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C.T.莫汉蒂和斯皮瓦克等人为代表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家发现，西方的女性主义研究有忽略第三世界女性境遇的学术倾向。如果说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视界中的“被看”发生了历史变形的话，那么，第三世界妇女则在这种“变形”中沉入了历史地表。莫汉蒂鼓励第三世界妇女结为政治联盟，争取“说话”的权利。斯皮瓦克坚持必须产生一种异质文化复原的方式，即承认第三世界妇女作为一种具有性别的主体，是具有个性和多样性的能动主体。为此，斯皮瓦克身体力行，以大量的论文探讨第三世界妇女的声音怎样浮出历史地表的问题。例如，她在1987年出版的论文集《在他者世界里》的一篇论文题目就叫做《属下的文学再现：第三世界的女性文本》。斯皮瓦克对第三世界妇女问题的论述，同样适用于考察嘉丝敏之类在西方大都会争取生存权利的第三世界移民妇女。反过来，嘉丝敏等人在美国奋力发声“说话”也是挣脱种族、阶级和性别强权话语的束缚、从而冲出封冻的“历史地表”的最佳例证。嘉丝敏以杀死白人强奸犯的惊人举动拉开她在第一世界“说话”的序幕。接下来，她毫无畏惧地加快了融入美国社会的步伐。她从印度的寡妇和自动流亡的非法移民，变为白人泰勒家的保姆，再为哥伦比亚大学语言系兼职教师，银行家巴德的情人，直至最后离开巴德，接受泰勒的爱，和他一起组成新的家庭。嘉丝敏将自己称为威力强劲的龙卷风：“我是一股龙卷风……我究竟还有多少种模样？还有多少个自我？还有多少个丈夫？”她的内心想法证明，她借鉴了女权主义思想，通过自我身份反复的“文化定位”，在第一世界获得了生存的空间和希望。巴德的妻子卡琳对“抢走”自己丈夫的嘉丝敏说：“你走遍世界，在这个小镇上骤然停下，把最好的男人抢到了手，根本不想想你留给别人的痛苦。”卡琳对嘉丝敏的道德审判忽略了嘉丝敏的“说话”战略。稍后，我们看到嘉丝敏面对泰勒求爱时的内心独白是：“我不是在男人间进行选择。我只是夹在美国的希望和旧世界的责任间为难。”既然已经决定在第一世界扎根，嘉丝敏最终选择在泰勒肩头哭泣洒泪，挥别所有伤心往事，带着龙卷风一直前进的劲头，带着对新生活的渴望和向往，和泰勒踏上了幸福的归途。故事至此戛然而止。从印度寡妇到最终的泰勒夫人，嘉丝敏完成了第三世界移民妇女在第一世界进行自我身份“文化翻译”的任务，从而初步完成了穆克吉探讨流亡与移民主题的艺术旨趣。同时，嘉丝敏也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了改写第一世界社会文化面貌的过程。拉什迪相信，第一世界将因为第三世界移民而改变面貌。正如他笔下的人物所言：“我们将改变一切。我们自己也将被改变……我们已经被再造了，但我们也将再建这个社会，从底层到表层来改变它的面貌。”已经开始在第一世界扎根的嘉丝敏肯定会以自己脱胎换骨的新移民身份，积极加入到再建美国社会的阵营中去。
在书写跨文化主题、特别是塑造第三世界移民形象时，穆克吉与一些华裔美国女作家的书写姿态形成照应。她们的一些创作理念和写作立场近似。汤亭亭用花木兰的中国传说演绎她的移民主题，而穆克吉用印度教大神湿婆的第三只眼和迦利女神的恐怖表达《嘉丝敏》的抵抗策略。汤亭亭面对读者的责难，强调她是美国人，是以美国作家的立场写典型的美国小说，将中国神话美国化，而穆克吉也坚持反对印度学者对她的印度题材小说的责难，认为自己是美国作家，是向美国读者艺术性地介绍印度。但悖论的是，声称美国作家的汤亭亭和穆克吉都无法摆脱、也不愿意摆脱东方传统文化的“温柔怀抱”。东方文化既是解脱乡愁的良方，还是可以让作品畅销的“润滑剂”。穆克吉将嘉丝敏视为第三世界女性移民中主动融入第一世界、积极寻求“说话”机会的“战士”，强调文化身份的自我“翻译”，这与伍慧明(Fae Myenne Ng)在长篇小说《骨》中的艺术思考有点相似。伍慧明的《骨》超越种族、性别、文化的二元对立，用一种新的视角看待移民身份问题。主人公莱拉最后决定和丈夫梅森一起搬出象征中国文化的唐人街，在更加广阔的天地里生活，这和嘉丝敏跟白人泰勒组成印西合璧的家庭在动机上是一致的。莱拉的举动也是一种对自我身份主动积极的“文化翻译”。嘉丝敏和莱拉都将在自己所创造的“第三度空间”里开始新的移民体验。
