注自己在印度的境况，关注现代而西化的印度及现代而富裕，西化而教养良好的印度人。不过，作者很快食言，她叙述自己对印度的态度是：“我发现自己变得很恼火。我不想谈论印度。”因为，印度留给她的痛苦太深太多，其中数印度的炎热最为折磨人。她为此举了一些例子。接下来她说：“我用这些夸张意象目的是显示印度会变得多么难以忍受（骇人听闻的说法）……我想，不光是欧洲人，印度人也不得不寻找地方躲避那常常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除了印度的炎热气候使作者难以忍受外，印度的文化习俗也使她倍感不适。她说：“我喜欢聆听印度的颂神曲。它们就像从井里刚打上来的清泉。”她的感受是：“听到这些歌曲时，我感到神清气爽，所有烦恼无影无踪……我变得耐心而善良，感到一切都好。不幸的是，这些宁静安谧持续不了多久。过一会儿，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称道，我也不再高兴如初。”她举了一个例子，如有人对她说：“快看，我们能在牛身上看到神，印度灵魂多么美妙！”而当贾布瓦拉自己努力印证体验这种印度的“美妙”时，结果并不美妙而是苦涩无比，因为对她而言：“我很快就明白了，牛就是牛，并且是骨瘦如柴、营养不良、病态怏怏的牛。”贾布瓦拉为此解释道：“谈到这里，我似乎已经触及到问题的实质所在。住在印度并心安理得，你必须在相当程度上把自己变为印度人，并采纳印度人的心态、习惯和信仰，如果可能的话，还塑造一种印度人格。这怎么可能？即使这是可行的，并不自欺欺人的话，那又怎会令人向往呢？”贾布瓦拉说，她自己已经试验过穿戴印度的莎丽，温顺地想象在牛里看见神，但是这往往不能持久，到头来，她都以失败而告终。在这一“引言”的结尾，贾布瓦拉给读者和自己留下一丝希望：“有时候我确实回到了欧洲。但是，过不多久我会烦恼不堪，又想回到印度。现在我发觉很难适应欧洲的气候。我已经习惯于印度的炎热气候，似乎需要它。”1976年，贾布瓦拉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的工作就是试图探索我自己那些没有探明的领域……我描写印度场景，并非为它之故，而是为我自己。我的工作是，一个单独的欧洲人试图调和印度那困惑人心的生活进程。”综上所述，贾布瓦拉与印度的文化邂逅及其印度书写的复杂心态基本明朗。
在贾布瓦拉的短篇小说集《我如何成为一个圣母》中，她在《英国女人》这篇小说中记录了一个五十二岁的英国女人萨迪在印度度过最后一晚时的意识流。萨迪在印度生活了整整三十年，千方百计想融入印度生活，却以失败告终，她最后决定离开印度回国。她回国的代价是撇下三十年的婚姻和印度丈夫、儿女和孙儿孙女。贾布瓦拉写道：“正是在这个孤寂的时刻，她作出了离开的决定……但事实上，她回想起来，她的这个决定已经酝酿了二十年。她甚至能确切指出二十年前的哪一天，她第一次发觉自己不想继续在这里生活。”萨迪与印度文化无法达成共识的悲剧在《炎热与尘土》中也得到强烈的艺术表现。
有人认为，贾布瓦拉是一位作品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家。虽然《炎热与尘土》是一本出色的作品，但它不是贾布瓦拉最好的小说。事实上，这一作品给贾布瓦拉带来了更大的荣誉：“相当大的程度上，贾布瓦拉的声望就建立在她的小说《炎热与尘土》之上。无疑这部分归因于它获得过布克奖，电影改编方面也再次成功。”1975年出版的《炎热与尘土》是作者“最后也是最有争议的关于印度的作品。比起她的任何其他作品来，《炎热与尘土》为她在印度招来了批评家们的辱骂，而在西方又获得大量的赞誉”。拉什迪曾经说过，贾布瓦拉有一种“文化无根的意识”，她在印度的名气“比她在西方的名气要小得多”。看来，拉什迪此言不假。一些印度评论家认为，《炎热与尘土》延续了西方书写印度的传统，诋毁印度形象，是一部反对印度的作品，是对贾布瓦拉本人在印度二十三年痛苦生活的总结。八年后，电影版《炎热与尘土》在印度掀起新的愤怒浪潮。某些印度人认为，这部影片本质上属于种族主义性质，但同时，也有部分印度人认可这一影片。如同样身为印度海外作家的安妮塔?德赛认为，她没有在这部电影中发现任何反对印度的立场观点，她坚持声称：“如果这部电影批评了某一社会，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抨击印度。”