1993年，穆克吉出版了长篇小说《世界拥有者》。小说的创作起因于穆克吉和丈夫在索斯比拍卖行里看到的一幅印度袖珍画：“奥朗则布宫廷里的欧洲妇女。”奥朗则布（Aurangzeb,1618-1707）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皇帝。囚父杀兄后，奥朗则布于1658年即位。他号称“阿拉姆吉尔”（Alamgir），意为“世界征服者”。印度莫卧儿王朝在他统治时期，开始走向衰落。与这位皇帝名字有联系的小说《世界拥有者》，主要叙述东西方交流导致的空间置换和心灵体验。流亡、移民、文化身份等艺术元素仍然与这部小说紧密相关。
《世界拥有者》采用现代女性贝叙述古代传奇的技巧对故事进行编排。后来被奥朗则布称为“宝贵的珍珠”的汉娜是一位1670年出生在美国的英国清教徒，她与印度商人结婚后来到印度。她经历婚变后，嫁给了一个印度王子。这部小说和《妻子》、《嘉丝敏》不同的是，它叙述的是西方人在东方印度这个异质文明话语圈里怎么进行自我身份的“文化翻译”的任务。小说虽然有将东方历史文化以东方主义心态“变相出售”给西方阅读市场的痕迹，但其探索东西方文化互译沟通的意图仍然非常清晰。穆克吉自称这是一部“后现代历史小说”。实际上，这部小说本质上是关于移民的小说，它涉及西方人在不同地理空间和不同文化的社会进行身份认证的问题。主人公汉娜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艺术形象，她在异质文明语境中大胆地生存下来，进行文化身份的自我“翻译”。这实际上反映了穆克吉对嘉丝敏似的移民心态进行继续追踪探索的艺术匠心。小说的空间意识被有意弱化，而让位于历史或时间维度。叙述者贝在开篇不久便说道：“我同时住在三个不同的区域。我指的不是东方、中央或太平洋。我指的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还声称：“历史将自己呈现给我们……历史是一个大储蓄银行。”处于历史进行时中的汉娜，不以英国或基督教的智慧之灯来探照检视印度文明。虽然她有时也对印度文化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出现误解，但自从她踏上印度土地，她就认定她属于印度，印度人都是她的兄弟姐妹，而那些来印度抢劫和寻求刺激的英国同胞被她归入异类。她已经不想回到英国了。对热爱自由的汉娜来说，印度是一个理想的地方。许多年以后，汉娜把她的印度之行和在印度的长期居住称为是对自己身份的一种“翻译”。这说明，和嘉丝敏一样，她已经主动而愉快地融入了东方，完成了在印度的“文化定位”，成为一个特殊的“世界拥有者”。不同的是，她的这一同化进程并没有嘉丝敏那么艰辛曲折。故事的结尾，奥朗则布这位“世界征服者”被汉娜这位“世界拥有者”的胆略见识所折服，他赐予她珍珠，并告诉她：“因为你的白皮肤，因为你光辉的气质，因为你的万里挑一，我赐予你这些珍珠。我称你为‘宝贵的珍珠’。”奥朗则布的赏赐和赐名，象征东方对汉娜文化身份积极“翻译”的结果感到满意。总之，嘉丝敏和汉娜在东方和西方跨越时空的“文化定位”形成有趣的对比，这实际上体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里穆克吉关于移民前途的理想设计和乐观心态。