《炎热与尘土》这部小说借鉴了18世纪古典小说技巧，在叙述之中穿插了主人公之一的日记摘录和书信的引文。整个作品的结构却是电影式的不断闪回穿插，时空交织变换，显示的是贾布瓦拉电影剧本创作实践和影片剪辑经验的引申。故事有两个主人公，她们是不同辈份的人。作者放弃了她在以前小说中使用的全知全能的单一叙述视角，采用了两位女主人公的复式视角。她们两位是白人血统，一位是奶奶，另一个是孙女，都对印度怀有幻想。她们都与印度男人发生了人类最古老、最自然的关系。
第一女主人公奥莉维娅美丽可爱，她嫁给白人同胞道格拉斯。奥莉维娅与福斯特《印度之行》中的阿德拉小姐一样，也带着美好的愿望来到印度，并与印度和印度人有着这样那样的纠葛，因此与她自己的白人族群疏远开来。有意思的是：“奥莉维娅的白人肤色和金黄头发象征了帝国缔造者们值得为之战斗牺牲的东西，但她自己却难与他们观点一致……奥莉维娅不喜欢带着优越文化的傲慢心态扰乱当地人风俗。”1923年，印度人的生活方式还摆脱不了传统习惯的支配，如萨提制、童婚制等。按照萨提制，妻子变为寡妇时要为死去的丈夫殉葬即与丈夫同时举行火葬。印度作家泰戈尔曾经在他的短篇小说里艺术而深刻地批评过这种陋习。但是负载着作者微妙信息的奥莉维娅却表现出对于萨提制的无比宽容。在争论中，奥莉维娅不同意道格拉斯等人对于印度风俗习惯的疏离乃至反对姿态，认为他们不尊重印度人遵照自己方式来生活的权利。奥莉维娅与道格拉斯在思想感情方面难以沟通，心理裂痕增大。她不与白人丈夫和好，而与印度当地的一个土邦王公即纳瓦布（Nawab）好上了，后来与后者达到一种形影不离的状态，并怀上了纳瓦布的混血儿。她与纳瓦布的跨种族婚外情及私奔显示出一种丰富的文化意味。这仿佛是保罗?斯各特笔下曼纳斯小姐奔向库马尔的情节重演。但在混血的恐惧心理中，奥莉维娅进行了堕胎，这反映了她还没有具备《统治四部曲》中的曼纳斯小姐生下库马尔的混血女儿的勇气。奥莉维娅后来在孤寂中死在异国印度，她要求按照印度教葬礼方式进行火葬，几经波折，终于获准。她的骨灰和灵魂留在了印度。
小说的第二个主人公即为本书的叙述者“我”。“我”是道格拉斯第二房妻子的孙女。孙女对奥莉维娅奶奶所遗留的日记书信非常感兴趣。作者用一种极富艺术魅力的手法，把两位主人公的经历相互交织，进行对比叙述。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大英帝国殖民印度的历史已经写进书里，但贾布瓦拉笔下那后殖民时代的印度依旧是那么炎热难耐，尘土依旧漫天飞扬，愚昧贫困依然困扰着人心。与奶奶奥莉维娅一样，孙女也爱上了当地印度人，并全身心地越过了种族的最后防线，怀上了印度人的混血儿。她比奶奶胆量更大，仿佛是保罗?斯各特笔下的曼纳斯。在小说的结尾处，她说：“当然，首先我要生下我的孩子。”为此，她去了喜马拉雅山的一个静修院寻求精神援助。至于即将生下的混血儿能否能在后殖民印度顺利成长，她这时还来不及考虑。故事到此戛然而止。祖孙隔代的“东方传奇”在此降下帷幕。
印度学者M. 穆克吉认为，总括起来，《炎热与尘土》有五个方面的主题。其一是采用镜头不断闪回的方式，将1920年代和1970年代进行时间与空间的艺术组合，检视在印欧洲人跨越半个世纪、既同且异的东方生活体验；其二是“展示一种文化强加于另一文化之上的破坏性效果”；其三是暗示人类关系可以“为体验和幻想之循环提供一种暂时的栖身之地，这是生活中的绿洲”；其四是表达贾布瓦拉的一种观念，即“印度带给住在其间的人一种地狱般感觉，但同时又传达了一种天堂似的感受”；第五个主题是“探究带着热情和深爱住在印度及印度之外的人的生活方式”。这五个主题暗示了《炎热与尘土》的复杂和暧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