1997年，穆克吉出版了长篇小说《留给我》。她继续探讨跨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主题。穆克吉利用这部小说，“在时空范围里穿梭往来，创造了一种二分法”。这种艺术的“二分法”实际上就是对东西文化激荡碰撞的考察。故事主人公黛碧?德维的父亲是个欧亚混血儿，与泰戈尔笔下的戈拉和拉什迪在《午夜诞生的孩子》中塑造的萨利姆一样，德维被亲身父母遗弃在印度，心灵上刻下了印度文化烙印，后被带到美国由意大利人抚养长大。她和戈拉、萨利姆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印度血统。德维通过艰难的寻根之旅，终于发现了真相，弄清了自己的文化混血儿身份。她和戈拉一样面对身份认同的危机，她声称，当一个人一无所有时，他拥有一切。这似乎与戈拉的世界主义意识相辉映。《留给我》加入了性和暴力元素，这似乎暗示穆克吉受西方阅读市场影响的痕迹。在第三阶段创作中，穆克吉虽然集中笔力探讨移民定居者怎么在寄居国文化环境中被同化的问题，但也似乎可以发现，她对同化问题有了一些新的思考。《留给我》重复了她的处女作《老虎的女儿》中着意考察的身份认证问题。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同样具有印度文化血统，不同的是，塔拉是从印度去美国探验她的文化身份，而德维则从美国到印度来考证自己的真实身份。《留给我》着重思考身份认同而非《嘉丝敏》中关注的文化同化，是否暗示着穆克吉对于第三世界移民积极主动的“文化翻译”多了一份审慎，少了一份乐观？或许，随着她对美国少数族裔政策的进一步了解，对美国移民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她开始反省自己当初的乐观心态，而重新思考跨文化背景下第三世界移民从流亡心态转向文化同化意识的理想方案和艰难历程。
总之，从1971年出版处女作《老虎的女儿》到1993年出版《世界拥有者》，穆克吉从探索第三世界自我流放者的流亡意识，到考察其向移民定居意识的转变过渡，再到这种定居意识的扎根亦即完成自我身份的“文化翻译”、寻求移民生存的“第三度空间”，走过了一条艰辛的个人体验和艺术探索相结合的道路。三个时期的跨文化书写清晰地展现出穆克吉对第三世界移民、对东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思考轨迹。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出版的《留给我》再次回溯到移民的寻根意识，这种关于身份主题的“轮回”叙事似乎意味着穆克吉对移民问题的新思考和理性反省。某种程度上，穆克吉的跨文化三期书写基本上覆盖了从奈保尔早期创作到拉什迪近期创作关于流亡和移民的全部思考内容。她最新作品对文化身份的回溯以及近十年来创作的沉默，似乎暗示了这样一个问题，第三世界流散作家关于流亡和移民问题的探讨，还是一个现在进行时。问题正在不断提出，答案还没有得到统一和完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印裔英语文学和华裔英语文学是当今世界后殖民文学的两大重镇，奈保尔、拉什迪和穆克吉等是当今印裔英语作家的佼佼者，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后殖民作家。华裔英语文学、特别是华裔美国作家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的研究热点，但对穆克吉、贾布瓦拉等同样曾经获得西方文学奖项的印裔美国作家的研究基本上还未起步，这是值得学界重视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新的学术生长点。
